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开年至今，各图书出版单位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一项工作——社会效益自评，这也是全国图书出版单位首次统一量化考核社会效益。

　　2018年12月底，中宣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继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后，中央出台的第一个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量化考核文件。对于出版单位来说，《办法》无疑释放了新一轮出版高质量发展方向的信号。

　　正如明天出版社社长傅大伟所评价的：“社会效益虽然一直放在两个效益的首位，但此前除了导向等重大问题在社会效益评价上具有一票否决的重要性之外，其他的社会效益方面的要求都是软性的，是锦上添花的事，看不出出版社之间在社会效益方面的差距。而此次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把以前很多软性的东西变成了硬性的可量化的指标。”

　　除了对图书出版单位的考核外，中宣部也已印发了《新华书店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2019年将全面推行落实；针对报纸期刊的社会效益考核正在有序推进。可以预见，纳入顶层设计的社会效益评价与考核，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坐标与指针。

　　先行先试

　　“鲜活样本”评价体系探路

　　早在10余年前，图书出版行业就已经在不同地区、不同环节探索社会效益考核，并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江苏、上海等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协同财政部建立省属文化企业监督管理机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等地方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地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进行宏观考核；各大出版集团将社会效益考核与出版单位绩效挂钩，注重考核与激励并行，一些出版单位将社会效益指标落实到编辑人员的具体工作中。

　　2004年，上海就创造性地建立了上海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估体系，10余年来，逐渐形成了包括出书结构、内容和装帧质量、编校质量、突出成果和违规活动5项在内的考核指标。前3项为基本分项，计100分，后2项分别为加分项和罚分项。其中，出书结构包括重点书比例及完成情况、重印书比例及完成情况、业务范围内需要确保比例的主要品种或门类完成情况及五年规划和特别任务完成情况4项具体指标，占比40%；内容与装帧情况占45%；编校质量情况占15%。

　　大象出版社总编辑杨秦予向记者介绍，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所属出版社的社会考核指标主要是政治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和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

　　其中，政治导向出问题一票否决；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占30分，主要考核指标包括教材正常发行课前到书率，入选国家级各类出版规划、重点工程、资助项目种数，出版物境外输出、国际合作项目投资、文化产品出口额，品牌保持度等；社会影响占25分，主要考核指标包括实体书店改造升级、进校园情况，政府采购项目，畅销书、本版书增长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受众反馈15分，委托第三方评估；内部制度建设15分；队伍建设15分。

　　有业内人士分析，尽管考核模式不同、评价指标各有特色，但从整体指标设置情况来看，出版导向、出版质量、获奖出版物、出版“走出去”等是各类考核主体考察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时会设置的共性指标，而且这些指标都与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等挂钩，注重考核与激励并行。各地各机构先行先试的“鲜活样本”，为社会效益的量化考核作了有益铺垫。然而，由于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效益考核难免会出现考核模糊化、表面化倾向，难以形成压力和向导。

　　顶层设计

　　“四大指标”考核全流程

　　从《办法》可以看到，此次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有四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出版质量”（50分）、“文化和社会影响”（23分）、“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15分）、“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12分）。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丁凌云看来，此次《办法》的下发，让社会效益贯穿选题策划、编校印装、出版质量、奖项荣誉、社会评价、国际影响、产品结构、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出版全流程，让图书出版单位有章可循，明确出版方向和导向，将更有利于推动出版社转变经营思路、调整产品结构、重视出版质量、突出专业特色。

　　图书质量无疑是重中之重。业内人士都注意到，在社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中，“出版质量”占了一半权重，为50分。在“出版质量”的两个二级指标“内容质量”和“编校印装质量”中，“内容质量”明确出版底线，即出版物内容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影响恶劣的，分数为0，社会效益考核为不合格。傅大伟认为，对于图书出版单位来说，“内容质量”不仅应该得高分更应该得满分。

　　透过社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图书质量是生命线这一理念再次被凸显出来，多家出版社将2019年定义为“质量效益年”。对于质量考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严格执行稿件三审责任制和责任编辑制度、“三校一读”制度和责任校对制度之外，开创性地建立了付印样质量检查制度，设立编校和质检专门机构，规定对5类图书（中小学教材、教辅书、少儿类图书、高校重要教材、重要学术著作）实行付印前全本质量检查，对其余图书实行付印前抽检部分内容，经质检合格方可付印。这样一套完整、有效、具有鲜明特色的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从整体上提升了该社图书的出版质量。

