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天汨罗江畔的湖南省岳阳市，时任岳州刺史的大才子、大诗人张说，正在观看赛舟竞渡比赛。

　　他是在前一年的四月，由相州刺史调任岳州刺史的。张说是范阳（今北京）人，身为北方人的他，这是首次到南方任职。一到岳州人欢度端午节的时候，独具水乡特色的、颇具欢乐气氛的赛舟竞渡，立刻就吸引了他。

　　身为本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不仅到场观看，而且挥笔写下了这首《岳州观竞渡》：

　　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竞渡开始时，由彩带装扮的鸭形竞渡舟，成双成对，逆流而上，出发比赛。

　　“凫”，即野鸭。“凫艇”，即鸭形的竞渡舟。可见，当时张说所看到的，并非我们今天约定俗成的龙舟，而是鸭形舟。换句话说，张说看的是“赛鸭舟”，不是“赛龙舟”。

　　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紧张比赛中，一艘艘鸭形舟如同野鸭一样，在低空飞行，两边的群山迅速后退，风景变化万千；舟中的选手们奋力划桨，搅得浪花四溅，波光闪烁。

　　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岳州人举行这样的赛舟竞渡，既是为了纪念三闾大夫屈原，也是为了纪念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

　　据《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这是普天之下，过端午节赛舟竞渡的共同理由。

　　而在岳州，岳州人寒舟竞渡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诗中所说的“二女”。“二女”，指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相传，娥皇和女英在得知虞舜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时，泪洒青竹，竹上生斑，她们双双投入湘江，化为湘江女神。娥皇和女英眼泪洒斑的竹子，被称为湘妃竹，她们二人也被称为湘夫人。

　　从那以后，岳阳洞庭湖中就有湘妃竹，岳阳人也一直记得重情重义的湘夫人，所以，岳阳人的赛舟竞渡也就多了一重意义：纪念娥皇和女英。

　　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选手们齐声唱着划船号子，既是鼓劲，也像是在呼唤阴间的孟婆，放屈原的灵魂归来；舟中还有人跳起驱神舞蹈，以送别波涛之神阳侯，让他别再来兴风作浪。

　　“孟姥”，即孟婆，传说是阴间地府中负责提供孟婆汤，抹去所有前往投胎灵魂的记忆的幽冥之神。“阳侯”，据《汉书·扬雄传》应劭注：“阳侯，古之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为大波。”

　　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这次赛舟竞渡的出发地在南湖水湾，终点是西驿楼。

　　所谓“标争西驿楼”，就是指在终点西驿楼的水面上插上一根竹竿，竿上挂着一面鲜艳夺目的锦旗，称为“锦标”，赛舟竞渡以夺得锦标者为胜。这也是我们今天体育赛事中“锦标赛”的由来。

　　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为了夺得锦标，选手们不怕烈日当头，全力以赴，一艘艘竞渡舟并驾齐驱，速度之快令人惊诧。

　　张说在岳州担任刺史，从开元三年四月到开元五年四月，跨越三个年头，其实满打满算只待了二十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共度过了两个端午节。

　　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四月初一，还没到端午节，张说就赴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了，此后，更是调任幽州、并州、朔方，可谓宦游天下。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说之于岳州，也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略微不同的是，这个过客曾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岳州之于张说，也只是他宦游生涯中平平淡淡的一个小站。然而，仔细一探究，又不平凡。无论是张说之于岳州，还是岳州之于张说。

　　张说之于岳州：岳阳楼因为张说而著名。

　　岳阳楼，传说由三国鲁肃始建，名为“鲁肃阅军楼”。张说调任岳州刺史后，对此楼进行了增修，使之成为一座三层、六方、斗拱、飞檐的壮丽高楼，并且因其坐落于州署西南而被命名为“南楼”。

　　不仅如此，张说每有文士朋友往还，都由他带领，前来登临南楼，吟诗作赋。在南楼，张说写下《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另外三位的和诗，分别是赵冬曦的《陪张燕公登南楼》、尹懋的《奉陪张燕公登南楼》、张均的《和尹懋登南楼》。

　　楼因诗而名，诗因楼而传。这是让岳阳楼在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位置的关键一步。正是从张说开始，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自然景观，文人诗赋的人文景观，两者紧密结合，岳阳楼就此声名鹊起。

　　宋人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岳阳楼，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宋人范致明所撰的《岳阳风土记》也证实：“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

　　那个后来因范仲淹《岳阳楼记》而青史留名的“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在自己所写的《岳阳楼诗集序》中也承认：岳阳楼中，“惟张燕公文字最著……楼得名，殆命于公矣”。

　　就在张说之后不久，他命名的“南楼”，就以“岳阳楼”而扬名天下了。在只比张说晚出五十年的李白和贾至的诗里，就已经是《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了。

