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上下）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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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毛泽东传（上下）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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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7-300-21514-3 |
条码： | |
| 作者： |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
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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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 平装 |
| 印次： | 1-1 |
开本： | 16开 |
| 定价： |
￥139.00
折扣价：￥125.10
折扣：0.90
节省了1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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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
94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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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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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编号： | 215143 |
每包册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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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5-0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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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潘佐夫的这本《毛泽东传》以翔实的史料（其中多为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评述了毛泽东的一生。
该书不同于海内外其他毛泽东传记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大量苏联档案，进而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方面颇有新说。阐述这种关系也是该书的一个中心内容。
该书细致地描写了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叙述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全书叙述生动、史料丰富、内容严谨、叙事客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毛泽东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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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亚历山大•V•潘佐夫，1955年生于俄罗斯莫斯科，现为历史学博士、美国首都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该校爱德华和玛丽•凯瑟琳•格霍德讲席主持者。曾在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的扬斯敦州立大学和德保罗大学任教。也曾多次来华讲学和从事研究。著述甚多，主要有：《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卡尔•拉狄克与中国：俄国档案中的未公开文件》、《毛泽东传》、《邓小平：革命人生》。他还是《彭德怀自述》、《毛泽东诗词》和蒋介石的回忆录《苏俄在中国》俄文版的主要译者。
潘佐夫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汉学家。其著作已在十多个国家出版且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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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目录： |
第一篇 “润泽东方”
第一章 菩萨的养子
第二章 在新世界的门槛上
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第四章 空谷足音
第二篇 做什么?
第一章 红楼之梦
第二章 民众的大联合
第三章 世界革命的吸引，还是专政的魔力?
第四章 “走俄国人的路”
第三篇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启示
第二章 加入国民党
第三章 希望与失望
第四章 与蒋介石周旋
第四篇 枪杆子与政权
第一章 联合战线的破裂
第二章 通往苏维埃之路
第三章 井冈山上的红旗
第四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五篇 领袖的诞生
第一章 在共产国际的羽翼下
第二章 激烈的党内斗争
第三章 长征
第四章 西安事变
注释
下册目录
第六篇 “形式与结果”
第一章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
第三章 斯大林、毛泽东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章 红色麦加之行
第七篇 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影响
第一章 在朝鲜的冒险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第三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四章 伟大的转折点
第八篇 从斯大林化到毛泽东化
第一章 思想解放
第二章 “大跃进”
第三章 饥荒和恐惧
第四章 “海瑞罢官”
第九篇 最后十年
第一章 “造反有理”
第二章 红卫兵的悲剧
第三章 “571工程”
第四章 孤独
注释
参考文献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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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片段： |
对毛泽东来说，在一师读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来自与杨昌济教授的相识。杨是一位衣着整洁不俗、年纪刚过四十的谦谦君子。他在中西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广博学识使他的学生们为之倾倒。他参加过1898年的变法运动，认识许多中国知名的教育家，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追随者也是挚交。1903年他出国留学，在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多年。1913年他回到长沙，旋即收到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聘书，请他担任省教育厅厅长。他婉拒了邀请，宁愿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一个普通教师，而不愿在政府高就。在四师与一师合并以前，他也一直在四师兼课。毛泽东第一次遇见他就是在四师，时为1913年秋。从此开始了师生之间长达七年的友谊，直到杨昌济于1920年1月中旬逝世。
