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王雨吟（浙江大学出版社文化遗产出版平台策划总监） □采访者：江玉婷（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由首都博物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主办，首博文创、耳朵里的博物馆、《成长教育周报》承办的“2019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的推选活动中，在200余种图书参选、30种图书入选的背景下，浙江大学出版社交出了一份特殊的答卷：申报3种图书，3种入选。这源自浙大社近年来的实施策略——与博物馆深度对接，构建配套教育资源体系。博物馆也在原有框架内，提供了真正给孩子读的书。

　　□怎么想到和博物馆合作出书？

　　▉浙大社是大学出版社，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大学的学术资源、学术架构。近两年，浙江大学新成立了艺术与考古学院，把文博考古尤其是艺术史方向列为重点。那么出版社就要配合学校的学科梳理。 关于这方面，出版社有学者以及作家团队的资源。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做普及教育。前期，出版社开了一个研讨会，邀请了很多博物馆。得到的反馈是，博物馆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他们此前推出的内容缺乏市场动力——基本上都是展览的图录，用于现场赠送或业内交流，在市场上售卖的比率很低。

　　当时就有博物馆提出来，出版社有市场思维，编辑对馆里的素材进行梳理和策划，有没有可能做系列图书。浙大社做的第一本书《寻找回家的路》是和杭州博物馆合作，由馆游课程改编。《我的木偶师朋友》基于杭州工艺美术馆的一个南宋非物质文化特展，他们希望能够做一本给小朋友看的绘本。这也是博物馆想做的事情，不是出版社单方面的意愿。

　　□这些书的市场表现如何？

　　▉就市场反响上来说，浙大社还是比较满意的。作为大学出版社，教材教辅是浙大社的长项。对于童书，我们实际上没有现成渠道。但后来，我们发现博物馆是个很好的渠道。

　　这些书出版以后，博物馆宣教部将其作为宣教活动的教材。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为例，他们一年要做1000多场宣教工作，每场活动都有几百本的销量。所以一两年下来，《我的木偶师朋友》销量可观。博物馆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经常做非遗方面的活动，比如绣画、团扇、灯彩、泥塑等等。书里设计了这些内容，并且还有配套材料包。对于博物馆来说，他们带这本书出去做宣教工作特别方便。

　　浙大社其实抓住了一个市场需求。未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一定会越来越重要。就我的观察，目前博物馆自己做的教材，大多趋于零散，很难和市场上成熟的出版物对标。在这样的需求下，如果出版社主动去抓住并且找到脉搏，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市场需求主要体现在哪里？

　　▉首先，学校对博物馆的需求是巨大的——邀请金牌讲解员、建设课程体系，以及定期组织学生去博物馆研学。我们去和校长聊博物馆教育，没有一个校长不感兴趣。相对应的是，博物馆的讲师团队有限，讲解员永远不够，活动永远排不开。我们就发现，需求方与资源提供方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在这个落差里，图书可以成为一项补充资源，或者说，成为博物馆配套服务的一部分。以《寻找回家的路》为例，编辑团队和浙江省教育厅的在线平台合作，在杭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发了一套6节课的校本课程，向全省直播。《我的木偶师朋友》打通了博物馆和学校，即便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也已进入了200多所小学。

　　□请您谈谈入选图书的出版历程？

　　▉《我从远古来》讲的是河姆渡的故事。近30年来，考古人员对河姆渡的探索没有停过，但大众对河姆渡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历史教材层面。中国港口博物馆开过一个关于河姆渡的临时展，结束就撤展。我在看展的时候，突然被那些6000年前河姆渡人曾经触摸过的东西触动了。如果能够有一个具有情节性的故事，在融入文物细节的同时，把河姆渡人的生活状态串起来，让人们了解“河姆渡”不是一个已经固化的名词，它是一种不停加深的认识，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

　　《我从远古来》的编辑过程很艰难。博物馆提供基础材料，比如策展大纲、文物说明、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编辑团队找文字作者、插画作者，然后再和博物馆的各个部门一一磨合对接。这个磨合过程可以说是痛苦的。出版社承担着很大的风险，编辑团队在做一件未曾做过的事，甚至无法预估图书最后的品相。

　　每个博物馆都有想传达的东西，比如杭州博物馆想宣传镇馆之宝——战国时期的水晶杯；港口博物馆想把书做成宁波的乡土教材；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提出了关键词，几大非遗知识点都要囊括，每一个小细节都能化成一堂课。最后呈现的结果较为理想，例如《寻找回家的路》入选“杭州历史文化校本”课程系列，我们把入选的课程名印到书封上。浙大社希望能有更多的博物馆、出版社一起做这件事。开头总是难的，当大家都意识到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性，相信会越做越顺。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