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记忆一般是指对过往的追溯与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作为一种建立在历史资料基础上的“严肃记忆”，也是国内第一本以新闻传播教育为主题的年鉴，它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并运用仪式这一存储媒介与话语这一叙述策略，召唤起人们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行业集体身份的认同，从而建构起对新闻传播教育行业的集体记忆。

    关键词：文化记忆 新闻传播教育 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不同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印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了百年历史，但关于它的记忆却是零散的、碎片的，不成体系的。2016年，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 编、张昆教授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开始将散落四处的零散记忆片段加以搜集、整理，经过三年的出版发行，已出版至第三卷《中国新聞传播教育年鉴（2018）》[以下简称《年鉴（2018）》]，这三卷共同构建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记忆框架，书写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及其文化记忆的历史新篇章。

    一、记录与传承：文化记忆构建的内在驱动力

    罗素说，人的精神的实质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精神。[1]通俗地说，记忆是“对过往的追溯与回顾”[2]，是“一种集体行为，人们通过日常交往从集体中获得对某一类事物的经验”[3]。从远古到现代，记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在传统社会，记忆一直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信息来源。人们依靠对过往的记忆与积累的实践经验安排生产与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地践行“秋收冬藏”。在这种相对静止和原始简单的社会形态中，记忆可以被反复调取和使用。随着纸质媒介与印刷媒介的出现和普及，记忆从暂时性的、不稳定的口头与经验逐渐变成永久性的存储。数字媒介的出现，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记忆的形式与内容，所有的信息甚至痕迹都可以被记录和存储下来，从而拓展成信息的海洋。

    在这样一个信息超载时代，看似万事万物都能成为记忆的对象，然而，实际上人们也因此在记忆宫殿里迷失了记忆的焦点——或存储了过时的材料，或难以打捞自己所需的记忆。而在新消费主义时代，整个社会陷入了消费的狂欢，文化也被裹挟其中，打上了泛娱乐化的烙印，记忆与历史以娱乐化的方式被言说。如此，记忆存在着失忆与失真的风险，因而定期搜集和整理记忆便显得尤为重要。专业年鉴则可以规避以上风险。作为一种信息密集型的资料性工具书，它有明确的宗旨，清晰的结构，特定的受众群体，它不是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通俗记忆”，而是一种建立在历史资料文献基础上的“严肃记忆”[4]，担负着形成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重大责任[5]。由张昆教授领衔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调动了各大高校相关学者的通力合作，在编纂过程中，每位参与者都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这一框架为宗旨，以“总论篇”“平台与人物篇”“成果与政策篇”等三个板块为总框架，按照框架结构从各自地区、学校的实际出发提供资料，这些资料是集体记忆的碎片，但融合起来便是整个传播教育的整体记忆，对新闻传播教育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是国内第一本以新闻传播教育为主体的年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自1918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座算起，已走过了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历史，这百余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水土不服到本土化发展……可以说，它一直在曲折中顽强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却没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资料来梳理其历史脉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普及，全球媒介生态和中国传播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以往被封为圭臬的传播学理论被颠覆，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成了难以黏合的“两张皮”，新闻传播教育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怎样与时俱进地开展传媒教育，是当前学界需要探索的问题，亦是国家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对教育界提出的具体要求。要回答好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全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状况有清晰的、完整的认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不仅收集整理了近百年来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发展历程，更是记录了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各学院、各流派、各学科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问题[6]，使我们能在历史中、从同行的成功经验中得到解决问题的灵感与启示。

    从社会功能上来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能记录历史，传承文化。记录历史是现世的人们对过往的人们所负有的义务[7]，也是人们对过往相似性认同的精神体验，是对共同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过往共通情感的依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自2016年出版至今，全面记录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百余年来的发展状况，摸清各省市区高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招生及师资情况，勾勒了一幅各大行政区的传播教育地图，展现了一代新闻传播教育大师风采及教学理念，记录了国外名校新的探索，同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各传媒院校学科发展状况、科研水平，办学方针、发展战略，为我国新闻教育发展提供了夯实的史料基础，形成了一代新闻传媒人的集体记忆，为未来者认识今天的历史提供莫大的帮助，有利于新闻传播教育文化的传承。正是在记录历史与传承文化的目的驱动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得以面世;由于严谨设计与全面规划，它的面世又能更好地记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并传承一个时代集体的文化记忆。

    二、记忆建构与身份认同的仪式化

    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铭记，而过去又由记忆所书写、记录。不过，记忆这一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与过去总存有偏差，如何更真实地再现过去，就需要我们找到更好的存储记忆的媒介。仪式就是这样一种存储媒介。仪式起初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一般的外文词典，它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宗教意义上的仪式、礼俗;另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程序。两者均用以描述那些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或事件。[8]人类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担负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是建立一个群体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9]德国学者阿斯曼更是将仪式视为文化记忆的首要载体，认为要想实现仪式的文化记忆功能，必须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是集团成员的全部到场和亲自参与;二是对集团历史的上演和重新收录[10]。

