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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规范——读布雷钦卡的《信仰、道德和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晖
2009-06-29 11:29:37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2009.6.26 
 
 《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订购
 [德]布雷钦卡著 彭正梅 张坤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一书的前言中,当代德国教育思想家布雷钦卡写道:“……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并不能仅仅通过科学手段加以解决。对于人类及其群体来说,这些问题要比探讨教育科学的经验的、技术的问题更为紧迫。”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布雷钦卡曾于上个世纪60年代引发了所谓的教育学实证主义之争,并在与传统教育学尤其是文化教育学的争论中,逐步发展建立起自己的强调经验性和价值中立的教育科学理论,以区别于在他看来实质上是教育实践理论的传统的教育学。早在《教育知识的哲学》一书中,他就将教育学研究划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三个领域。如果说教育科学研究强调的是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之上的严格的科学性,那么“价值”和“规范”则构成了教育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正是他多年以来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探讨宗教教育、世界观教育和道德教育等问题的一部论文集。

 之所以说对于人类而言,讨论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教育哲学要比讨论经验和技术问题的教育科学更为急迫,显然与布雷钦卡对于现代社会的教育危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教育危机的关注和思考有关。所谓教育的根本危机,在他看来,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危机在教育问题上的反映。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教育总是要指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人只教育而不作价值判断。”教育危机的背后是祛魅化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的普遍的无所适从,具体表现为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当代的许多教育理论,比如与法兰克福学派密切相关的批判教育学,在对当代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却也在效果上促进了某种绝对个体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强调价值批判和价值选择的绝对自由,但却无法维护整个社会的文化归属感,从而无法维护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共识。在教育领域,这种情况可能极端地表现为学生对制度和规范的蔑视,玩世不恭,以及基本道德感的丧失;在教师那边,则表现为职业道德感的衰减,积极性和责任心的弱化。教育是国家和社会之根本,上述状况的蔓延必将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甚至进而导致社会的分裂。因此,布雷钦卡强调,教育绝非单纯的私人事务,更是群体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此意义上,教育必然以某种能够促进道德共识和社会稳定的“共同理想”作为前提。只有在这种共同的理想之下,教育才能够指向其基本目标:人格理想。所谓人格理想指的是应然的人格观念,因此,“人格理想就是规范。”在布雷钦卡那里,正因为人格理想是以某种共同理想为前提的,所以规范也必然与某种价值共识联系在一起。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伦理学必须在回答什么是最高的善的问题的同时确立起规范的主张相同,布雷钦卡也主张在规范性问题上必须同时处理“理念”问题和“行为规范”问题,前者指向的正是广义的价值问题。

 在布雷钦卡看来,自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经历了巨大的变迁。随着自由主义被不加限制地推崇和发展,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形成了某种极端个体主义、享乐主义、反对规范和批判传统的精神气质。这与其说是对稳定的价值观的颠覆,不如说是信仰的缺失。当然,布雷钦卡所说的信仰不仅仅是指宗教信仰,而是指某种控制个体体验过程的心理倾向,或者说是某种积淀于情感深处的根本性态度,世界观、宗教观、道德观、政治观、人生观等等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都是体现出根本性态度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信仰就是共同理想。现代社会的信仰缺失是造成个体在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和社会分离的主要原因。布雷钦卡在书中专辟章节讨论了为欧洲现代的虚无主义敲响警钟的尼采的“必要幻象说”。如果信仰需要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那么幻象就是必要和必须的。因为这里的幻象就是指共同的理想。为了维护人类持久的精神健康和安全,以幻象云层来遮挡启蒙之光是必要的。

 至于体现出人格理想的具体的规范,布雷钦卡认为我们实际上并不缺乏:“我们的危机不在于缺乏久经考验的规范,而在于对这些规范日益增加的无知。”在规范问题上,他一方面主张重视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规范;另一方面强调只有具有具体的实质性内容的规范,才能够对教育行为提供导向价值。而仅仅形式化的教育目标,比如“人格的自由展开”或是“自我实现”等等,只是指向过程而非指向真正的目标。在他看来,要使规范在教育上落到实处,不但需要教育者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而且需要家长、国家和教师承担各自明确的教育责任,通力协作,共同关注受教育者的福祉。

 此外,布雷钦卡也专门谈到了“均衡教育(和谐教育)”在决定人格理想和教育目的方面所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尽管均衡教育的理想常常有缩退为形式化口号的危险,但是作为某种标准,它毕竟能够提醒我们注意真实的个体和理想的人格中的不和谐、不均衡或是片面的因素。按照裴斯泰洛齐的说法,提醒我们教育中始终存在的极端理性主义和极端情感主义的瘟疫,提醒我们作为人必须具有的精神存在的最低限度。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9.6.26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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