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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 - “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书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 “本土派”与“海外派”的对话
ISBN：978-7-300-12702-6 条码：
作者： 杨万东 张建君 黄树东 朱安东  相关图书 装订：平装
印次：1-1 开本：16开
定价： ￥38.00　 折扣价：￥34.20
折扣：0.90 节省了3.8元 		字数： 225千字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数：
发行编号：127026 每包册数： 12
出版日期： 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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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土派"和"海外派"的思想交锋和头脑风暴
四位活跃的当代学者奉献的"思想盛宴"
与关注中国崛起和转型的人一起“共商国是”

回应当前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
用通俗语言解读艰深理论问题
精选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关的12个核心问题，言必有物，有的放矢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谁走在前面，谁就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正处于关键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能不能真正崛起，就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该书是几位活跃的当代学者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议题的观点交锋和头脑风暴。由于所持观点和立场的差异，这场发生在“本土派”和“海外派”之间的对话，精彩纷呈，令人回味，是一场不可多得的思想盛宴。

作者简介：
杨万东，1962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宏观经济、虚拟经济、产业经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编、参编学术著作及经济学、管理学教材十余部，在重要财经报刊发表学术文章及论文80余篇。




Ø 张建君，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独立出版专著3部：《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参编著作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光明日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学术月刊》、《理论动态》等刊物上在主要报刊发表论文80多篇。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加国家级课题3项。




Ø 黄树东，1958年生，现为美国某金融机构高级职员。2009年出版专著《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Ø 朱安东，1972年生，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兼任国际发展经济学会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ssociates, IDEAs) 核心会员，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政治经济学研究所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全国高校《资本论》研究会理事。

章节目录：
一、“加快”转变

1.转变的背景

2.关键在“加快”

3.增长与发展

4.战略重点与目标模式


二、障碍与突破

1.主要障碍

2.体制与机制

3.内生驱动，还是外在推动？

4.破解转变难题


三、转变中的政府

1.政府的定位

2.越权与错位

3.地方政府愿意“转”吗？

4.民生问题大于天


四、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

1.扩大内需与缩小收入差距

2.民生之难，难在何处？

3.国人何以“仇富”？

4.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


五、区域差距与统筹之道

1.区域差距的历史之痛

2.地区差距还会扩大吗？

3.落后地区的转变之道

4.新型区域关系的形成


六、“三农”问题与“囚徒困境”

1.农业发展，有无捷径？

2.农地流转，出路何在？

3.中国城市化的特别“基因”

4.新农村的新农民


七、路径依赖与自主创新

1.自主创新的渠道与机制


2.中国教育何以缺乏创新能力

3.中国的创造力在哪里

4.中国企业的跨越之路


八、中国房地产的爱与恨

1.中国百姓的住房梦

2.房地产依赖与产业虚化

3.土地财政的突围

4.中国房地产业的民生之痛


九、低碳经济的现实与未来

1.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和重点

2.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如何结合？

3.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与博弈

4.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


十、金融体制的全球再造

1.危机与转变

2.汇率之战

3.金融业：主人还是仆人？

4.中国金融业的稳定之道


十一、对外经济的开放与开发

1.外资依赖与自主丧失

2.国际价值链的高端突破

3.中国企业“走出去”

4.对外开发与内源发展


十二、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之路

1.中国经济再转型

2.通胀与通缩，哪个更危险？

3.中国转型的世界影响

4.西方转型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精彩片段：
2.体制与机制


张建君：不管是观念、利益，还是习惯、技术，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在“加快转变”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难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方面，还缺乏有效反映资源、环境等方面成本的价格体制，价格机制在反映资源耗费、环境的成本等方面还缺乏有效性。表现在农产品领域，就是在生产环节所获得的收益非常少，但是在流通环节有大量的收益被拿走，这样造成严重的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因此，怎样形成一个健全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在我国是一个大问题。有了健全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就能够有效地解决疯狂的大蒜、疲软的猪肉，以及难以调控的楼市这些不合理的价格现象，就能够使行业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产生作用，就能够使市场价格机制引导社会资源有条不紊地进行高效配置。

第二，在干部的考核与评价机制方面，要向贴近民生、反映社情民意的公共评价体制转变。中国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干部是决定性的环节。如果干部评价的机制不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落到实处，中央政府的良好意愿和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导向就很难实现有机的协调，也就会出现中央政府的号召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地方政府的追求。这就使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GDP崇拜的现象很难被破除，因此，各地方政府追求铺摊子、上项目等一系列的经济弊病就无法消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各地方政府把扩大投资、铺摊子、上项目、争项目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通过人为造城来造GDP，许多省级政府、地级政府，甚至县级政府，疯狂地进行旧城改造，虽然有其必要和合理的一面，但有些造城现象，例如在鄂尔多斯出现了被称为“鬼城”的空城现象，在有些城市出现了疯狂的贪大求洋的城市广场，这些做法完全超越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负载需求而出现了严重的扭曲，最终的成本还得由老百姓埋单。这说明，地方政府扩大投资、铺摊子、上项目、争项目都是一些错误的政绩观导致的。这样一种不正确的评价机制，在中国催生了一个非常要命的现象，就是政府最能、官员最聪明，政府的许多决策就是拍脑袋、上项目。2006年中央政府所查处的江苏“铁本事件”就是典型代表，“铁本事件”就是在我国钢铁产业严重产能过剩、国际铁矿石厂商对我国严重挤兑时仍然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争取GDP的典型代表。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地方政府中还有多少？急需有效加以纠正和消除。