　　“文化和社会影响”成为必争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包含了“重点项目”“奖项荣誉”“社会评价”“国际影响”4个二级指标的“文化和社会影响”指标，成为出版社最为看重的必争分。而出版机构对重大项目的重视，早已体现在出版单位对于机构的设置上。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对这个项目的得分相对满意，这得益于出版社早就专门设立了重点项目编辑部，努力开拓资源，加大重点项目和获奖出版物的策划、出版力度，保障编辑能够心无旁骛地专注学术出版。

　　“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考核引导出版机构塑造主业竞争力。该指标关注出版产品结构、选题规划、品牌特色等内容生产整体情况，要求出版物符合出版社宗旨和定位的品种占比在70%以上，非合作出版图书占比70%以上，非引进版图书新书占比70%以上。这也意味着出版单位要坚持特色出版、原创出版、品牌出版，严格控制合作图书、引进版图书、个人资助图书的数量，建设特色品牌板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的积累，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形成出版特色和优势，特色丛书品牌如“经典与解释”“薄荷实验”“六点评论”等在业界和学界均有较好声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从2017年开始就规划调整图书产品线，并在2018年按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两大方向继续优化，立足“传播科技创新成果，普及科学知识理念”，专业出版专注发展医学和以新能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前沿科技，大众出版面向“一老一小”，主攻“大健康”、辅攻“青少年科普”。配套产品线调整让安徽科技社在相应指标上得分较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立足控制图书规模，提升有效品种数量，连环画板块积淀深厚，产品经典丰富，层次清楚，在全国连环画市场上举足轻重，艺术学、艺术设计学、美术学等专业出版板块在行业排名中优势明显，成为艺术学、艺术设计学、美术学专业出版重镇。

　　此外，此次考核还注重从制度上保障社会效益的实现，强化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的考核。其中制定并有效执行企业内部社会效益考评机制、中级以上出版资质人员比例在50%以上，将对出版单位的管理产生直接影响。

　　《办法》释放的最大信号，就是让出版单位和图书编辑多出国家和大众需要的、有较大文化价值和较高市场价值的精品好书，实现出版价值的最大化，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大出版工程办公室主任、编审李旭总结道：“图书出版单位不仅书要出得精，而且要成系统，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围绕一个板块持续不断地推出好作品、大作品，有高原更要有高峰。”

　　对标强“硬核”补“软肋”

　　比照考核标准，出版单位更加清楚目前发展中的“软肋”，同时也看到了上升的空间。就4个指标而言，“出版质量”“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应是满分项，因此“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成为拉开“成绩”差距的项目。

　　李旭表示，这意味着出版单位要更加重视有重大社会文化影响的出版工程、出书项目的深度开发，推动出版业推出更多更好的出版精品，而不是以往侧重以出书数量、码洋、利润论名次。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出版分工不同，各类型出版单位在争取重大项目时竞争力有所差异。

　　丁凌云坦承，在“文化和社会影响”指标中的“重点项目”子指标上，安徽科技社有提升的空间：“安徽科技社是地方科技类出版社，入选国家级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国家资助项目较少，影响了该子指标的得分。今后在重点项目上要加大投入，由社委会成员牵头带领编辑部跑市场、与作者谈合作，整合资源，争取在国家级项目上有突破。”

　　傅大伟提出，对于多数少儿社而言，获得国家级资金资助项目难度大，因为不出版教材，入选教材目录的考核项目得分不易。虽然另有“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得分项，但每年全国只有10种选题入选，竞争十分激烈，得分难度很大。明天出版社下一步还需要在做好重点图书项目的策划组织工作方面下功夫，要比以往更加重视针对“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国家出版基金”等适合出版社选题类型的项目。另外，还要针对考核项目涉及的图书奖项进行规划，每年都要推出一些有分量的重点图书，以达到社会效益考核标准的要求。

　　对于“社会影响”考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了“512出版工程”，提出集团旗下每社每年有5种图书获国家级大奖；10种图书发行量超过3万册，成为畅销书；20种图书成功输出版权，对出版社要求较高。同时实施的“对标对表，晋档升位”月度排行榜，鼓励各出版社在大众出版领域做大做强。各出版社都在调整选题结构，优化选题方向。

　　然而在进行考核时，杨秦予也发现了一些难题。如河南省已取消优秀图书奖评选，省部级图书奖只有“五个一工程”奖，而该奖项主要评选文艺作品，大多出版社不具备资质，无法参加评选；国家级三大奖评选2~3年才举办1次，竞争日趋激烈，若要求出版社每年都能获得国家奖很难实现。这势必影响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的分值，给编辑晋升职称也带来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大象社正在积极寻找对策。与《办法》对标，将加大原创获奖图书和畅销大众读物、助学读物的策划力度，专设大众读物编辑部，加大版贸图书的策划力度，加大主题出版类选题策划力度。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03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