两人之间的情感可谓惺惺惜惺惺。关于杨昌济，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了下面这席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下面则是杨昌济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的评价: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农家多出异才。
由于教学有方、博学多才，杨昌济教授在学校里有“孔夫子”之称。除了伦理学，他还教逻辑学、哲学和教育学。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他的理解中，这种自由主义又与明代著名的儒家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教诲纠缠在一起。王阳明是赋予个人以首要价值的少数中国思想家之一。杨教授还致力于传播另一位大儒王船山（1619—1692）的思想。后者也强调个人人格独立的重要性。
杨昌济对其学生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学生们可以连续几天听他上课或与他对话而不感到厌倦。学生们甚至在周末跑到他家里去聚会。常去他家的学生包括毛泽东、萧氏兄弟、蔡和森和张昆弟。“一群严肃的青年思想家聚集在……杨先生身边，”萧三回忆道，“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巨。他能令他的听众如痴如醉、钦佩不已。” “杨先生人格高尚……他的高贵的气质和年复一年的辛勤教学赢得了学生们的极大尊敬。”杨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合写了一篇讣告以纪念他们所爱戴的老师，讣告的作者中就有毛泽东。
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样的观念本来应该为杨教授的学生指出一条对中国社会进行自由的和民主的重建的道路。可是，杨教授在与学生们讨论王阳明和西方哲学家们的这类观念的时候，其重心不在于强调抽象意义上的、为所有人谋自由的思想，而是将其置于“英雄与群氓”的架构之下，用一种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方法来讲授和讨论这些观念。他宣称，中国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个人，要求他的学生坚持自我修炼，每天不辍。他忠告其学生们说:“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杨昌济相信强者有权使自己摆脱公众道德的束缚，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阐释王船山关于古代的道德观念已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的主张的。同王船山一样，他也谴责传统的儒教徒的复古理想。在毛的这位老师看来，伦理学一般说来只应该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个人的自我实现。
在这位精神导师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伦理学原理》的中译本，这本书的作者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作者在此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如果全神贯注于一个精心规划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个人追求目标的行动本身，就是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这一断言使毛确信，伟大的个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凌驾于所有其他伦理原则之上。用人们更熟悉的一句话来说，毛所确信的，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个想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自信、倔强、梦想建功立业的乡下青年的性格和意向。他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上写下了总计多达12000多字的批语。这本书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从下面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正鹄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志。……道德非命令的而为叙述的。……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从上述言论中只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毛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一个不受道德束缚、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的强者，在这里呼之欲出。发号施令的意志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在这里跃然纸上。我们这位中国版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吸收的，就是这些思想。这位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位置上。他不仅想要成为拿破仑或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还想做救世主。如此解释自由主义，确是别开生面!不是为每个人谋自由，而是由他来给世人立法。
这里倒用得上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翻来覆去，毛泽东强调的，无非是一个代词:“我”。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偏离了“阶级道德”和“阶级斗争”，他已经自觉到了自己的伟大，因此，他写出下面这段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催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
芸芸众生，也就是群众，必须盲目听从伟人的指挥!毛对此深信不疑。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民一般说来都是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民尤其如此。1912年6月，当他还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时候，写过一篇短文。此文以轻蔑的笔触提到了中国人民的“无知”，说这种无知使中国人不能正确地评价在他看来具有进步性的商鞅的政策。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是法家学派的创立者，秦国的一个大臣。“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毛泽东写道，“民何惮而不信?……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商鞅是古代中国最嗜血的大臣之一，他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暴政，力主“统一思想”，这些事实没有使毛感到丝毫不安。毛所在意的只是，商鞅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群众之上，成功地获得了权力，并通过他的骇人听闻的改革使秦国强大起来。