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方红星

　　入选辞：29岁就担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备受业界瞩目，10年来坚守“财经专业教育”的战略定位和“专业性、开放式、国际化”的发展模式，经过市场经济的磨砺，带领东财大出版社顺利实现了由依赖部委资源到面向市场自主开发产品和服务的战略转型，出版了大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图书，成长为专业资源精深、品牌特色鲜明、社会影响力持久的专业出版社。
　　心灵独白：对于有意义而且有把握做好的事情，我会分配精力去努力将每个领域的事情做好。学术研究与专业出版完全可以做到相得益彰。
　　个人简介：方红星，1972年7月生于湖北省。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1996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先后担任部主任、社长助理、副社长；2001年至今任社长。曾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十余次获得省部级图书奖项，并获得过首届“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辽宁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入选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央宣传部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方红星还担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20余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20余项，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组专家等重要学术职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首批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

　　提起方红星，业界人士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他当年如何年纪轻轻就担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的事情，尽管他现在已称得上是年轻的“老社长”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记者终于在位于大连黑石礁的东财大社见到了这位神交已久的出版行业与会计专业的“双料”领军人才，领略到了方红星的温文尔雅和博学慎思。

　　研究与出版相得益彰
　　“2001年接任东财大社社长是有很多原因的。当时前任社长被学校委以重任去筹建独立学院，同时正值学校与财政部脱钩，由财政部统编、给出版社带来可观效益的图书被收回，学校就想找个既有出版经历又有专业背景的专家型继任者。”方红星开门见山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1996年进入出版社工作后，先后担任国际合作部主任以及主管发行的社长助理、副社长，“既熟悉出版企业的运作，又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就是生活阅历还不够丰富，但当时学校党委的思想很开放，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找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会更有闯劲，综合各项因素后决定让我接手。”方红星坦言，因为之前将营销策划、客户关系、信用控制等一系列新概念导入到营销部后，使东财大社不仅有系统图书发行优势，教材发行和专业书推广都闯开了一些新路子，自己当时也认为失去部委资源东财大社还是有前景，但2001年接手后就开始自筹资金兴建新的办公楼，还是承受着不小的资金压力。
　　“不过，我们也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国内财经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很多学校都新开或扩充财经专业，原有财经院校招生规模也在扩大。”方红星告诉记者，因为他本身就在这个专业学术圈里，正好利用专业交往和学术交流，一起策划了多套既借鉴国际先进商学教育经验、又立足中国法规制度和实际的财经教材，涵盖财会、工商管理、外经外贸、金融等多个领域，加上营销导入后的院校推广队伍，以及经过整合的专业教材发行渠道商，不仅出版码洋和发行量上升很快，质量口碑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肯定，因此出版社两年后就恢复到历史最好的创利水平。而教育部推荐的原版教材、规划教材、精品教材中，东财大社的品种比例都在同类出版社当中遥遥领先。“这样一来，我们用自主开发的专业教材弥补了行政资源的系统发行带来的影响，而自主开发的专业教材三五年修订一轮，并结合专业发展新态势开发新的品种，便带来良性互动和持续发展。”他举例，采用该教材的学校使用后，觉得教材质量不错就会认准东财大社做财经教育教材的品牌，其老师若有写作意向或出版资源又会充实进来，出版社的自主开发教材选题能力和组稿能力得到巩固。
　　方红星感叹，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身在财经学术圈进行交往并一起努力，东财大社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那样上规模、上层次、成套系的教材，而如果错失这个机会，也很难寻找一个其他可行的方法来弥补系统资源丧失带来的影响。目前，除本科教材之外，该社也在结合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倡终身教育的契机，加大力度开发相关教材，增强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

