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 - 出土简帛《老子》《周易》研究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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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
出土简帛《老子》《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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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7-300-23826-5 |
条码： | |
| 作者： |
丁四新
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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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 | 0 |
| 印次： | 1-1 |
开本： | 16开 |
| 定价： |
￥58.00
折扣价：￥52.20
折扣：0.90
节省了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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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
177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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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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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编号： | 2014B2351 |
每包册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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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7-0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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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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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出土易学的成果集结。前两章，分别讨论了数字卦问题，梳理了《说卦》三篇后得和汲冢竹书《易》等问题，解决了“《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是什么”的重大疑难问题。中间五章，研究了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文本和思想；从解《易》原则、阴阳说、乾坤说及今本、帛书之思想比较四个方面，全面概括和论述了帛书《易传》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点及其学术价值；还论证了《缪和》《昭力》二篇的“子曰”和“孔子曰”的观点。最后两章，梳理和分析了《老子》《周易》这两种经典的文本演变特征及文本思想之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从出土易学材料的角度论述了《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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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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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曾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二级教授，现兼任湖北省周易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先秦两汉哲学、简帛思想、儒家哲学与经学。出版《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先秦哲学探索》等专著5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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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目录： |
第一编
第一章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第一节张政烺的相关研究与本章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从出土材料看《周易》卦爻画的性质
第三节从出土材料看《周易》卦爻画的来源
第四节西仁村陶拍易卦与西周《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来源
第五节结论
第二章《说卦》三篇后得问题与汲冢竹书《易》述论
第一节《说卦》三篇后得问题
第二节汲冢竹书《易》述论
第二编
第三章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从帛书《易传》看孔子解《易》的原则
第三节《易》之义萃阴与阳
第四节乾坤说与龙德说
第五节余论
第四章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第一节从“史巫之筮”到“君子之《易》”的转变
第二节观其象辞与由德生义
第三节成德施教：以“名之君子”和“谦以处盈”为中心
第五章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
第一节从师徒问答的方式论《缪和》的“子曰”为“孔子曰”
第二节从文献和思想论《缪和》《昭力》的“子曰”为“孔子曰”
第三节余证与小结
第六章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
第一节提出问题：追问《缪和》《昭力》的分合关系
第二节《缪和》篇文本的内在分别
第三节《昭力》文本分析及其与《缪和》的关系
第四节余论：由《缪和》《昭力》看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第七章马王堆帛书 《二三子》疑难字句释读
第一节“鸟正虫”与“化虫”
第二节“时至矣而不出”与“猒在廷”
第三节“民相以寿”
第四节“精白敬宫”与“敬宫任事”
第三编
第八章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
第一节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及其思想变动
第二节早期《周易》文本的变动与经义的改变
第三节申论两种性质的古典文本与对20世纪相关学术观念的反思
第九章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
第一节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解释观念
第二节经、传解释系统的分立与当代《周易》解释的困境
第三节训诂与《周易》本经的重释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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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片段： |
第一编
第一章 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第五节 结论
