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下的启蒙》朱煜著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朱煜是我的老师。此为实话,不是客套,更不是随口开玩笑。 诚然,我们年龄悬殊。他小我三十有余,还未过不惑之年,1972年出生,与我幼子同庚。但是,他敏而好学,读书勤奋,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不到四十的人,却已经事业有成。 我和朱煜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上海的一所小学任职。因师资平平,欲办出学校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几成奢谈,好在上级领导让我破例招聘教师。于是,朱煜还没有毕业,我就将他特招到我们学校当教师。 朱煜初到学校时十八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儿,给人的印象是厚道、本分,积极、肯干,喜读书、好写作,为人谦和,写得一手好字,人缘极好。 他在学校里干的行当实在不少,教过美术、自然,也教过语文、数学;做过班主任、大队辅导员,也干过教科研室主任。学校里的岗位他几乎都“滚”过一遍,因此,他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熟悉。最后,他任校长助理一职,与我隔室而坐,朝夕相处。本人退休不久,他也调往另一所学校任职了。 “爱生是立业之本,读书是立身之本。”朱煜酷爱读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介书生。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虽是搞机械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在父亲的熏陶下,朱煜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享受着读书的欢乐与幸福。 当了教师之后,他更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只是,此时他读书的目的更为明确:为了孩子!《古希腊教育论著选》、《教育漫话》(洛克)、《爱弥儿》(卢梭)、《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教学与发展》(赞可夫)、《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他又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多本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这为他的职业生涯打下了理论基础,也让他养成了阅读理论著作的习惯。阅读中,他明白教育教学必须以学生为本。 本人读书不多,理论基础薄弱,在工作当中,深感底蕴不厚,底气不足,于是,我常常向他请教。在我们行政班子学习时,我多次约请朱煜为大家做读书辅导、时事报告。他见多识广,言语幽默,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因此,他做的报告既风趣又生动,从来不会让人厌倦,深得大家的赞许与欢迎。 对于怎样教育孩子,我和朱煜有着几近一致的看法。在这方面,他与我志同道合,又成了我的知音。“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干咱们这一行的对这句话都心知肚明,也耳熟能详。然而,有多少人真正践行了这一理念?很多老师往往一走进课堂或者一接触学生,就会把它忘得干干净净。 我和朱煜形成共识:教学要相长。工人要感谢机器,农民要感谢土地,演员要感谢观众,大夫要感谢病人,同样,教师要由衷地感谢学生。“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但是,有多少老师是这样认为并且这样去实践的呢? 我始终认为,孩子需要教育。成功的教育应该是无痕的。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下,给他们讲一则美丽的故事,剖析一个动人的事例,讲一条感人的新闻,以启迪孩子的智慧,点燃他们心中的火花,激发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让他们明理,懂得该怎样活着。这样的作为,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人用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来描摹成功的教育,其意义大概就是如此。因此,我崇尚无痕的教育。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每天清晨我利用升国旗之后的一分钟时间给孩子们演讲,收效颇好。朱煜大力支持我的这一做法。他将我的演讲稿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我坚持讲了八年,他也坚持记录了八年。最后,在他的帮助下,《在国旗下的演讲》终于面世,他还为这本书写了序。 不知何故,我总喜欢将他和日本作家木山捷平笔下的大仓老师联系在一起。在与朱煜共事的那些年,我常直呼他为“大仓老师”。他也会“呵呵”地笑纳。 朱煜喜欢课堂,热爱孩子。他把课堂看作实现人生理想的田园,把学生视为抽穗拔节的禾苗。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他把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教育,献给了孩子。他默默无闻,苦苦求索,勇于实践,乐于奉献,是一位有志向、值得尊敬的青年。 拜读朱煜的这本厚厚的书稿后,我觉得很震撼,二十多万字,全是记录他平时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有读书笔记,有旅游随笔。文字清新,举例生动,好看耐读,发人深省。一篇一个故事,一篇一个主题。我花了整整两个晚上读完书稿,掩卷沉思,浮想联翩。我想到了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以及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苏霍姆林斯基扎根基层,大胆试验,潜心研究,总结经验,终于成为大教育家。朱煜不也正循着这条路在走吗?我期待着他“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一定会收获硕果,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书稿中,他的这番话让我既宽慰又感动,引起了我的共鸣: 探索还在继续,我对前景充满信心。为孩子启蒙是关乎民族发展的大事,宏大叙事落在了小小的三尺讲台上,落在了我们这些教师的肩头,并成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在启蒙的过程中,将宏大变成细微,在循序渐进、润物无声中,实现师生的共同发展,让师生生命的火花点燃更多的火把,照亮美好的前程,这是我———一个读书人为之努力的目标。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