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Veyne，1930-）在《人如何书写历史》一书中说：

　　一个事件只有在一个系列中才有意义，系列的数目是不确定的，它们并不按等级排列，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它们也并不向一个各种角度的实测平面图中聚合。大写的历史的观念是一个无法接近的极限，或者更多是一个超验的观念；人不可能书写这个历史……

　　韦纳所谓“大写的历史”，是指包罗万象、“全息摄影”般的历史，这样的“大写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书写首先是史家对于事件的选择，并把这些事件编织在一个有意义的序列里。因此即使同一主题，不同作者也会有自己的不同选择，这就是个性。《中西文化交流通史》一书的宗旨，就是选择了历史上中国与西部世界的交往和文化关系的相关史实，构成作者赋予的意义序列。

　　中西交往的历史脉络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不能说黑人一个祖先，白人一个祖先，黄种人还有一个祖先。现代人类先祖在能人(Ho⁃mohabilis)、匠人（Homoergaster）阶段，是分三次即距今200万年-180万年前、距今84-42万年前、距今16-8万年前，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的。但是，世界各大陆各地区的早期人种，并没有在现代人从非洲走出来之前就泯然消亡，也许他们之间演绎过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从而彼此混血，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Homoneanderthalensis）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直立人(Homoerec⁃tus)、智人(Homosapiens)阶段，由于生活环境与进化程度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类后裔是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与当地原住民通婚融合的结果，到距今2-3万年前的欧洲克罗马农人(Cro-Magnon)、北京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时代，欧亚各地人类的差别已经从文化上逐渐分道扬镳了。可以这样说，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他们的迁徙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最典型的就是印欧人（19世纪的文献一般称之为雅利安人）在发明和熟练使用“兵车”（驯服后的马拉着的轮式车）之后，从狩猎变成游牧，促成了他们长达一千几百年的大迁徙。这种迁徙的浪潮，从印度河流域波及到不列颠岛，整个欧亚大陆西部乃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都因而进入使用铜器和铁器的文明时代，塑造了吠陀文明、波斯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意大利文明、古日耳曼文明和凯尔特文明。至于欧亚大陆东部，商周时期在中国西北游牧的斯基泰人，或者秦汉时期在河西走廊栖息的大月氏人，也是由印欧人组成的移民部落。

　　与此同时，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按照自己的独特轨迹在孕育成长。按理而论，今日960万平方公里（若加上海域，则远过此数）范围内，56个民族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史研究的范畴。虽然它并不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实际统治范围，但是要描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民族与西部世界的交往，既不可能，也未必有实际意义。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摒弃“大写的历史”的执念。因此，我们这里说的历史时期的“中”，总体而言，是以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的统治区域为主要范围。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围绕着地中海（北面是欧洲、南部是非洲、东部黎凡特地区则是西部亚洲，由这里经过兴都库什山无数宽敞的山口，就通向了印度河上的南亚平原）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文明交流平台，他们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的西部世界。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其载体正是中国和西部世界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全球化是地球村的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肇始于莽原时代的人类交往，其规模和形式颇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之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又受到政治权力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

　　从张骞到郑和，从陆路到海洋，是最典型的官方开拓活动。而张骞之前的玉石之路，郑和之后罔顾海禁闯南洋的商贾，则是民间贸易的突出表现。这些官方和民间的政治、外交以及经贸往来，涉及制度、文化、物质以及精神等诸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往事数千年，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视野出发，会观察到不同的历史特点。

　　五帝三王时期，主要是商周之前，历史真相云山雾罩，是传说与考古时代。河南安阳的殷墟青铜器和车马坑、三星堆带有西亚特征的文物，都显示了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遗存。东周列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这几个在边地修筑长城的国家，扮演了中西接触的主角。秦穆公开拓西部边界，号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汉武帝后来开通河西走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国越过长城，经由草原之路交通西域，成为西域奢侈品（《史记·赵世家》所谓代马、胡犬、昆仑之玉）的集散地。燕国面对的虽然主要是山戎（匈奴的一支）、东胡，但也通过草原之路，与西域互相影响。