    《年鉴（2018）》就是用仪式化的方式来建构新闻传播教育的集体记忆，从而实现身份认同。首先，《年鉴（2018）》的编写就是一种仪式。书本的策划、资料搜集、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各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学者及其实践者对传播教育理念、教育精神、教育问题的共同思考与探索过程，而统稿、审校、编辑、印刷、出版，这种看似例行公事的过程，作为一种“仪式”，是各教育工作者对传媒教育界教育理念、教育精神、教育方法等思考与探索的结果，以仪式化的形式加以认同与确认的过程。其次，《年鉴（2018）》本身也是一种仪式。它不仅记录、记载着新闻传播教育史上各活动仪式的精彩瞬间，而且通过举办活动等方式，以仪式化的手段营造了新闻传播教育的集体公共空间，向社会呈现出新闻传播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方法与办学方向。再次，《年鉴（2018）》发布仪式及年度新闻教育界的重大仪式活动，邀请诸多著名学者共同见证，这些著名学者“身体的共同在场”既是对该書的一种“地位赋予”，强化了对该书的正确性与权威性认同，同时也放大了现场的气氛和情绪，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更容易形成集体记忆。此外，《年鉴（2018）》收录了各大高校举办的学术活动影像照片，作为仪式的影像，本身就具有记忆存储功能，这些影像可以被视为正在演进的新闻传播教育经历的根据，从而为未来提供一些可能的启示与参照。同时，作为参与者的受众在翻阅这些照片时，能迅速回忆起属于他们的共同记忆。而作为观看者的受众，在注视“他们”的过程中，能够调取自己的相关记忆，找到个人与“他们”相关联的记忆过程，从而迅速将自己划入“他们”的领域。于是，“我们”转化成了“他们”，形成无意识的集体身份认同。

    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话语策略

    话语，指“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自己意思或实现自己的意图的词、短语或句子”[11]。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揭示人类如何理解彼此的话语[12]。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指出：“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称为话语的这种语言运用单位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这种描写有两个主要的视角：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文本视角是从微观层面对文本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分析如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语境视角则是把这种微观的分析与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对话语做宏观的描述。[13]因为年鉴类书籍本身为史料，大体上属于“严肃记忆”，文本区别不大，故而此处主要采用语境视角来分析《年鉴（2018）》的话语呈现。

    首先，采用符号重复出现的方式来进行话语构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已出版了三卷，形成了成熟的体系结构和叙事风格，《年鉴（2018）》也依然按照年度综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地图、院系巡礼、教育家研究、口述史研究、院长论衡、行业组织和相关学会介绍、学科专业建设、本科人才培养、研究生与博士后流动站、各类获奖、学生竞赛、新闻教育研究、大事记及各种附录等框架结构。这些结构经过年复一年的稳定出版，已形成一种固定的符号重复呈现，从而内化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稳固记忆。

    其次，《年鉴（2018）》构建了一幅客观、真实、向上的、成就式的话语体系。“2017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综述”、新增栏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回眸了各省市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回顾了各省市传播教育的奋斗史，既不避讳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不拔高所取得的成绩;“华中四省新闻传播教育地图”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华中四省的专业设置、本科及研究生教育、部校共建、社会队伍、师资情况，这里采用的是客观话语。而标题框架用“硕果”“成果”“进取”“阶段性成果”“展望”等词汇，则构建的是一幅向上的、和谐的、成就式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的使用加强了受众对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信心，也在情感上增添了对所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认同。

    另外，《年鉴（2018）》也使用了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教育家研究系列”方晓红、张国良教授的口述史、“名师风采”部分“方汉奇：师道尊严的个体呈现”与“刘海贵：为新闻教育激情澎湃”等，放弃了宏大的叙事话语，使用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通过教授们的学生、如今的著名学者回忆个人与老师的联系，将学者的职业生涯展现在读者面前，因贴近大部分教师读者的日常生活，因此教师读者很容易将自己代入其中，将前辈的职业成就视为自己奋斗的方向，拉近了著名学者与普通教师、学生的距离，构建起了新闻传播教育这一行业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知、共同的情感和共同的经验，从而找到了集体归属感与认同感，而对学生读者来说，前辈的职业成就代表着整个行业的水平，从而容易在心中塑造起对整个行业权威性的认同。

    四、结语

    《年鉴（2018）》运用仪式这一存储媒介与话语这一叙述策略，召唤起人们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行业集体身份的认同，从而建构起对新闻传播教育行业的集体记忆，也为我们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过去提供了新视角。当然，记忆也并非仅仅指涉过去，它还可以通过对过去的指向来引领当下，勾勒未来。虽然《年鉴（2018）》只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第三卷，编者工作仍任重道远，但前三卷对行业过去与现状的描述，为期许未来新闻传播教育繁荣昌盛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即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必将迎来万花盛开的春天。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1.

    [2]闫宏秀.记忆何以创构未来——数据与记忆的未来指向[J].探索与争鸣，2018（11）：67.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03-304.

    [4]邓金明.文革小说：集体记忆与集体书写的反思[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169.

    [5]刘书峰.年鉴社会记忆功能中的仪式与话语[J].中国年鉴研究，2018（3）：33.

    [6]张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撰的必要性论析[J].现代传播，2016（11）：143.

    [7]彭刚.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的书写[J].史学史研究，2014（6）：12.

    [8]王英.媒介仪式：国庆60周年庆典及其媒介呈现探析[J].新闻记者，2009（12）：15.

    [9][10]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2）：242.

    [11][12]李悦娥，范鸿雅.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5.

    [13]凡·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7-32.

    （作者单位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出版参考》 2020年2期2020-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