　　岳州之于张说：张说的诗名，在岳州而显。

　　《新唐书·张说传》认为他“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这说明，岳州的山山水水，助益了张说的诗才，成就了张说的诗名。清末学者丁仪在《诗学渊源》中也赞同了《新唐书》的结论，认为张说的诗“初尚宫体，谪岳州后，颇为比兴，感物写情，已入盛唐”。

　　事实也的确如此，包括这首《岳州观竞渡》在内的张说所写的59首岳州诗，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文字精练、感情真挚，可称为其平生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要知道，唐朝宰相多矣，但留下诗名的宰相却并不多。就是在岳阳，张说开始以诗名世，“诗法特妙”“接际王扬、比肩沈宋”，走上了“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的神坛。

　　张说，是应该感谢岳阳的。“你记得也好，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不是徐志摩的情诗，而是张说对岳阳跨越千年的款款深情。

    一

　　张说，是中国第一位“泰山”级别的老丈人、中国好岳父，因为，今天中国的小伙儿，把自己的老丈人、岳父尊称为“泰山”，就是从张说开始的。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张说，就是这样一位深爱女婿郑镒，不惜犯忌也要让郑镒坐上直升机——从九品直升五品的老丈人。实话说，这样的中国好岳父，只叫个“泰山”，真有点委屈了，就是叫个“亲爹”，也不为过。

　　张说，还被称为唐朝的“大手笔”。《新唐书·苏颋传》载：苏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同，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所以二人并称“燕许大手笔”。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大手笔”，主要不是指诗词写作能力，而是指朝廷文诰的写作能力。纵观整个唐史，曾因此被称为“大手笔”的，除了张说、苏颋之外，也就李峤、崔行功、崔融、李德裕数人而已。

　　张说，就是这样一位唐史上举足轻重的读书人。质言之，史上的张说，何止举足轻重，简直是空前绝后。

　　一般来讲，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都会怀着这样的梦想：年纪轻轻，高中状元；仕途顺遂，官至宰相；位高爵显，封公封侯；文可定国，修史修典；作诗作文，洛阳纸贵；武可安邦，平定外患；挥戈疆场，捷报频传；奖掖后进，延纳英才；皇帝敬为文宗，文人尊为师表；死得美谥，配享帝庙。

　　上述10个梦想，读书人只要实现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喝点酒拍着胸脯吹牛皮了，就可以算是人生赢家了。张说呢，这10个梦想他全部实现了。以上这些描述，就是他那牛哄哄人生的缩略版。

　　张说高中状元的时候，才24岁。他在这个年龄就高中状元，牛到什么程度？大家对比唐朝科举流行的这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俗语，感受一下。

　　《大唐新语》卷八，如是描述他年纪轻轻、高中状元的荣耀时刻：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惊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相当于我们小时候作文写得好，被老师在课堂上念一遍的嘚瑟；最重要的“大国得贤之美”这几个字，等于是明示了张说的仕途，将是一路顺畅。这么好的考试成绩，却不是直接当宰相，而是只授了一个隶属于太子左春坊的文职小官——正九品下的太子校书。出了什么问题？武则天怎么就突然出尔反尔呢？

　　别误会，武则天对张说完全是一番美意。校书、正字，“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极为清贵，是当时读书人释褐做官的美职所在，“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而且，一步登天到宰相，那是戏曲小说里的事儿。在常态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是谁，职务都是一步步地升迁的。

　　唐朝官员的升迁路线，一般是先任“校书、正字”这样的清贵文职进行政务学习（务虚），再出任“赤县尉、畿县尉”进行县处级实务历练（务实），再调回京城担任“监察御史、拾遗、补阙”这样的言官进行进一步的政务历练（再务虚），然后担任中央各部“员外郎、郎中”进行司局级实务历练（再务实）。经过这两轮的“务虚+务实”的历练之后，就可以出任中央各部尚书，甚至宰相了。

　　张说就是这样。在太子校书之后，历右补阙、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他以仅仅45岁的年龄，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正式成为帝国宰相。

　　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即位之后，立有辅佐大功的张说，更是进一步上升，迎来仕途的第一次巅峰：出任紫微令，监修国史，封燕国公。

　　然而，转眼之间，张说就由政坛巅峰跌落，于第二年外贬出京，担任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

　　直到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四月，他到达了仕途的最低谷，出任岳州刺史。所以，开元四年（公元716年）的端午节，张说写下《岳州观竞渡》的时刻，正是他心情最为郁闷的时刻。

