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学在重庆》，周挥辉、董中锋 编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58.00元

　　中华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三大前身之一（另有华中大学、中原大学），由著名教育家陈时于1912年在武昌创办，据说是我国第一所设立本科学历的私立大学，它将中国古代私学的传统教学和近代欧美、日本的现代私立大学体制相结合，开创了近代具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民国时期，有“北张南陈”之称，“北张”指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南陈”即指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足见其时之名声与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与众多大学一样，为了躲避战火、保存中华文明的火种，1938年秋，中华大学迁至宜昌后坪，不久再迁重庆南岸下龙门浩禹王庙，直到1946年秋季回迁武昌老校舍。

　　中华大学这段曲折的西迁历史，本应具有丰富的档案资料，本应在校史或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笔，但由于战乱、时代因素等，现存的资料非常有限，更不论专门记载的书籍了。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周挥辉、董中锋两位教授编著的《中华大学在重庆》一书正式面世，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该书以丰富史料再现中华大学的西迁历史。陈时的孙女陈家益、重庆档案馆工作人员、中华大学重庆旧址附近的老人、民国档案、旧书报刊……作者或采访或收集，历经数年，通过多种途径获取零星的相关资料和史迹，系统整理成书。作者讲究历史的整体观，于本书开篇将中华大学西迁置于抗战大背景下，梳理中国高校内迁概况，指出“这种克服千难万险为保卫民族文化教育火种的大迁移运动，无论对于沦陷区教育元气的保存，还是对于西部等地区教育的提携和发展，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中华民国全宗·中华大学卷》等档案、《中华大学校友通讯》等内部资料，以及《中华大学》《中原大学》等图书的归集整理，作者爬梳出有关中华大学西迁的图片、名册、函件、回忆文字等史料信息，全景式展现中华大学西迁的背景、过程，中华大学在重庆的办学经费、教学、招生考试、学籍管理与毕业生工作、校园文化活动等，记录下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给后人留下全面而真实的史料。

　　该书展现颠沛流离中的教育情怀。战火纷飞之时，生存尚且难以为继，办学必定步履维艰。西迁前后，中华大学处境困窘，校舍简陋，经济拮据，陈时校长不仅自己一直义务担任校长，而且在身体有恙的情况下仍凭坚韧不拔的毅力四处化缘，支持危局。中华大学的名师，如严士佳、邹昌炽、方宗汉等不计报酬，与陈时校长一道，“风雨同舟数十载，含辛茹苦为英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克服困难，注重教学，培育学生，展现了对教育的赤诚与坚守。

　　该书体现峥嵘岁月里的爱国主义精神。武汉沦陷前夕，中华大学面临留守或搬迁的关键时刻，校长陈时接到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旧友、曾任日本内阁外相和副首相的重光葵的密信，劝他不要迁校，留在武汉继续办学，日方会给他资助和便利。大是大非面前，陈时校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义无反顾拒绝了重光葵的劝诱，决定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率领师生员工，随带图书、仪器等西迁。他们还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发挥特长，组织抗日宣传队，散发传单，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鼓动民众坚定信心，奋起抗战。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征召大学生服务队从事抗战译员工作，中华大学学生踊跃报名，积极入伍，参加青年远征军开赴印度，书写了一曲永载史册的慷慨壮歌。他们在困难面前愈挫弥坚、自强不息的品格，与民族共存亡的爱国主义情怀，已沉淀为一种精神底色。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任教于西南联大，他后来作诗缅怀：“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抗战时期中国大学西迁，被研究者称为“世界教育史的奇迹”，为世界乃至我国教育史留下了重要精神遗产，这段经历亦是大学校史中的光辉篇章。《中华大学在重庆》一书，记述中华大学西迁办学八年的历史，书写中华大学师生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故事，以抢救性保护的方式为后人刻下历史真迹，向未来传递一份浴血奋斗的精神，可谓做到了“青史有专篇”。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