第三，改革政府体制，要积极推动政府体制从经济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模式相一致的，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又可称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在这样一个经济模式中，政府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担当了主导作用，因此，形成了政府主导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模式，但这种模式中，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腐败案件。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政府不与民争利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有大量的利益仍然停留在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说明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弊端，如果政府仍在经济领域里面扮演主导角色，市场化的投资力量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政府就很难从经济领域里抽身出来，承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应该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容。所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体制方面的一个助推器。

第四，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有助于实现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保持一个合适、恰当的比例。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低成本的发展模式，这个低成本主要体现在我国使用劳动力的成本低，资源环境几乎是无成本，而收益大量被资本所获得，如何改变这样的现象，就是要改善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较低的现象，要真正地使经济增长的福利造福广大百姓，就要使老百姓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倍增，或者说国民经济三步走的战略，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劳动报酬提高的基础上，没有劳动报酬的提高，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整体改善，也就没有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进步的内在压力。

……

黄树东：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扩张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多年以来流行着一个不符合欧美历史和现实的命题：市场和政府是博弈关系，是零和游戏。似乎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大市场必然是小政府。其实，市场越发达、越复杂，政府的监管就越多，政府也就需要发展。比如，一个简单的20多个人的拔河赛，只有一个裁判就行了。而一场同样人数的足球赛，则需要主裁判、副裁判，还有许多巡边员。市场经济是同样的道理。以美国为例，在1903年，美国政府的支出不到GDP的10%, 到了现在接近50%。假如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而政府不相应扩张，必然导致监管缺位，市场缺失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就是真正的丛林大戏，经济危机不断上演。

主导经济发展、管理经济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美国是混合经济。美国40%左右的土地归联邦和州政府所有。美国的高速公路网、许多大型机场都不是私有的，美国政府主导了高科技的发展。原来都以为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市场巡边员，不介入经济活动。其实不然。为什么美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在华盛顿有庞大的常设机构，每个行业都在华盛顿有自己常设的行业协会？为什么每年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游说？为什么政府前高管退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避嫌期以后，会成为大企业高薪追捧的红人？我不是要评论这些，我只是想说，即使是美国这个样本市场经济，政府同样很深地介入了经济活动。美国联邦、州和县政府至少是在口头上，把充分就业当成施政目标。不干预经济，天上掉下馅饼？只是这些现实，都被有些人有选择性地忽视了。

所以，不要把政府同市场对立起来，而是要下决心在体制和机制上解决政府如何主导经济、监管经济，转变管理方式和提高政府效率。中国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走内源发展的道路，要开发西部，要自主创新，都需要政府主导。

……

朱安东：前面已经提到关于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我首先要说的是，体制机制问题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只强调政府，另一个是只强调市场。我们既不能认为政府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能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政府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近30年的问题就在于过度强调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或者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崇拜。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在高调宣称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市场化不够，主要危险是成为权贵资本主义，避免这种危险并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康庄大道就是进一步市场化。在我看来，这种市场崇拜，或者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和危险的。这个世界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所谓的真正完善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已经成熟了、完善了？或者说美国模式的市场经济，是否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的目标模式？像美国这样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先进、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还能爆发出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乃至于爆发出像麦道夫这样的欺诈事件，何况其他国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

杨万东：体制和机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问题，关于体制，我们平常说的比较多的是经济体制，实际上，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情况下，还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只有这四个体制同时良好地协调运行，转变才能真正实现。在过去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主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就是经济体制，整个转轨期结束以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了。政府不能说大和小，只能说好和坏，它正确行使权力就没有问题，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政府，在出现某些应急事件的时候非常有效，而且在一些重大社会活动，比如奥运会、世博会，这样一些大的事件上，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效是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根本无法比的。同时，我们要反思，我们不是老有这样大的活动，我们大量的是繁杂的日常工作，在这种日常的工作中，必须给不同的主体设置不同的边界，只有边界清晰了，职权才能明晰，只有责任明确，执行力才能较好地体现出来。所以，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说没有任务，经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都在经济体制这个范围内。

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已经在积极往前推进，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选举法修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城乡人口平等地按同样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种改革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向前延伸，但是这种体制改革的延伸必须要体现到大多数人正常的、积极的参政议政上，要表达和体现出普通公民的利益和意愿。

文化体制更复杂。我们对文化体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太多的触及，文化是对整个社会进行一个价值取向的定位。比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货币崇拜、市场崇拜、产权崇拜，实际上就是崇拜西方市场文化的一种结果，而这种文化还表现在一些行业的定位上，比如在金融行业，一些天之骄子盲目崇拜华尔街文化，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人、对我们社会思维的一种全面洗脑。我们现在需要树立新的文化，就算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创造的很多文化也是很好的，比如劳动光荣，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已经淡化了，现在是发财光荣、富豪光荣，有多少人认为劳动真的是光荣的呢？这是一种文化的潜移默化的转化。还有我们需要去发掘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也需要发掘西方文化、人类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用这种文化的东西引导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比如一些人在有了财富之后就为所欲为，就是典型的文化失态的表现。现在人均GDP正处在从3 000美元到1万美元转变的过程，如果西方文化笼罩中国社会，奢靡之风滋长，各种创业热情就会消退。表面看是货币文化，其实质是官场文化、赌博文化、腐败文化，如果这些文化现象在我们的体制中不加以抑制和消除，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心理状态，也就无法释放出我们发展的灵性。这个体制我们还可以从纵深来拓展。

张建君：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李克强副总理指出，“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创新体制机制”，这个概括非常精辟。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践来看，一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和各项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全与完善，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突破方向。
书　　评：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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