　　秦汉时代对匈奴的战争与和平，谱写了中西交流的主旋律。张骞通西域最初正是为了响应对匈奴作战的需求。两汉时期的官方使节，包括地方政府派出的使节（如东汉甘英就是西域都护所派），直接打通了中原内地与狭义西域（新疆）、广义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罗马帝国直接联系的通道，物质和文化的交流遂接踵而至。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陷入大分裂。大一统条件下与分裂格局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者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军事安全的环境不一样，朝廷组织大规模对外交往能力和动力不一样。但是，社会个体却由于较少受到朝廷的限制而有可能做出独特的贡献。比如，此时期中央政权掌控能力的衰落，为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为“三夷教”络绎于途向东拓展，为粟特商人在东西方之间的长袖善舞，提供了外在环境。鸠摩罗什、菩提达摩的东来以及僧人法显的西行，都体现出这种外在因素的作用。近些年在中国内地各处发现的许多不同代际的粟特商旅后裔的墓葬，很好地诠释了汉唐间胡汉文化交流互动的生态系统。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代，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于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中，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中，出土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中，在在透露出“天可汗”秩序下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辽宋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的特征是长期的南北分裂，先是五代与南方十国的分裂，进而是辽金与两宋的对峙，最终结束于元朝的短暂统一。北方胡族，从五代的沙陀，到辽宋金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与南方的汉族政权，形成长期的军事对抗和政治分离，中西文化交流较之于唐朝的热络局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隔。但是，这一时期有两个显著成就大放异彩，一是西辽在中亚地区的立国，扩大了中原文化在遥远的西方世界的影响，以致Cathay(契丹)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指称。二是宋朝的海外贸易急剧发展，使得汉唐时期发育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空前的扩展，形成了所谓“香瓷之路”的新繁荣、新格局。这一点首先得益于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发展，陶瓷制造以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技术都是这个时期成熟并且往西部世界传播的。对比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部的十字军东征（11世纪到13世纪），宋代中原和沿海地区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尤其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帝国和统一华夏的元朝时期，四大汗国与中国内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空间，这就为中国与西域乃至欧洲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成吉思汗的西征对西方造成的冲击，是空前的。四大汗国时期，中国与伊尔汗国等伊斯兰国家的交流更是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到马可·波罗，显示了中欧交往在这一时期的层层深入。元朝的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显示出高水平的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尤其体现了中西文明交互影响的特质。

　　明朝初年，突厥后裔建立的帖木儿帝国（1370-1507）横行于中亚，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不断扩张，最终在1453年攻破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灭亡。随后在1517、1529年，奥斯曼的军队先后攻克开罗和维也纳，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国。奥斯曼帝国横亘于亚欧大陆之间，阻隔了东西方的陆上联络通道和传统的海上路线。而经过埃及和红海的商道以及由两河流域进入波斯湾的商路又为阿拉伯人及其与威尼斯、热那亚人的联合所垄断，于是开辟一条新的航线便成为15世纪以来东西方直接交往的关键所在。

　　这一时期中西陆路交通退缩到了汉代的水平，而海洋上的中西交往却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相较于同时期葡萄牙王子堂·恩里克（英文名字亨利）的海洋探索来说，总觉得缺少了一点近代意味。15世纪末叶西方的大航海事业，就是从堂·恩里克王子的工作起步的，这就使得中西关系进入了前近代时期的新境界。

　　应该指出的是，中西文化关系史或者交流史，并不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关系史的总和，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认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和他者对话的历史。《中西文化交流通史》上下两卷，从时段上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的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12世纪以前中西关系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13、14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使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经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晚明前清时期，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着大体互惠平等的格局。

　　以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印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亦或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成为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效微茫。

　　文化交流及其动力机制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上，由东而西和自西徂东，是双向交流互动的，尽管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千差万别。

　　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错误地认为中国彩陶文化是自西徂东传播开来的。因为他最早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目前公认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其后又在甘肃发现了齐家文化（目前公认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900），认为前者晚于后者，故而推论中国文化西来说。其后，中国考古学家夏鼐研究认为，仰韶文化远在齐家文化之前，打破了这一推论。如今的考古研究越来越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特征。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列入世界文明遗产名录，更是在世界范围内以“官宣”的方式，认可中国文明史超越了5000年。

　　其实，丝路的开通和东西的交流，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和发展。文明的交流互鉴，早在张骞之前就已经波澜壮阔地在展开。中国最早培植了小米和水稻，同时，西方培植的小麦则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很可能也影响到了殷商的马车及其式样。青铜技术来自西方，但是，青铜冶金经历河西走廊之后，一路东来，逐渐本土化、中原化。中国夏代就有青铜，商周钟鼎彝器，相对于西亚的青铜工具，绝对是一种再创造。青铜文化最早可能是西方传到中国，但是，中国的青铜文化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与西方的青铜往往作为工具不同，上古时代的中国青铜器，更多地是作为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中的礼器。笔者今夏去河西走廊考察，在各大博物馆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甘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也是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同时，这里还是把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和物品向西传播的孔道。

　　同样，冶铁技术来自西方，可是，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炼钢冶铁技术已经独树一帜，以至罗马世界的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中国）的钢铁雄冠其时。因此，人类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只是这种追求，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从来就不是在纯粹经济意义上能够开展的。

