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之后，有一种穿越感：仿佛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突然闯入爱丽丝的新奇世界，手足无措，眼花缭乱，深受震撼。我是在说，这本好书足够刺激读者的大脑，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展开思考。

　　新的社会样态

　　以数据为基本手段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社会形态正在美国形成。革命性的变化来自于更丰富的获取各种社会生活的数据和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及运用。其成果使得社会运转得更为高效、精准和自由，并推动经济成长、政治进步和文明提升。

　　美国文明中对数据的最初运用限于一般的行政管理和财会事务，后来被日益广泛地用于公共事务以及企业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一条数据库→数据仓库→联机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的技术链已然成功搭建。并且，技术进步还在朝云计算、语义网方向迅猛跃迁。技术条件的成熟，使得科技方面的进步规律“摩尔定律”（技术进步将以几何级数呈现出来）开始转换成社会跳动的脉搏。

　　公共生活的新形态、新方式、新手段也同时出现，互联网政治、信息化政治不可阻挡。从2004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爱德华兹第一次通过网络募集竞选捐款，到奥巴马依靠社交网络俘获年轻一代选民，美国各类政客纷纷“下海”投身信息化政治。政治生活的的变化绝不止是花样翻新，其动员方式、组织方式都有了质变。凡是抵制这一趋势的人没有不失利的，乃至于连年逾七旬的麦凯恩在大选失败后，也毅然“触网”，其进步之神速，令人刮目。

　　在社会生活领域，数据化和信息化也带来巨大进步。例如，通过收集来自政府、民意和环境的三类公私数据，人们可以在短短的数天时间内找到西弗吉尼亚州矿难的原因，并明确责任。数据追责揭露了官僚体制的低效、矿山老板的狡诈，并加以改进和惩戒（第十章 矿难中的歌声和数据），最后当然是在中国很少有人会做的——进一步改进矿山安全措施和制度。通过数据展开的公民协作，使得葬生井下的29名矿工没有像中国的一拨又一拨“地下工作者”一样死得不明不白。最让人感慨的是，这类事件并非个案。

　　《大数据》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在数据公开及信息化推动下日新月异的公民社会的蓬勃面貌，隐约可见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形态在地平线上闪光。开放、分享、沟通、真实、责任等等美好的德行将受到鼓励，并让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美好。更多可能性将开放出来，人们会生活得更有希望。

　　急速进步的现在和引人入胜的未来真是激动人心！

　　创新就是一切

　　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答案必定是，创新，以市场机制、科学文化、个人主义和公共精神所激励的技术与经济创新。熊彼特就曾经指出过，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原理在美国的数据化和信息化革命中，得到了活生生的展示。正是这一点让人震撼！

　　纽约市警察局的梅普尔警官，只有高中文化，但却爱动脑子。他发明了一种评估和预测犯罪的地图作业方法。通过把不同类型的犯罪案件数据反映到地图上，警察能发现各类犯罪行为的趋势乃至规律，从而对未来一定时期的发案情况作出预测，进而作出更高效的用警决策。后来这一方法被开发成软件和数据管理系统CompStat，并向全国推广；还诱致了更多领域采用类似的系统。受惠者从普通公民，到联邦政府，乃至商业公司，不一而足。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众创新的例子。

　　更“高、精、尖”的创新则由科学家和公司来完成。例如，数据仓库依靠了计算机科学家比尔·恩门的智慧，数据可视化则由政治学家爱德华·塔夫特奠基。如今这些技术早已做到了商业化运用，极大改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发明创造还在市场和民间涌现。更新的云计算也同样实现了商业化运用，语义网则已经开始搭建。

