编者按 至201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走过了65年，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出版事业也走过65度春秋。今年，为了回顾人教社与各省（区、市）教材出版同仁们密切协作，长期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一国家任务，人教社发起了“我们（1950~2015）教材工作影像征集与展示”活动，全国各省（区、市）教材代理单位为之积极响应。当张张老照片纷至沓来时，我们睹之心动，似乎又看到了那些年教科书编写与研究、印制与装订、配送与发行的各种场景，听到了照片背后的那一个个旧闻掌故。这些掌故虽仅浓缩为教材出版人的“往事六记”，但却折射出人民教育出版社65年来与时俱进、蓬勃发展的轨迹。

    叶老内蒙古“访亲”记

叶圣陶（第二排左三）与内蒙古教材发行工作人员合影。

　　这张老照片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几代人珍藏的，一群人簇拥的那位老者是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叶圣陶先生于1961年9月随中央考察团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地来到刚刚成立一年的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指导工作，他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三点半，至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一位副厅长与社之社长额尔赫来迎。此社编辑人员约四十人，蒙古族多于汉族，盖若干课本需翻译，固然。与十余人座谈，皆语文方面之编辑。彼辈先提出十一题，余或答或未答，余注意编辑业务言之较详。六点谈毕，与合影而后归。”这次座谈，给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干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念念不忘。在1990年人教社建社40周年之际，该社寄来了一篇感情真挚的文字《人民教育出版社，您好》，还特别提到30年前的这次会面：“（叶老）以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为我们年轻的出版工作者，言传身教，上了一堂生动的编辑出版课，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益，为我们树立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奠定了思想基础。”

    的确，由于少数民族文字课本出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人教社从一开始就对于内蒙古教材编译事业给予了特别关注。早在1956年，为了提升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材编译水平，文化部出版局召集内蒙古、吉林延边教材编译出版的负责人赴京参观学习。内蒙古的3位同志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时任副社长的辛安亭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倾囊而出”介绍编辑出版经验，还提供了教育出版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条例等。这些经验与资料，使内蒙古地区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少走了很多弯路。之后每年春秋两季，为了优先保证蒙古文版本有足够的时间翻译、排版，人教社在新教材或者修订本没有完成排版制型前，总是不厌其烦地手工誊印书稿或修订样本，至于为内蒙古的同行们优先给予安排汉文排版、印刷等繁琐工作的支持，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点点滴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您好》这篇文字中历历得见。在大家的心目中，蒙汉教材出版人就是无私提携的“亲戚一家”。

    其实，65年来，人教社对于包括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朝鲜文、哈萨克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工作，都一直在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教育部援藏工作的统一部署下，人教社就与西藏自治区教材编译中心达成对口援助的协议。多年来，人教社捐资、捐物达数百万元，帮助编译中心改善办公环境，升级办公自动化系统、培训教材编译人员、购置教材培训设备等。同时，人教社一直以租型代理的方式与西藏人民出版社合作，准许其在当地承印、发行人教版各科中小学教材（藏文版）。作为支援藏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人教社只向该社收取1%或1.5%的著作权使用费，是其他各省份的1/5，或者1/6。这些优惠政策，同时也在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不同程度地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

    北京香山编书记

“文革”后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出版后，备受关注和好评。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对此进行报道。

1978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教学组全体同志在北京香山合影。

　　这张老照片是由人教社数学编辑室保留下来的，拍摄地是北京香山饭店，它记录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场特殊的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因为它一开就是3年。

    1977年夏，邓小平同志复出，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他几次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都谈道：“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为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为了保证教材编写有足够的人力，经中央批准，教育部把“文革”中已经星散各地的人教社编辑重新调回北京，又从18个省（区、市）选调了一部分专家、学者和中学优秀教师。这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因为没有办公和住宿场所，在中央支持和协调下，编写专家们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好的香山饭店。

    “随后两三年的时间内，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老编审王宏志说。

    教材编写让人头疼的问题很多。比如，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知识内容进入教材呢（尤其是理科教材）？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一锤定音的也是邓小平。他明确表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于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国家特批了一笔10万美元的外汇，由外交部安排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