　　注重质量效益 不求盲目多元
　　可以说，方红星担任社长的这十年间，是东财大社稳步发展的十年，包括2009年完成的转企改制工作都进行得非常平稳。“该请中介机构的、该报批的、该征求员工意见的，我们都按既定程序进行。”方红星表示，此次转企改制除了法律形式、人员身份和分配机制的变化，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得以缓解，出版运营并无太大变化，更多的是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当时，学校承诺，事业编的员工只要愿意回学校的，学校全部接收，但30多位事业编的员工没有一个人回去，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化运作，社里管理一直比较规范，特别是营销导入之后，重视发展质量而不是注重规模数量，出版社既没有大额的库存需要核销，应收款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转企改制资产评估出版社净资产不仅没有减值反而增值了。”方红星介绍，因为专业出身，该社在风险控制方面一直做得较好，比如处理订单时都会做信用评估，之前没有打过交道的新户，此前信用记录不是很好的，单子再大也不一定做，不为上规模而带来大的风险。“出版社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库存也是如此，每种图书都要求做精益化的印量，宁可小批量多批次，也不愿意大规模积压和过时。这样，出版社的整个资产运转效益就得到提升，流动资金一直比较充足。”
　　不受外界诱惑，长时间坚守财经教育专业出版也是该社注重质量效益的另一个表现。“之所以选择财经教育专业出版，还是觉得这个领域有发展前景，与我们的编辑发行队伍也最为匹配，我们能做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做别的还不见得有优势。”方红星透露，社内曾有过讨论，如果做教辅，他本人就来自湖北黄冈，也很有优势，但综合考虑后觉得该社并不适应教辅市场，“专业出版有专业出版的规律，大众出版有大众出版的规律，教辅有教辅自身的规律，如果介入教辅，我们的品牌和运作模式甚至创利空间都保持不住，因为专业书你做得非常专、非常精、质量非常高的时候，人家会容忍你的折扣比别人高，你的条件可以比别人苛刻，但教辅书却是一个门槛低、利润薄、风险大的市场。”因此诸如涉足教辅、少儿幼教、财经文学之类的提议，都在综合考虑和调查研究后放弃掉。
　　“有人会认为，专业化会锁定自己的出版领域，‘我只有这一条船，万一船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方红星表示，“事实上，跳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圈子，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不是分散风险而是加大风险，而我们也不是专业化一条道走到黑，财经教育图书是东财大社的主干，财经学术图书和财经专业图书是东财大社的两个侧翼，教材、专业图书以及学术著作三种图书比例约为7∶2∶1，把专业领域内的结构做好，本身也是多元化。”他说，除财经专业教材外，该社投入大量的资金出版财经学术著作，少的时候年出版五六十种，多的时候出版七八十种纯学术作品，树立了在这个行业的影响，同时因为高品质、高品位成为馆藏销售的重要部分，综合下来学术著作基本不赔钱；财经专业图书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岗位培训、一般财经热点读物也一直在做；本校作者和外校作者的比例也控制得较好，本校只占5%，其他都是国内同行业内权威的作者；因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国际合作，该社国内国际选题的比例也控制得很好。
　　“这样，在财经领域有不同的关注点，在产品组合当中能找到相对应的产品，我们就不会太担心因专业领域过分集中带来的风险。”方红星表示，“近年来，我社年销售码洋稳定在1.5亿元左右，回款7000万元左右，利润率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是做教辅图书难以企及的。而东财大社之所以能从众多大社名社甚至集团军中脱颖而出，被总署评为百佳出版社、全行业文明单位，也是跟我们坚持走专、精、特和质量效益型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做大规模有关。”

　　制度建设成就行业多面手
　　当然，这十年也是方红星本人快速成长的阶段：2003年开始同时在学校执教，2004年评定教授，2008年担任博士生导师，2009年兼任会计学院院长，并先后获得新闻出版总署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领军人才、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荣誉。
　　“对于有意义而且有把握做好的事情，我会分配精力去努力将每个领域的事情做好。学术研究与专业出版完全可以做到相得益彰。”方红星表示，他做事情往往是先理顺过程、明确职责，用制度管人，按流程办事。“在管理出版社的头几年我可能比较累，但将这些基础建设做好后，加上出版社领导团队都在各自分管领域尽心尽力，各个部门按既有的制度、职责分工、流程、考核和薪酬体系去做每一件事情，出版社的日常运营所占我精力就不太多，更多的是考虑战略发展、制度建设等宏观问题，以及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并利用专业交往去获得更多的出版资源，反过来为出版服务。”
　　而说起“十二五”的打算，方红星也是踌躇满志。他表示，一方面是要适应出版社法律形式的变化，在调整内部管理制度的同时建立符合出版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在国家加大教育支持力度的大背景下，跟踪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变化，并对出版范围进行调整优化、重新布局和有机延伸。比如参与大的出版工程，新近针对农民及农民工财经法律阅读需求，推出了9种农家书屋图书在辽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当下数字化网络化，我们也将在取得电子出版权的基础上，继续申请网络出版权。当然，开发电子出版、启动网络出版、建立教育互动式平台等工作都是立足财经教育专业出版，也是为让我们的产品系列更加丰满、更加完备，最终支持我们的主干产品，使东财大社成长为专业资源精深、品牌特色鲜明、社会影响力持久的专业出版社。”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