　　因为此时此刻，他和朝中那位最得李隆基欣赏的宰相姚崇，是政敌关系。就是因为姚崇作祟，张说才郁闷地来到了岳州。

　　至于姚崇为什么作祟、从背后下张说的黑手，在一大帮子历史学家那里，是说张说与姚崇两人之间，有着“吏治与文学之争”。据说，姚崇以“吏事明敏”著称，所以是“吏治派”；张说以诗词文章见长，所以是“文学派”。两派相争，张说败下阵来，于是外贬岳州。

　　我对历史学家，是尊敬的，但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把人划帮分派的做法，是失敬的。姚崇就没有文学造诣？史料证明，他“长乃好学”“下笔成章”“以文华著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姚崇集》，卷帙达十卷之多。

　　张说就不懂吏治？论地方官，张说先后有九年任职相州、岳州、荆州、幽州、并州、朔方等地的经历；论京官，张说一生“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史称“唐兴已来，朝佐莫比”。这样的人，居然会是一个只知文学不知吏治的人？难道他在朝堂之上、州郡之间，天天是靠着吟诗作赋来处理政务的？

　　所以，说到底，姚崇和张说本就是同一类人，都是经过科举正途进入官场的人，也都是既有文学造诣又懂吏治的人。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姚崇接替张说，一个当宰相、一个贬岳州的局面，原因其实很简单：在两人竞争的关键时刻，姚崇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张说做了一件犯忌的事。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刚刚登基、孜孜求治的时候，姚崇适时提出了革除弊政、理乱致治的十项政治主张，大意是：

　　垂拱以来，以严刑峻法为政。希望陛下以仁恕待下，可以吗？朝廷青海兵败，至今未见整顿，希望陛下不贪图边功，可以吗？长期以来奸人犯法，都能恃宠而免，希望陛下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可以吗？武后任用阉人，希望陛下以后不要这样，可以吗？百官公卿多方进贡，以求恩宠，希望陛下除了租赋之外一律禁绝，可以吗？以前外戚可以到处任官，希望陛下不再任用外戚担任台省官员，可以吗？前朝对大臣不尊重，希望陛下待臣以礼，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以后，朝廷已无诤臣，希望陛下鼓励进谏，可以吗？武后上皇大造佛寺道观，耗费巨大，希望陛下不再营造，可以吗？汉朝外戚专权，祸乱天下，希望陛下以此为戒，可以吗？

　　这十项政治主张，政治军事、内政外交，面面俱到。这样的人，李隆基不用他用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

　　相比之下，张说就没有提出过如此明确的政治主张。尽管如此，在一开始，李隆基还是想同时兼用姚崇和张说，以发挥各自专长，共理天下的。本来嘛，唐朝实行的就是集体宰相制，姚崇与张说二人，是可以同当宰相、和平共处的，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直到张说犯了一个大忌：“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众所周知，李隆基是以藩王身份，靠着与握有军权、政权的大臣们交通联络，最终发动政变上台的。他在上台之后，当然要防着皇室其余的藩王再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张说身为宰相，“潜诣”藩王，犯了李隆基心中的大忌，纯属自己找死。政敌姚崇，抓住机遇，适时下了个黑手。

　　然后，郁闷的张说，才来到了岳州，才有机会观看岳州的赛舟竞渡。

    二

　　端午节，又有端五、重五、重午、蒲午、端阳、女儿节、浴兰节、天中节、天医节、地腊节、龙舟节、粽子节、诗人节等多种别称，是我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重大节日之一。

　　一般认为，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其实，真要深究起来，仅仅一天的端午节，要纪念的人，可是多了去了。简单列举出来，大家感受一下。

　　咱楚人，自然认为是源于纪念屈原。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也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距离唐朝张说最近的《隋书·地理志》记载更详：“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因此，唐朝的张说，到了属于大荆州区域范围内的岳州，也认为是纪念屈原的，他才在诗中写“土尚三闾俗”。

　　吴人，认为源于纪念伍子胥。记录同样见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管屈原也。”伍子胥虽是楚人，但横死于吴国。他自刎而死之后，吴王夫差命人将其尸体于五月五日投入江中，是故吴越之人奉伍子胥为波涛之神，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来祭祀他。

　　越人，认为源于纪念越王勾践或者孝女曹娥。

　　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说：“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同样是宋人的陈元靓的《岁时广记》，记录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术，习水好战者也。”

　　曹娥，则源于《后汉书·列女传》：“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传说曹娥投江五日后，其鬼魂抱着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曹娥的孝行感天动地，人们为她撰文立碑，为她划龙舟祭奠。至今，浙江省还有曹娥江、曹娥镇。

　　在湘西、广西一带，还有端午节纪念伏波将军马援的风俗。

　　端午节，还真挺忙的。本来人就挺挤的，可张说在岳州，居然还往里面加人，而且一加就是两个——“江传二女游”：娥皇、女英。

　　当然，端午节最主流的说法，还是源于纪念屈原。那么问题来了：娥皇、女英，越王勾践，还有伍子胥，都是早于屈原的历史人物。既然他们都比屈原早，而且一直被人纪念着、祭祀着，咋还被后出的晚辈屈原给抢了风头呢？