综上各节所论，张政烺先生不仅提出了数字卦问题，将那些甲金材料上的数字组首先明确地判定为易卦筮卦，而且试图揭明《周易》阴阳爻画的筮数来源，这都是极富学识和学术价值的设想与创举。所谓数字卦，已完全被楚简《筮法》篇所证明，而后者在思路上也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张先生肯定帛书、汉简《周易》俱为阴阳爻画性质，这也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楚竹书的发现，应当肯定在战国中期《周易》经文的卦爻画已为阴阳性质了。不过，在《周易》卦爻画具体由何数构成或源自何数的问题上，大致说来张先生的答案是错误的。他认为《周易》阴阳爻画来源于筮数一、六，并认为出土《周易》的卦爻画即由此两数构成，这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出土《周易》的阴阳爻画由“”“”（或“”）构成，前者像“一”字形，后两者像“八”字形。而且，这两种符号在经文和具体筮卦中是应当区别对待的：在经文中，它们应当作为阴阳爻画符号看待；而在筮卦中，它们仍然是表示爻体的数字。另外，张先生将出土殷周易卦与出土西汉《周易》卦画看作高度一致的，这本身在方法论上是缺乏反思的。
楚简《筮法》的整理和出版更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卦例中，爻数“一”实际上表示数字“七”！由此，又最大限度地颠覆了张政烺先生原初的设想，真正揭开了《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的秘密。在《筮法》中，易卦以六、一（七）为经爻，为卦爻画的主干；而以四、五、八、九为用爻，为变爻。其三位卦完全是由六、一（七）两爻构成的。这一发现，可以应用于同期及稍后的战国卜筮祭祷简易卦、清华简《别卦》和秦简《归藏》，甚至可以推广于出土殷周易卦，因为后者从概率上来说，也是以六、一（七）两数出现的次数为最多的。从性质来看，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易卦均为阴阳爻画，它们纯由六、一（七）两爻构成。不过，只有当它们处于阴阳观念之中且以阴指称经爻六、阳指称经爻一（七）的时候，它们才可以称之为阴阳爻画。
《筮法》简的爻数“一”表示数字“七”，完全可以应用于《周易》系统。楚简、帛书和汉简的阳爻画均作“”；阴爻画，楚简、汉简作“”，帛书作“”，均为“八”字形。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爻画“”即由数字“一”抽象化、阴阳化而来，致使对于整个爻画的来源陷入了困境和误区之中，这个误区就是对于阳爻画“”之数字来源的错认，这个困境就是数字错认之后导致无法由揲蓍法（大衍筮法）来说明其来源。现在，由于“”（或“一”）在易卦爻画中表示数字“七”的发现，使得《周易》卦爻画之来源的问题变得豁然开朗，且对其回答充满了实证性。在出土三本《周易》中，“”（或“一”）可以看作数字“七”的省形，而阴阳爻画就是由七、八两数构成的，它们来源于由大衍筮法产生的四象数，另外两个数字九、六则被安排为爻题，在经文中使用。这是一种十分精致且必要的文本构造和安排，但直至今天这一秘密才得以彻底破解。与战国《周易》相对的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周易》卦爻画更接近于所谓数字卦，从西仁村陶拍所载易卦来看，其时的卦爻画是以六、一（七）为主体的，这说明《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在战国早中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
总之，易卦可分为本卦和用卦，本卦指在三《易》经文中，以经爻表现两种爻画之一般形式的卦画；而用卦即筮卦，是以揲蓍法在具体占筮过程中演算出来的卦画。从用卦来看，“数字卦”的概念可以成立，有其单独命名的当代意义。所有筮卦（包括所谓卦例）均可称为数字卦，不过它们毕竟是本卦在当下的应用，因此不存在完全独立意义上的所谓数字卦。即使在殷周时期，数字卦（用卦）也与其本卦相为表里；而即使在今本《周易》系统中，也存在所谓数字卦，这即是具体的占卦和用卦。在先秦，五十五数的揲蓍法和五十数的揲蓍法占据主导地位，前者可称为天地筮法（天地之数的揲蓍法），后者则称为大衍筮法（大衍之数的揲蓍法）。这两种揲蓍法的不同，就决定了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的不同。前一系的卦爻画以六、一（七）为爻体，这见于商周易卦、楚简《别卦》和秦简《归藏》等；后一系的卦爻画以一（七）、八为爻体，这见于楚简、帛书和汉简《周易》。其中，清华简《筮法》以数字“一”表示数字“七”，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起着关键作用。单就《周易》来说，大衍筮法是对于天地筮法的简化，而由于揲蓍法的变革（简化），遂导致其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以六、一（七）为爻体；在战国时期则以一（七）、八为爻体，出土诸本及今本阴阳爻画即由其抽象化和观念化而来。虽然从现象来看，所有的筮卦都可以概称为数字卦，但是在筮卦背后都有其本卦（本体），本卦分为纯由六、一（七）和纯由一（七）、八构成的两系，并体现在经文卦画的书写上。后一系在战国中期阴阳观念化之后被命名为阴阳爻画；至于前者，笔者根据天数、地数的分类法，而认为它们已具有天地性质。而无论命名为阴阳爻画还是天地爻画，都说明它们置身于宇宙论意识之中。一言以蔽之，《周易》在先秦经历了从五十五数揲蓍法到五十数揲蓍法，从爻体六、一（七）到一（七）、八，从天地性质到阴阳性质的巨大转变。
另外，我们还可以推论，不论是《周易》还是夏殷《易》很可能都是以变爻为占的，而贾公彦所谓“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卜》贾公彦《疏》：“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册，1733页）孔颖达曾表示怀疑。他说：“《周易》以变为占，占九、六之爻，《传》之诸筮，皆是占变爻也。其《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并亡，不知实然以否？”（《左传正义•襄公九年》，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4215页）现在看来，孔颖达的怀疑是对的，不但夏殷二《易》不是以七、八不变为占（仍然是以变爻为占），而且在春秋以前，《周易》也不是以九、六，而是以四、五、八、九为占的。，其实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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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评： |
总之，张政烺先生提出了数字卦的概念，思考了《周易》阴阳爻画的来源问题，虽然他的研究极富启示意义，但是由于资料的不足和误用，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考虑不周，导致他对阴阳爻画与筮数及其与爻形之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严重或根本性的错误。筮数本源于筮法，具体与揲蓍法密切相关。如果清华简《筮法》所谓数字“一”表示“七”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筮法》简本身的经爻就是由六、七两个数字构成的，而《周易》阴阳爻画则是由七、八这两个数字构成的，只不过在后来它们做了观念上的转化而已。简言之，鉴于目前数字卦问题疑窦丛生及楚简《筮法》等提供的新材料，早期易卦爻画的性质及其来源问题，仍是今天需要着力加以追问和探讨的。
回过头来看，笔者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依据楚竹书破除了这一说法，甚至破除了那种“先秦无《易经》”的十分狂谬的“大胆设想”，可是这到底又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疑人挠心而抛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然而因为与那样一种带着严重的文化自虐倾向的时代风气相应和，而得以长期在学术界郑重地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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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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