    1978年秋季开学，全国中小学亿万新生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这套教材自1978年开始出版，1980年全部出齐，一直使用到1993年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铺开为止，其间虽经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高中学段的教材一直被沿用到上世纪末，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

    当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教科书不光要有“教材会战”的搏命精神，更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长期扎实的科研实践。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创刊，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和一线教学研究的学术专业核心期刊。1983年，教育部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所名，表现了他对这项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教社这一教材建设“国家队”的殷殷厚望。

    时光荏苒，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已经先后研究、编写和出版了11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为基础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教材型版的“武装押运”记

每到春秋开学之际，西南偏远地区新华书店的发行人员，目前还是靠溜索把簇新的教科书送到那些山里娃的手中。

在上世纪50年代缺少仓库的情况下，河南省新华书店干部职工冒着严寒打包发运教材。

上世纪60年代辽宁省新华书店用木制翻板装麻袋机包装教材。

上世纪70年代，河南省林州市新华书店农村发行员靠肩挑背扛在海拔1600多米的深山区发行教材。

20世纪末，河南省郾城县新华书店组织摩托队开赴农村发行教材。

　　曾任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夏志诚，已近耄耋之年。他还清晰地记得1949年那个冬天的历险。

    他们一行三人都携带着手枪、子弹，身后还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护送，一路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乘船溯长江而上，辗转到达刚刚解放不久的重庆，跋涉近2000公里历时24天。一路上形势复杂，有土匪、有国民党军队残余，还有暗藏的特务等反动势力的破坏，尤其船过川江航道的险滩、急流更是险象环生。这么多人一路上小心“伺候”的两个大柳条包，里面不是绝密文件，不是贵重财物，而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材的43种纸质型版。

    夏志诚他们把这些纸型送达重庆后，军管会紧急接管了一些国民党官办出版社、报社的印刷设备，又四处购买纸张，不分昼夜地进行浇版、印制、装订，之后又派部队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分头护送……终于，赶在1950年秋季开学前，让西南数省几百万中小学生拿到了新书，它们已不再是民国时代有青天白日旗的旧教材。后来长期留在重庆出版系统工作的夏志诚说，在那个特殊时期，教科书就是新政权的一种象征，“课前到书”的意义非同小可。

    夏老先生当年长途从北京运送纸型，到当地后再组织生产印制、装订，之后分别送到遍布城乡的成千上万个学校，这一工作流程其实也就是人教社与各地出版单位、发行机构“租型协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初期纸张紧缺、印刷能力不足、交通条件落后，社会主义教材出版就在这样艰难的状态下，探索出了一条区域协作的道路。提前征订、按需印刷，人教供型、地方租印、新华书店配送……春秋两季，这套跨区域、跨行业的协作机制一直循环运转。“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是教材出版人对全国中小学生的一份庄严承诺。无论是繁华城区，还是偏远山区，为了让孩子们在开学时都可以拿到课本，人教社与全国各地出版单位不管面对多么困难的条件，都会顽强地一一克服。

    直到今天，在我国西南部还有一些贫困山区和偏远地区，交通条件依然落后，教科书的发行配送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比如，云南西部纵横分布着无数山脉与沟壑，一道道溜索就悬挂在这些峡谷之中，形成了一座座独特的“桥”。每到春秋开学之际，当地基层新华书店的发行人员，就是靠这样的溜索把簇新的教科书送到那些山里娃的手中。让琅琅的读书声如期在祖国每一寸土地上响起，依然是每一个教材出版人心中不变的信念。

    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变形记

1991年年底，河南新华一厂召开引进激光照排系统，淘汰铅排、铅印技术，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

上世纪80年代，河南新华二厂排字车间女工在拣字。

　　1991年12月，河南省印刷行业的领头羊——新华一厂引进激光照排新技术系统，淘汰铅排、铅印传统印刷系统，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是一场行业革命，使印刷技术彻底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新闻发布会现场的珍贵影像。