　　所以，自唐至今，就一直有人不大相信端午节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比如大名鼎鼎的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中谈及“粽”时说：“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所谓“或言”，就是“有人说”的意思。李时珍如此写法，完全是存此一说的意思，自己的态度显然是审慎的，是不大确信的。

　　端午节既然不是源于纪念屈原，那么源于何处？

　　“端午”一词，最早见于晋人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而端午节的真正起源，比晋人周处早，比楚人屈原也早，源于先秦古人的“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的观念。

　　《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风俗通》载：“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

　　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有此固定观念：“五月”是“恶月”“毒月”“死月”，“五日”也是“恶日”。就连“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都不吉祥，若是男孩会害死父亲，若是女孩会害死母亲。

　　先民有此观念，并不奇怪，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已是炎炎夏日的农历五月，不仅气温偏高，而且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等毒虫肆虐。这对于生存环境本就十分恶劣的先民而言，实在是一个恐惧感十足的季节。直到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民间听到五月的禁忌，比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等等。

　　所以，面对“恶月”“恶日”，生存能力还比较弱小的先民们，出于求生的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用上了沐浴兰汤、系五色丝等手段，用上了雄黄、艾草、菖蒲等中药，用来抵御各种毒虫的危害。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五月初五，先民们都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于是形成了五月初五这一天的仪式感，于是形成了五月初五端午节。

　　端午节的节日风俗，第一项当然是采药辟邪。

　　古人相信，端午节采药用药，可以辟邪。《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要用到的第一味中药，是艾草。古人相信，用艾草泡酒为“艾酒”，在端午节饮用，也可以辟邪。这是有道理的，艾草性温、味苦，其叶内服可以和经血、暖子宫、祛寒湿。

　　要用到的第二味中药，是菖蒲，又称剑蒲。《岁时广记》载：“端午刻蒲剑为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这又是将菖蒲刻成人形了。

　　菖蒲也是颇有药用价值的。《神农本草经》载：“菖蒲：味辛温。主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声音。”

　　菖蒲还可以泡酒，称为“菖蒲酒”“菖华酒”“蒲觞”，在端午节饮用，以驱瘟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以菖蒲生山洞中一寸九节者，或缕或屑，泛酒以辟瘟气。”

　　要用到的第三味中药，是雄黄。雄黄入药，历史悠久。雄黄辛温，有毒，可以用作解毒剂、杀虫药。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

　　雄黄可以外搽也可以内服。外搽，主要是杀虫、解毒，治疗痈肿疔疮、湿疹疥癣、蛇虫咬伤；内服，可治惊痫、疮毒。但是，内服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一是只能少量饮用，二是遵古法炮制的雄黄酒才能饮用。这是因为，雄黄真的有毒。

　　端午节时，三味中药一起用，场景是这样的：据《帝京景物略》载，“五月五日，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辟毒虫。”

　　除此之外，人们还通过佩戴彩色的“五色丝”“长命缕”“续命缕”，互赠香囊、五毒扇、五毒符等方式，来辟邪祛毒。

　　端午节的节日风俗，第二项才是张说在岳州所见到的赛舟竞渡。

　　包括岳州在内的荆楚之地，是我国古代最尚竞渡的地方。《太平寰宇记》记载了荆楚之地流行竞渡的情况：

　　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后流佣争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

　　可见到了宋朝之后，端午节当天偶一为之的竞渡，居然到了“废业耗民”的地步，亦可见此节日风俗的流行程度。

　　端午节的节日风俗，第三项当然是吃粽子了。

　　粽子，本是夏至节气的食品，是一种夏令食品。《荆楚岁时记》载：“夏至节日，食粽。”

　　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才在夏至、端午都吃粽子。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粘米，以粟枣灰汁煮，令熟。”

　　好吧，如今我们关于甜口粽子和咸口粽子的争论，可以休矣。原来，最初的粽子就是甜口的，因为其中有枣子。

　　在唐朝，人们似乎在端午和夏至两个节日里一直吃粽子。证据是，在张说之后的一百多年，唐朝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夏至节气，白居易仍然在吃粽子。

　　在白居易留下的《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一诗中，他写道：“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可见，直到那时，夏至的筵席上，仍然是吃粽子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已经知道端午节源于先秦古人的“五月初五是恶月恶日”的观念，并非源于纪念屈原，但并不妨碍我们在端午节这样的节日里，像张说在《岳州观竞渡》中一样，想起屈原，想起这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想起当年他身上所承载的，如今我们还要世世代代去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文摘自《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章雪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9年06月05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