　　就中国历代王朝的情况而言，政治外交需要是派出大规模使节的首要出发点。无论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时期张骞（公元前164-公元前114）的那次西域探险，还是东汉和帝时期（约公元97年前后）由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显然都是政治外交使命。海上的交通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时期小规模的杨良瑶（736-806）海路西行（时间为785年），还是明成祖朱棣时期郑和（约1371-1433）的七下西洋（首航于1405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目的。

　　这种现象究其原因，首先是与上述时期紧迫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关。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寻求与大月氏人结盟；杨良瑶出使大食，也是迫于吐蕃对唐朝的军事压力。其次，也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相关。张骞的那次旅行之后，带回了对于西域地区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的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这时候互通有无的经贸物质交流，就显得重要起来。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于政治外交目的之外，获取海外资讯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丰富的海外信息。

　　与此同时，由于郑和的活动而带来的物料和工艺、技术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质入华，使明代工匠积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经验，对于明代家具工艺的进步有重要影响。苏麻离青（或称“苏勃泥青”）作为陶瓷原料的进口，深刻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样式和风格；景泰蓝的工艺发展甚至也不能排除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内地经济本身的巨大实力，是促进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主要动力。就总体情况而言，汉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受制于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对于中国内地的影响毕竟有限。汉唐时代所谓的“和亲”，是中原王朝与胡族政权之间政治和解的代名词。五代和两宋不再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时或纳贡称臣。不管哪一种情况，双方政治博弈的结果，都是寻求中原方面开放边境互市。中原与胡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之为朝贡，否则称之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于回纥是经济利益，于唐朝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海、疆地区百姓的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则不算太大。

　　因此，中国方面巨大经济能量是其在中西交往中的显著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茶叶的原料虽然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代的出口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入了精美瓷器，明清时期进而加之茶叶贸易。各领风骚数百年，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都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到丝路贸易中来。

　　文明互鉴与创造性误读

　　物质文化的交流之外，思想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明互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与启迪。概括地说，思想文化领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汉唐时代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于明初，传入中国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

　　中古时期佛教的入华是亚洲两个伟大文明交流的盛话。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地区，新疆地区的考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但是，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后来也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迄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等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宋代开始，印度的佛教已经衰退，中国禅宗则以独行其道的方式广为传播，程朱陆王理学思想更是因为吸收了佛教的精华而得以充沛博大。

　　16—18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整体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是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率先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不仅传播了西方知识，而且试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他与中国士大夫广结善缘，与明朝科学家、政治家、官居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天主教名保禄）合作翻译欧洲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名著首次被译为中文。其后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传承了中国古老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精华，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学知识。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就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佛教初入中国时，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有重大分歧，主要是佛教违背孝道和构成儒家礼仪之外的政治秩序。“格义”佛学就在早期佛教徒为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与士人在学术层面主动融合。从慧远到慧能，佛教逐渐获得官方承认，其简化教义，积极世俗化（比如“二十四孝”就是佛教人士编纂出来的宣传册）等一系列措施，获得了中国社会的接纳，进而又发展成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晚明前清时期，耶稣会士也试图利用由文化误读而产生的诠释，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利玛窦就是主要代表，所谓适应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迎合了中国统治者的需要，而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则因为害怕涵化出一种失却基督教纯正性的中国式基督教而命令终止这种做法，结果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始终遭遇强大阻碍，在中国也终究未能产生一种如中国佛教那般融合中西两种智慧的新文化。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中国个别地区，基督教其实依然未能保持自己在欧洲的纯粹形态，它以一种与儒家文化的基层相妥协调和、甚至与某些民间信仰相妥协的形态存在，仍然成为混合式信仰。上个世纪60年代罗马教会“梵二会议”（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则从法律上认可了天主教在世界各地传播时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实则表明天主教会终于承认以文化涵化进行信仰移植更加实际和有效，开始接受文化误读的现实性。

　　反过来，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发生过针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式创造。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既不系统，又充满因语言障碍和传教需要而导致的歪曲，而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在利用这些知识时又完全着眼于自己眼前的需要，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自己论战观点或知识体系的证据，使得同样的内容产生各式各样的解读。这样看起来启蒙时代许多新学说都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实际上很多是误会中国文化的性质所致，然而这种误读促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他们把中国文化诠释成证明自身理想的根据。更令人感受到文化误读不可思议之效果的是，在对中国文化的歪曲、猜测、幻想之上竟然诞生了一些对中国接近真实的认识，继而促成汉学诞生。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19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完全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向了近代；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中西文化交流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23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