    教科书的排制和印刷工艺，几乎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基本上都是铅排、铅印。教材编写完发稿后，先由设计人员在每页稿纸上批注版式、字体和字号。然后就是繁重的手工拣字环节，拣字工人左手拿着托盘和原稿，面对像一面墙一样的铅字架，根据原稿上的批注，右手从铅字架上拣出对应的事先铸好的铅字、标点、公式和符号等。由于中小学教材的特殊性，用到的字体有楷体、宋体、仿宋体、黑体、斜体、正体等，每种字体还有不同的字号。可想而知，拣字工人拣字时只看稿子不看字架，从成千上万个铅字中一个一个地“盲拣”出所要的铅字或符号，每天要走多少路，劳动强度有多么大。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教科书的印制依然延续着古老的铅排、铅印技术，铸字、拣字、排版、拼版、打纸型，飞转轰鸣的印机，有毒的铅作业环境，还有浓烈的油墨味道，都是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每到教科书印制季节，印刷厂的工作量都特别大，经常要花三五个月甚至半年来印制一学期的教科书。那时，出版教科书的工作周期也非常长。人教社的编辑都要求教科书尽早“齐清定”发稿，以给后面的工序留出足够的时间。即使这样，为了抢进度，每年春秋两季全国三四百家印刷厂都在参与教科书印制，印机昼夜运转，工人加班加点。也正是这千千万万的繁忙身影，才保证了每季教材印刷任务的如期完成。

    90年代初期，借助世界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人教社和各省市承担教科书印制的印刷企业首先完成更新换代。之后，在“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照排”16字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印刷技术全面从“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时代。2005年人教社开始使用北大方正的畅流系统，实现了排版过程中每个校次的加密，也为远程传版创造了条件。如今，人教社新版教材全部实现了远程电子传版，各省的生产单位“足不出户”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教材版本，在保障快捷的同时也进一步保证了教材内容的准确。

    多年以来，人教社及各省代理单位为了保证全国中小学生都能用上质量合格的教科书，花了很大力气来抓印装质量建设。从1980年起，由人教社牵头组织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教版教材印装质量检测会，至今连续召开了35届，已经成为业界的一个标杆和佳话。每一次会议，都对各地承印的教材进行严格抽样、检测、评比。多年来，人教版中小学教材印装质检不仅保证了教材印制水平的稳定提高，而且有效推动了行业发展。每年的质检不断对教材印装提出新的目标要求，各省印刷厂的生产设备改造工作不断推进、管理措施也随之完善，中小学教材生产质量标准也一度成为书刊生产标准。

    汶川大地震送书记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5月18日，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殷忠民（中）与四川新华文轩出版集团的同仁
将紧急赶印的心理援助手册发放给什邡灾区的小学生。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8年5月18日，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一周之后。画面正中的中年人是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殷忠民，他正与四川新华文轩出版集团的同仁给什邡灾区的小学生发放心理援助手册。

    面对突来的大地震，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四散奔逃，他们的课本、笔记和所有的学习用品都被掩埋在巨大的废墟中。当惊魂未定的他们准备复课重新开始学习时，普遍出现了“课本荒”。这时候人教社和其在四川的教材代理单位——新华文轩出版集团启动应急反应机制，传送菲林（胶片）、调集纸张、组织印刷装订和发行运输力量，在短短一周之内专门为灾区数十万中小学生生产了一批教科书，在成都、绵阳等各地“帐篷学校”开课之际把油墨喷香的新书，还有崭新的文具用品递到孩子们手里，让他们惶恐不安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为了给灾后的孩子们提供心理援助和卫生常识教育，人教社还紧急编辑了《我们一起度过——献给地震灾后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度过——中小学生卫生防病知识》等读本，传输到四川当地组织印刷。殷忠民等人连夜审看校样，因为宾馆里不断有余震的威胁，一行人干脆到马路上的路灯下仔细校对直到深夜。第二天他们不顾身体异常疲劳，又乘车奔赴各个临时安置点给孩子们发送图书和手册。

