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的枝枝蔓漫——《一八四六年的沙龙》 - 书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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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的枝枝蔓漫——《一八四六年的沙龙》

徐晨亮（清华大学）

2003-01-21 16:26:56 来源：

　郭宏安先生翻译的这本波德莱尔批评文选《一八四六年的沙龙》，其中的文章曾经被收入十几年前出版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但它仍可作为一本“新作”来阅读。我没有仔细查对过新版的译文有何改动，说它是新作完全是就阅读此书的参照语境与问题指向而言。

　那一本《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出版于1987年，恰恰就是两年之后，张旭东译出了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而随着90年代国内学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哈贝马斯、福柯对波德莱尔的阐释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几位波德莱尔的批评家虽还不能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原先视野中那个现代派诗人的形象，但仍像几个强大的引力场左右着读者阅读的方向，把他们的视线引向闪烁于波德莱尔文本里的“现代性”或者flaneur(张旭东先生译作“游手好闲者”、郭宏安译本则为“游荡者”)的意象，从而渐渐偏离于80年代着重于文学现代主义的参照语境。批评家创造性的阐释把已有的经典变成一本新作的例子，在文学史或思想史上都不鲜见，我的关注不在此处。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重新阅读波德莱尔的批评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能在“现代性”问题的延长线上刺激出新的寻思方向，在我看来，才是这本“新作”所带出的问题。

　批评家们的波德莱尔

　先让我们把视野稍稍拓宽，回溯一下这一个世纪来国人视野中波德莱尔的形象。“五四”前后，田汉首先在“恶魔诗人”的名义下推介波德莱尔，周作人着意发挥他诗中的 “颓废”，这些最早的介绍绝不仅是出于特殊口味与眼界的随意选择，里面自有其“切身问题”在。后来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陈敬容、王力以不同的诗体和语言翻译他的诗作，更与中国新诗的诗体、诗艺与诗学建设、争论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关注波德莱尔的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他被夹裹在新一轮译介风潮中卷土重来，此时波德莱尔作为现代派大诗人的形象终于得到更普遍的接受。但平心而论，这一轮风潮流于泛泛，反失去前一阶段明确的问题指向，使得波德莱尔的独特面目隐身在“现代派”这个大词背后略显模糊：他能够给予写作者的实际刺激变得越来越弱，仿佛是诗歌先贤祠里的一尊偶像，可供人瞻仰，却失去了过去的生气。直到本雅明的批评被介绍进来，波德莱尔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形象才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容。此后哈贝马斯、福柯的文章更让他那几篇论及“现代性”的批评文字受到注意。国人对于波德莱尔的理解可以说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不再仅仅是诗集《恶之花》的作者和象征派诗风的开拓者，他对于自身时代的观察和体验，他的作品乃至生活方式中“搏斗”的痕迹和“预言”的色彩，都让他显得比许多更晚出的写作者离我们更近。

　波德莱尔的批评家们

　不过，今天的这种“近”有时恰恰是以另一种意义上的“远”为代价的。波德莱尔的批评家们往往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哈贝马斯与福柯固然都曾谈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态度”，但他们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却并不相同，甚至还处于争论之中；而他们拿来分析的波德莱尔关于美的二元性的观点——“一种持续不变的因素和一种相对、有限的因素共同创造了美”——在本雅明看来却是波德莱尔思想中最弱的一环，“谁也不能说这是个深刻的分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102)；至于本雅明津津乐道的flaneur，福柯却反复强调需要与波德莱尔心中真正的“现代性的人”区分开来(参见《什么是启蒙》)。这些存在于波德莱尔的批评家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现在似乎还没有激起足够的警醒，更不要说这些批评家与波德莱尔本人之间的差异了。

　对于波德莱尔的批评与阐释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方向。众所周知，同样被归人象征派的兰波和马拉美从波德莱尔那里得到的启示就毫不相同，马赛尔·雷蒙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中把他们归纳为两条线索：兰波到超现实主义构成“通灵人”的线索，马拉美到瓦雷里则构成了“艺术家”的线索。通灵人的诗歌强调前逻辑的神秘感性和暗示性，而艺术家或者说文学工程师们则看重分析的精神和确切性。而这逐渐分离的两条线索又都可以从波德莱尔那里找到源头。也许正是混合的性质让不同的批评家总是可以从波德莱尔那里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无论是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有时他们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成分，就把波德莱尔强行塞入他们自己固有的评价体系之中。比如，艾略特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波德莱尔的恶魔主义倾向称作是一种“从后门挤进基督教的尝试”，宣称占据波德莱尔心灵的始终是“原罪”的意象，令人可惜的是他生得太早，还没有等到艾略特发明把基督教与诗歌现代主义调和起来的配方。不过，艾略特毕竟还是位眼光毒辣的批评家，他正确地指出，仅凭诗作，我们不太可能把握住波德莱尔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因为他“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一种表层形式而是因为在寻找一种生活形式”。

　波德莱尔的批评

　混合体的性质与“寻找一种生活形式”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是因为波德莱尔在不断地寻找、尝试着，才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完全不同的轨迹。而这种寻找的过程，正像艾略特所说不能仅凭他的诗作来把握，而必须从整体上理解。而在我看来，只有从波德莱尔的批评文字中，才可以理解这个完整的过程。瓦雷里也早就指出波德莱尔是那种“在自己的心头带着一位批评家，而且又把他和自己的工作密切地联系着的作家”(《波德莱尔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把波德莱尔首先看作一个批评家，或者说，把批评活动看作他精神世界的核心。

　波德莱尔留下的内容广泛的批评文字，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完全不同的领域。这种批评的幅度参照他著名的“通感说”来理解，就意味沟通不同的知觉经验的尝试。而其批评的实质倾向，用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来概括就是“对同时代人的思考”。这种对同时代人的思考，对已经尝试的语言、样式、主题的揣摩，对未知的领域的刻意探索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印证。至于当代人所关心的“现代性”问题，波德莱尔几乎很少直接或抽象地去阐释，他还是通过“对同时代人的思考”来完成对其处身的时代的探究。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些为人所反复引用的关于现代性的文字是出自对于德拉克洛瓦、爱伦·坡以及康斯坦丁·居伊的评论当中。虽然他推崇爱伦·坡的诗学，以及那种按照诗学来写作的姿态，但他从没有像《诗的原理》那样的论文。他总是在那些“应景之作”中，借助对他人的批评来表达自己零散却不凌乱的诗学，而这些批评正如他自己期许的总是“有所偏袒、充满激情”的批评。有所偏袒，故而才会认为德拉克洛瓦远比雨果更能代表浪漫主义的高峰，充满激情，故而才会将一个艺术史上几乎无名的素描画家康斯坦丁·居伊描绘成一个现代性的“精灵”。

　波德莱尔的批评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他从不追求复现批评对象的原貌，在他的批评中批评对象几乎总是被重新创造出来变得面目全非。他也不追求自身灵魂在作品中的冒险，套用一句本雅明式的语言，他从不让自己过多地进入批评对象之中，相反，他把自身清空，以容纳批评的对象，从而也把批评者自己重新创造出来。如果这样一种批评也可以看作一种精神形式，一种“现代性的态度”，那么它一定具有一种尚未被充分理解、充分实现的力量。在波德莱尔的批评家们中间显得最卓尔不群的本雅明与福柯，再加上普鲁斯特，或许曾经把握住这种文体和精神的形式，并从中汲取过力量，又或许，从他们身上波德莱尔本人也汲取了更多的力量。

《一八四六年的沙龙》［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28.80元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3.1.10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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