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

    杨碧薇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年南宋张炎评价吴梦窗词时曾经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品读这番话，不由让人心中一惊，原来早在千年之前，文学批评中的蛮横就早已经向人们展示了它的利爪，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发现。一方面，这是一件好事，文学批评在理论的成熟导致了批评家们将目光投向文本的更深处，在字里行间甚至每一个笔画的缝隙里找寻更多的意义；另一方面，这是一件坏事，早在张炎那里，就不难看出一种倾向，掌握了理论的批评家们开始消解文学的意义，他们看到一座七宝楼台，第一反应就是“碎拆”，他们用理论将文学肢解。然而，七宝楼台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美则美矣，又何必碎拆。

    如今，批评家们越来越习惯干这种碎拆七宝楼台的事情，碎拆之后，看着一地砖瓦，大叹文章已为穷途，随后或是冷笑、或是摇头，径直甩袖而去，尽显“大师风骨”。在这种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下，杨碧薇的新作《碧漪与南红》读后则让人有一种新生的愉悦，在大家都专注于如何将七宝楼台碎拆得更“碎”之时，杨碧薇却执着地打通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边界，她要重建七宝楼台。

    碎拆是一件技术活，是熟练工，只要工具在手，假以时日，即便是乱砸胡斫也能将一切拆得稀碎。之于文学批评，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理论，正是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更何况这个不行还有那个，各种工具轮番上阵，批评者们甚至不用去通读作品或者了解作家，仅凭只言片语就能扯出一通长篇大论来。这不叫文学批评，这是无休止的复制，是打着文学批评名号的工业化大生产。

    而重建则是艺术，是手工活，工具自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人对自己心灵的关照以及对艺术本身的理解。而杨碧薇的《碧漪与南红》正是这样一部文学批评集。诚如杨碧薇所言：她这部批评集是一次尝试，是“将诗歌研究、批评与其他艺术门类结合，杂糅出一种带有个人印记的文艺批评，并通过书写，不断强化其风格”的尝试。在杨碧薇那里，批评之所以能够跨界，之所以能够杂糅，其核心凝聚力则是批评者自己，从“我”出发，走向无限的可能生活，这正是艺术、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死的原因。杨碧薇说：“碧漪者，碧薇思想之涟漪也”，则正是如此。

    文学中本应有“我”，艺术中也本应有“人”，文学艺术的批评中也本应有“人”，这本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批评的本质不仅是研究，更是抒情，抒研究者包括艺术见解和现实关怀在内的自我之情。但是随着学科细化和所谓“量化”，“我”的身影渐渐在所谓学术研究中大步撤退，把发声的机会都留给了那些“名人名言名理论”，没错，福柯、萨特、波伏娃，荣格、拉康、德勒兹，他们说得都对，只是试问批评家，海棠依旧，而“你”又在哪里？《碧漪与南红》中，杨碧薇处处贯注着“我”的精神，新诗、摇滚、电影、当代艺术，这正是她生活的写照，杨碧薇因为了解这些，生命中有这些，才敢去写。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本书里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论断：例如在对吴少东诗歌有关药物的意象进行分析时，她说“当下新诗中不乏批判的声音、呐喊的声音、站队的声音；与这些高亢的声音相比，低声部的纾解之声似乎被挤到了边缘。纾解的边缘化，为新诗亮起了危险的信号灯：在看似热闹的新诗现场里，有多少诗人不懂得纾解，失去了与内心对话的机会；有多少诗人又经历了纾解的失败，走向了主体的虚无，导致诗歌在力量上的挫败。”新诗现场常常喧嚣，喧嚣到了诗人已经很难静下心来面对自己，杨碧薇这一番话显然不是由所谓理论能够推导出来的，而是在以自己生命去体察批评对象生命之后才可能得出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在场”，这并不是说你跑了多少诗会、认识了多少圈内人，而是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境界有多宽广。

    在《碧漪与南红》中，“人”有了，“工具”本身也不缺，作为主骨的“我”也一直在场，那么，“重建”则成为了这本书的题中之义。事实上，杨碧薇所面对的七宝楼台常常已经不是它本来的样子了，而是遭到了无数人的“碎拆”，例如在《新诗叙述的核心危机》一文中，杨碧薇所面对的就是围绕雷平阳《杀狗的过程》而展开的一片瓦砾，这为重建增加了难度，面对着已经被肢解破碎的作品，如何构想它本身的样子，又如何将其重建得超过它本身的样子，这都成为摆在杨碧薇面前的问题。而杨碧薇也是另辟蹊径，她不直接从瓦砾入手，而是开始反推楼台被碎拆的过程，再于心意之间重现其容貌，所谓胸有成竹者，就是这个意思。于是，诗歌的大厦被重新建立，而且更加眩人眼目，如果说雷平阳诗中本身只是诗人一个人的创造，那么，经由杨碧薇之手重建的大厦上，雕梁画栋，纹理上则不仅有诗人、杨碧薇，还有那些曾经试图碎拆诗歌的人们，三者互相对话，光影斑驳，推动着诗歌向着未来前行。

    随着现代性的演进，人们高呼着道之不存，却没有意识到，在现代性的诱惑下，人们习惯于通过毁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杨碧薇试图恢复诗歌七宝楼台壮丽的景象，这本《碧漪与南红》就是其所实践的第一座建筑，也许，这本书的出现是一次转机。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最后一句是如此有力度：“我还有不少想法，姑且先讲以往拙文汇编成此书，十年后再看”，再回想起某日杨碧薇和我聊天时说过的话：“读中国新诗，我从字里行间就读到了一个字：‘我’‘我’‘我’”，于是，我登上了《碧漪与南红》这座高楼，并对未来持续眺望。



    来源：读书周报2020年06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