    多年来，人教社与各省代理单位的伙伴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保障着“课前到书 人手一册”，多么恶劣的自然灾害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脚步。1998年，全国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我国南方多个省份、东北三省的很多纸张、教材仓库都被淹没，学生开学在即，人教社及各地租型协作单位积极配合，从邻近省份紧急调纸、调书、抢印，帮助这些省份解了燃眉之急。2004年，黑龙江佳木斯市发生泥石流，黑龙江教育厅要求省出版集团赶紧把教科书补到。为了弥补被泥石流吞没的教材，当地出版集团采取了连夜复印的方式，其下属的印刷厂、出版社全部上阵，印坏了几台复印机，最终保证了数千册书的供应。

    教材出版人也常年携手为各地的基础教育事业奉献爱心，他们合作捐赠图书、援建希望学校、捐资扶助老少边穷地区及灾区的教育。2006年，人教社与四川出版集团联合向朱德同志童年就读的四川仪陇药铺垭小学捐资80万元建设教学楼；2007年，联合云南出版集团向普洱地震中受灾的中小学校捐资、捐赠图书50万元。2008年，人教社对汶川等地的灾区公益援助约4000万元。当年，人教社荣获年度国家慈善奖最高奖——最具爱心内资企业。2014年，联合甘肃读者出版集团向甘肃环县习仲勋红军小学等学校捐赠电脑、图书和资金共80多万元。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拳拳的爱心，也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公平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

    “暴恐”威胁下的教材培训日记

    2009年7月6日

    一早起来，就接到亲人、朋友、同事等很多短信、电话，都是说“昨天晚上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暴恐事件，你还要去新疆进行教师培训吗？”消息接踵而来，听说已经死了100多人、伤了快1000人，许多车辆被烧毁。当时乌鲁木齐市的通讯中断，网络也要中断。虽然我心里也很惶恐，但还是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回复亲友们：“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我这是必须要去的，有那么多老师等着呢，我们不去，他们可怎么办呀？在任务没有取消之前，我必须得去！”

    在忐忑中，我和几位同事登上了去乌鲁木齐的飞机。

    7月7日

    由于网络培训顺延一天，所以我今天没有任务。早饭过后，从宾馆15层望下去，往日繁华的街道冷冷清清，路上行人寥寥无几。路边店铺破碎的玻璃橱窗告诉着我们一天前这里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浩劫。

    我的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地收到了领导、朋友、同事们发来的信息，大家都十分担心我的安危，我逐一回复，请大家放心。

    忽然窗外人声鼎沸、警笛鸣起。这时房间里的电话也响了起来，是代理单位——新疆教育出版社的同仁打来的，“老师，出了点状况，赶快把门反锁起来，任何人叫也别开。”“咚”的一声，他急切地挂了电话，不容我询问一句。我立刻反锁了房门，心开始怦怦乱跳，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真实的恐惧感，此刻，它离我是这么的近。

    7月8日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自治区教育厅开通了两条网络专线，使得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网络培训顺利进行。培训原计划只举行半天，但由于授课效果好，又延长了半天。即使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面对如饥似渴的一线教师，培训师们也毫无保留地施教。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多了起来，还经常可以看到大队巡逻的士兵经过，他们经过时，很多市民都在鼓掌，这种场面，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过街通道里，一些市民自发前来给在那执勤的小战士送来了慰问品，我用相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7月9日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的培训任务，安全返回北京。

    这几则日记是人教社生物室编辑包春莹所写，记录了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7·5”严重暴恐事件之后的事情。她当时冒险去新疆执行的是教师培训任务，这是教材售后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市场服务。每一年，在人教社和各代理单位的精心组织、协作下，大批由教材编者、优秀教研员和特级教师等组成的人教版教材培训专家团，寒暑假都会分赴全国各地，宣讲教材，答疑解惑，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十几年中，人教版教材培训近两万场次，培训教师近400多万人次。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