　　在美国的数据化和信息化领域，大学、公司和民间组织的技术及管理水平远远高于政府部门。以至于奥巴马政府在搭建政府数据公开网站时，所用的技术平台主要来自民间。这一格局耐人寻味。由于政府无权垄断所有的数据，使得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市场和民间公共空间发展得极为充分。人们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展开的管理、辩论和决策活动随时都在发生，几乎没有人为限制。例如，最先通过互联网公开公共数据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间。如今，在民间推动下，在网络上公开政府预算已经是家常便饭。新技术和发明不仅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还具备社会意义——它改变了市场业态和公共生活。

　　数据化和信息化革命强有力地证明，以自由交易为社会基础规则的文明是如何激发出人类空前的创造力的，又是如何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和繁荣。换言之，这样的创新是由下而上的、自发的、原生的，并且可以持续。

　　中国面临挑战

　　整本书的报道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受到数据化信息化时代的冲击。那么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正是应该严肃对待的地方。

　　如果只看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的进步，我们也许可以给自己打八十分。但如果联系到来势汹汹的数据化信息化革命，不难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仍然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们的创新能力仍然严重不足，而且有可能与美国的差距还会拉大。

　　这绝非夸大其辞。全方位的创新能力才是一个国家经济成长和持续繁荣的根本动力。而开放的市场和社会是最能激发这种创新能力的机制。但是中国目前的境况却在窒息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

　　首先是大量信息被管制了起来，导致信息无法充分自由流动。大量的分散知识无法被调动起来，很难达到最有效的边际配置，更谈不上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家的经营活动有相当程度上要“靠天吃饭”。

　　其次，公民的知情权远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公众所需的大量公共数据很难获得，人们对各种数据的不信任早就司空见惯。信息和数据的失真失准导致根本不可能据以提高公共和私人决策的质量。反过来，这又使得公民更加消极，更不愿意为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作出努力，不敢讲理，而是抱着玩世不恭的心态，采取犬儒姿态，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得过且过。

　　再次，由于高度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导致数据产业和信息产业的竞争显然不充分，新技术的引进缓慢。手机的3G网络居然至今没有普及，网速也慢得如同蜗牛爬行。这些行业低下的效率被闪闪发光的垄断收益所掩盖。

　　还有，由于公共权力的基础性地位，其任意和武断致使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水平提升缓慢，抑制了从官员到民众对精细化、精确化和真实信息的需求，不重视数据、量化和精准，更不重视对决策作理性探讨。长期的公共权力管制、拍脑袋决策和裙带关系，抑制并扭曲了经济核算，使得整个社会的责任硬约束严重不足。漠视数据化和信息化又反过来进一步拉低了理性化水平。公民和官员都养成了不爱讲理、不会讲理的毛病。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式的发展思路将是中国应对新一轮数据化信息化革命的出发点。从媒体报道来看，目前中国仍然是以计划化的技术研发体制在跟进科技发展，并按照科层制部门的决策来确定科学技术的研发项目并分配资金。在评价上，则同样是依据科层制机构的考核标准。这种由上而下的体制的绩效可想而知。

　　毫无疑问，《大数据》一书所展示出来的数据化信息化革命将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前严峻的挑战。随着数据化信息化革命的深入和全方位扩展，美国有可能将我们甩得越来越远。

　　不可丢失未来

　　两相对比，《大数据》一书呈现的创新机制与中国的创新机制可谓天渊之别。这个差别并不难懂，究其根本无非就在于——发展是不能被计划的、不能被设计的。其实这是哈耶克知识理论和自发秩序理论的另一个版本。

　　由于缺乏创新能力，而跟不上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案例中，迄今最典型的就是苏联。稍稍对苏联历史有所了解，都清楚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短命的繁荣全然来自模仿。可以说，苏联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山寨国家。它的钢铁、汽车制造、化工、水电、飞机制造等技术和工业管理模式，最初都来自美国或德国。二战后的喷气式飞机、核技术、火箭技术等等则来自德国和间谍盗窃。只有航天技术有原创性成就，但这些成就是在举国体制的计划模式下赢得的，几乎不能转化为民用，更谈不上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苏联在信息管制和数据造假方面，也曾经遥遥领先。乃至于迄今为止，关于苏联经济数据之真假仍然众说纷纭。苏联民众的消极、马虎、犬儒、非理性也堪称一流。苏维埃新人缺乏创造性，决不是真正的公民。