他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在那几年毛泽东笃信并力行体力上与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其程度不亚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毛和他的同学们不同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唯一之处在于，前者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矢志拯救他们的祖国而非拯救普通人民。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渴求斗争和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都不惮于用非常态的手段折磨自己。在同样狂热的念头的驱使下，毛和他的同学们也都相信意志和理智的至高无上。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坚信自己有随心所欲的权力。我们不知道毛是否也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一样，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而睡在钉满铁钉的床上。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迎接未来的斗争而刻意从事锻炼，则不是什么秘密。正如他对斯诺所说的: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家。寒假里，我们长途跋涉，穿过田野，翻山越岭，绕着城墙走，渡河过江。烈日炎炎时，我们也脱去衬衣，把它叫做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便高声喊叫，说这是一种新的体育项目，叫做“风浴”。在已经下霜的时候，我们还睡在露天，甚至在11月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归于“体格锻炼”一类。
毛及其朋友们的许多做法其实都是在效法杨昌济教授。后者不论季节，常年坚持在冷水里游泳。
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体育之研究”，这绝不是偶然的。此文于1917年4月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上，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因为“毛泽东”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繁体汉字里共有28画。文章是杨昌济推荐给这家杂志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毛在这篇文章里向读者推荐了一套他自己设计的锻炼方法，还建议读者们效法他那位伟大的湖南同乡、太平军的征服者曾国藩将军，说曾国藩80岁的时候还坚持体育锻炼和精神修炼。曾国藩是与商鞅一样残暴的专制统治者，对于这一点，毛同样不以为意。他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即这位曾将军是一位成就了旷世功勋的名人，他所梦想的也正如此。毛认为体育不仅能够使一个民族体魄健康起来，还能够磨砺人民的意志，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他在文章中强调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1918年初读了泡尔生的书之后，毛写了一篇文章《心之力》。可惜的是，此文已佚。有关此文，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杨教授非常喜爱此文，给了一个满分:100分。
毛泽东有志做一个强势的、率性而为的、目标明确且不受任何道德羁绊的大英雄，这一事实并非不可理解。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无拘无束的气质使他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历史上的伟人使他心驰神往。然而，仅此尚不足以解释一切。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祖国江河日下的颓势，视其为奇耻大辱。贪婪的列强和割据一方的众多土皇帝正在剥削着他们的国家，毛的许多同龄人也都梦想着成为能够领导国家打倒这些势力的巨人。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够击败傲慢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推翻腐败的官僚、军阀和寡头的专横统治，救民于水火之中啊!张国焘回忆说:
我与众多老师和朋友多次讨论救国之道。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基督教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有时候我又确信体育是救国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体育还是一个新观念。我对救国之道的探求，到了全心全意的程度。
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老百姓的生活，1917年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瑜进行了一次省内徒步旅行。两人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走了900里。一路上结识了不少农民、地方官、绅士和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旅行很容易使人想起俄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活动。毛身穿一件陈旧的浅色长袍，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是一套换洗内衣、一块毛巾、一个笔记本、一支毛笔和墨水。最后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为学生，他们只能通过给所到之处的老百姓写牌匾、启示和对联之类的东西来换取糊口之资。当时的毛泽东对劳动的态度显然已经有所改变。毛、萧二人吃住在农家里。在近距离地观察农民们的苦日子的时候，毛十有八九想起了自己艰苦的少年生活。在所有历史上的大英雄中间，当时的毛最想仿效的人物是刘邦。刘也是农民的儿子，百折不挠的意志驱使他组织穷人起来反抗暴秦统治，最后战胜了所有对手，建立了伟大的汉朝。毛的旅伴萧瑜当时就察觉到了毛的这种情绪。多年之后，萧瑜回忆了他和毛在这次湖南省内漫游途中，就这位使毛深感兴趣的皇帝的历史地位而进行的争论:
“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做了皇帝的平民，”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必须承认他是一位大英雄!”
“哦?我不这么看，”我反驳道，“刘邦是个坏人，……他太自私，太自我中心，不配做一个皇帝。”我解释说:“他不过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并且碰巧实现了这个野心的庸人而已。……他推翻了一个暴君，结果不过是让自己取而代之。秦朝没了，汉朝来了，有什么区别吗?两个朝代一样坏。……他背信弃义，毫无人性。还记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打仗的朋友和将军吗?在他的军队获胜、这些人成为著名的领导人之后，他就害怕这些人中间会有人觊觎他的宝座，于是他就把他们统统杀死了。你也知道，有些人被杀后还被剁成了肉酱，有些人还惨遭灭族之祸!……他是个非常残忍的坏蛋。”
“但是，如果他不把他们杀了，他的皇位就坐不稳，他很可能坐不多久就失去皇位。”毛泽东说。
“为了成为政治上的赢家，一个人就应该杀害他的朋友吗?”萧瑜不胜惊讶地叫了起来。但是毛不想让谈话再继续下去。“我们两人当时都知道，”萧瑜写道，“他野心勃勃，自比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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