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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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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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7563822386 |
条码： | |
| 作者： |
吴飞
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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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 0 |
| 印次： | 1-1 |
开本： | 16开 |
| 定价： |
￥36.00
折扣价：￥34.20
折扣：0.95
节省了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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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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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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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编号： | |
每包册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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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4-0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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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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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以随笔的形式对媒介与社会诸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吴飞首先厘清传播的概念、传播学的发展，及引进中国的曲折历程。接着，分析和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虽然大多不是所谓的专业性传播学者，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却是传播学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些深邃的思想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通往智慧的大门，为我们过更融洽的共同体生活提供良好指导。继而以大量文献与史实，介绍了人类社会从思想控制到追寻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足迹，无数先贤为此流血牺牲，最终使自由权利成为人类最响亮的口号和实践纲领。最后，作者对当下社会秩序和道德律令的一些失范表现，努力开启反思之旅，力图为迷失的媒体、公众和社会自我救赎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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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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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浙江大学985_期创新平台“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记协常务理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出版《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媒·文化·社会》《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研究》等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曾获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2013年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优秀成果三等奖，教育部2010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浙江大学竺可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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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目录： |
前言
第一篇 生死迷局
1 传播学的“理论旅行”
2 社会因沟通而存在
3 传播学的死与生
4 实践感与真问题
5 回到芝加哥学派？
6 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
7 传播学范式的革命
第二篇 回望先贤
1 杜威的共同体的梦想
2 戈夫曼的戏剧、仪式和游戏观
3 玛丽·道格拉斯论污垢与危险
4 默顿和他的“中层理论”
5 西德尼·明茨的权力观
6 齐泽克的“幻想”
7 凯博文的“苦难”追问
8 布尔迪厄的“区隔”
第三篇 自由言说
1 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新闻自由
2 美国表达自由思想的来源
3 法国百年表达自由之路
4 中国古代的禁言与抗争
5 消息来源的保护
6 虚拟世界也要建设公序良俗
7 含糊的“第四权力”之说
第四篇 梦醒时分
1 新闻是寻“根”的事业
2 风险社会与媒体报道
3 中国梦与身份认同
4 纳粹暴行还会重演吗
5 相煎何太急
6 新话、双重思想与篡改历史
7 社会标签与社会偏见
8 互联网政治
9 终结谣言？可能与不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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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片段： |
随着单一网络的创建，历史发展的进程似乎开始加速。各种各样的革新与发明、繁荣与衰落、疾病与瘟疫皆通过统一体系的波动，传播到条件允许的任何地方。印刷术的发明大幅度地降低了信息费用，同时也使对信息的政治控制变得极为艰难，虽然它使各种宣传变得更加容易。15至19世纪期间，人类摆脱了长期来自人口数量、食物供应、人类迁移以及经济产量等各方面的束缚。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人类之网已被钢铁、蒸汽动力以及电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以前需要一年时间来传递的信息，此时则仅需要几分钟时间便可完成。世界网络的日益扩展和不断密集，移民、贸易和投资等各种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各地的生态结构都被打乱，有时甚至被彻底摧毁。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指出，20世纪，各种获得定型的通信技术和交通方式（如电话、无线电、电视、电影、汽车、飞机、因特网）等改变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扩大了人们实践活动的范围和获取信息的途径。这些新的技术使得信息在发达国家的传播变得更为民主化，到大约1975年时，发达国家富人和穷人之间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差异已大大缩小。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技术赋予其拥有者以财富和权力，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世界上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代世界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中，只是在这个时代它的变动是由媒介与信息技术共同造成的，这两者带来的变化体现在政治（全球化政治的出现与地方主义、区域主义的复苏）、经济（大众消费品的重组与消费者权利的激增）与文化（大众传媒占据了主导地位，幻想与现实的坚固防线瓦解，这就是超现实）中。美国人类学家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醒我们说，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大众传媒的重要性越来越不容置疑。他认为，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日常经历的发展而延续的，它们塑造了日常经历，也反过来被日常经历所阐释。可惜“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大众传媒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事实上人类学家才刚刚开始把注意力和研究方法转向这一领域”（麦克尔·赫兹菲尔德，2005）。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不明白人类学界在过去为何对传媒缄口不谈，他认为，思考传媒再现方式在建构当代想象、身份和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力量，思考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展示出的洞察力，并思考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必要的。王铭铭也提醒说，社会人类学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与传媒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传媒文化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其研究中引进生活方式的概念，视传媒文化为现代生活过程的一部分。社会人类学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生活方式的体验和分析中包容传媒文化的成分。进入传媒时代后，社会人类学者面临的不再是“野蛮人的风俗”和“西方文化的替代品”，而可能发现“土著”与“现代人”一样透过各种媒体观望世界的变动，与西方人一样用传媒建构着超地方的民族一国家（即“想象性的社区”），用传媒表述着对人和社会的观察（王铭铭，2005）。
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在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中，同以前相比，我们彼此之间的生活距离更近了，我们更多地共享了日常生活的特征，我们有了更多彼此了解对方的习俗和偏好的机会。既然我们的武器变得更加具有杀伤力，并且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包括那些发明、生产、销售和使用它们的那些人的家园，那么，同以前相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进行对话而非战争。但愿我们能抓住这个唯一的机会；同时，我希望，通过反复试验，我们最终懂得，除了对话之外别无选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球村正成为现实，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也因为人类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正如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世界正在走向平坦化。全球传播研究，也因为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双重推动，而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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