　　随着二战后全面的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七十年代开始的电子化信息化革命，苏联迅速落后。其生产体系在七十年代中期后已经无法维持有效产出，甚至不足以进行自我更新。由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六十年代以后，克格勃一项重要任务竟然是盗窃各种科技、工业、商业情报。好在苏联是个资源大国，可以靠石油、天然气、黄金、矿产和森林来勉强撑持。但是，按照官僚组织的价值偏好，苏联仍旧坚持军工优先，使本来已经浪费严重且价格不断下跌的资源进一步错配。坐吃山空的结果不言而喻。靠进口、模仿乃至偷窃能维持短时的比较优势，但无法长久繁荣。

　　中国也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主张和口号。但其路径仍然是统制性的计划经济，仍不愿意放开市场。翻检相关的报道可以发现，从事这项建设的主体仍然是各个主管部门和科层机构。换言之，这是一条苏联式的道路。数据化和信息化前沿的云计算在中国还远远没有产业化，更谈不上从中得到利润。据悉，重庆的云计算产业中心可能不会与国内的互联网联通，换言之，它只是一个信息特区。这种安排恐怕将难以有力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生产力、竞争力的提升。

　　有报道称，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两倍，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还有即将起动的缅甸将很快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优势，在低端产业上挤掉中国。一个缺乏创造力、资源并不丰富且迅速老龄化的中国，又将如何挣扎求存？

　　自由创造繁荣

　　还记得九十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吧？那时无数专家学者嘲笑美国人瞎搞。结果呢？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落后于美国。好在我们能山寨才有了本土互联网企业，这个行业的成长也算是勉强能跟上步子。但是信息化革命这么多年，中国人唯一的发明竟然就是个优盘，当然也不是任何一家国有部门搞出来的。至于数据化革命，现在看来更是遥遥无期。

　　这个社会缺乏创新激励和动力，目前的模式可持续成疑，低端的二手繁荣将如云烟。问题何在？

　　问题恐怕出在我们的财富观上。财富的本质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与自然物的结合。不重视人的创造性活动，却想拥有巨额财富，那是自相矛盾。但我们确实在自相矛盾着。没有几个人不认为土地是最大的财富源泉，还把各种形式的货币资金当作财富的最佳形式。唯物主义和资金主义的财富观念完全漠视人的创新能力。

　　没有创新，就没有财富，而只有再分配性的寻租活动。所以房地产领域充斥着寻租分子。纯粹的住宅性房地产当被用作投资品时，会成为再分配的工具。权力通过控制和操纵房地产市场，实行了隐蔽的再分配；众多货币持有者则搭了这趟便车，并为此洋洋自得。特别是在通胀出现后，房地产的吸金能力就更为明显。2008年以后通胀是推高房市的货币原因，但结构性原因则是市场创新受到了抑制。

　　这一情形毒害了社会心理。大家都后悔当初不多弄几套房，其实是抱怨自己没法参与再分配，从别人那里多抢点儿。这种机会主义的失败心理根本不是一种具有创新意愿的观念。这也反映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读完了大学的青年人，没有几个愿意通过创新和创业来获得财富，而是热衷于挤进靠再分配为生的公共部门。有理由担心，再分配文化将从内部击穿经济和社会。

　　要发挥人的创造性，无疑需要良好的制度、自由的市场和健全的公民文化。而这一切无非就是对人类精神能力的高度尊重，只有如此才能建筑一个伟大的文明，创造出持久的繁荣。而自由无疑就是对人类精神能力的最高度尊重。这个秘密在《大数据》当中得到了完全的透露。这一消息简直可以称为福音。

　　藐视人类的创造性将遭到惩罚，苏联是前车之鉴。

　　来源： 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2013-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