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明舟

　　受访人：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采访人：王东（商报记者）

　　入选辞：他与出版一见钟情，大学毕业便踏上出版征途，历经风雨淡定而立；他对出版独具慧眼，引进出版《未来之路》掀起中国的信息化风暴；他对出版心存敬畏，兢兢业业实践“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他是学术灯塔的守护者，北大出版的领航人，乘风破浪会有时，明舟扬帆济书海。
　　心灵独白：唯书香可以致远，成墨卷方可致恒。出版是坚守和保留，坚守一种文化信仰和人文情怀，保留一份对图书的单纯的喜爱和热情；出版是选择和拒绝，选择高尚的、积极的、优秀的，拒绝卑下的颓废的平庸的。
　　个人简介：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担任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1984年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历任编辑室副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党委书记兼代总编辑，2003年1月任社长。曾荣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和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称号。
　　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之一的大学的出版社的带头人，“纠结”二字在王明舟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北大社的年生产规模早已过亿元，但他的办公室多年来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里那里堆满了样书，与出版社的任何一个编辑室无异；北大社明明已经在全国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但他的心里有更高的目标，认为现在北大社的品牌“还在地板上”；他的“纠结”更体现在对出版爱恨交织的感情上，他爱，是因为出版事业对于人类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他“恨”，则是自从进入领导岗位之后就再也不能简单地做回编辑。

　　说起自己走上北大社领导岗位的过程，王明舟用“误打误撞”四个字来形容。1984年，他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当时有两个工作机会摆在他的面前：或者回河北唐山教书，或者留在北大出版社当编辑。出于对出版文化事业的向往和热爱，他选择了后者，做起了理科图书编辑。
　　当年的北大社还是一个刚成立5年的小社，全社二三十个人挤在学校的简易房里办公。由于单位小，每个人的分工就相对灵活——因为自己的数学专业背景，王明舟时常要承担一部分出版社年终考核的工作。就这样，在做了10年专业编辑之后，他于1994年走上了出版社的管理工作岗位，这一干就是17年。
　　作为一个老出版人，王明舟亲眼见证了大学社的成长。在大学社蓬勃发展的初期，经过“文革”摧残的文化教育事业面临着重新起步的艰巨任务。当时学者无书可读，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学，知识分子由于重新得到尊重，学术科研的热情空前高涨，而有限的学术成果发布平台就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在此背景下，大学社势必要承担起教材和学术图书出版的重任。而与此同时，国家和高校不仅没有多余的资金支持学术出版的发展，还需要大学社对高校的教育学术活动提供经费上的支持，这又要求大学社发展起自己的市场能力。多年过去，尽管大学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均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如何在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仍是王明舟关心的主要课题之一。
　　对于出版物的价值，王明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由他策划引进的《未来之路》一书，被评为“新中国成立50年最有影响的100部图书”之一，其出版合同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这本书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亲笔撰写，回答了社会大众的一个疑问：IT产业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在当时，对于是否应该引进这本书还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有人甚至质疑“为这样一个大资本家树碑立传是否合适？”但王明舟力排众议，引进出版，该书不仅一跃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曾经有联想公司的高层表示：《未来之路》的出版，至少让IT业在中国的发展提前了5年时间。在王明舟看来，大学社所从事的出版事业并非一定就要曲高和寡，完全可以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
　　七八年前，一位主管北大社工作的校长曾经对王明舟说：“现在的‘北大社’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北大的出版社’，其品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北大’这个金字招牌；什么时候大家心目中‘北大’和‘出版社’之间的那个‘的’不见了，这才算是北大社有了真正的出版品牌。”这件事，王明舟一直记得，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着。

　　□您是如何理解“北大”这一品牌的？北大社在品牌建设上的目标是什么？
　　■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史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紧密，北大的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高度融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是一所独一无二的特殊大学。出版社作为北大的一个窗口，同样有责任维护这个品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取之有道，在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北大的荣誉添砖加瓦。
　　这些年来，北大为我们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并着力将其打造为一个反映北大学术科研发展前沿成果的平台。曾经有学校领导提出要将北大办成一个“一塔湖图社”——所谓“塔”就是“博雅塔”，“湖”就是“未名湖”，“图”就是北大图书馆，“社”就是北大出版社。也就是说，北大社要和前面三个地标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人文景观，要让人们在想到北大的时候就想到还有一个北大社，这个影响力的形成不是仅靠经营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长就能体现出来的。
　　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必须肩负起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责任，落实到出版行为上，就是要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为知识的传承和积累，为人类文明和思想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出版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著作，起码要做到：有一大批被广泛使用并得到赞誉的教学用书；有一大批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图书馆收藏，能在书架上立得住的传世之作；有一大批能够摆在一流学者书桌上并对其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或者说能对一流学者广泛地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以及一批对文化传承和交流产生重要作用的出版物。必须承认，北大出版社在这方面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还未形成广泛的世界影响。

　　□不少大学社都纠结于要学术还是要畅销，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要学术还是要畅销？北大社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版首先是一个产业，出版社也肯定是一个企业，首先要考虑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文化企业与一般企业相同的地方。但是，文化企业是不可能做成一般企业的，后者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尽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文化企业对于自身产生的效益要有一个独特的判断标准。
　　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从某个方面来看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出版的双效益难道不应该统一吗？出版要实现自己的社会使命——即传播科学思想，传承和积累社会文化，首先要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一本书要有社会效益也首先要有传播，而且传播还要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即卖出一定的册数，才有可能在社会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书虽然销量不大，但其受众是社会的精英层和决策层，也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书虽然经济效益有限但也有极高的出版价值。
　　大学社要学术还是要畅销，取决于自身对于出版物价值的判断，也取决于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

　　□目前学术出版存在哪些问题？北大社在这个方面有什么目标？
　　■大学的功能是将学校的学术文化资源用以服务社会，大学社的定位和功能也要围绕这个主要任务来确定，也就是要将学术出版作为自身业务的主要方向之一。
　　但是，学术出版在现实环境中受到了诸多制约。从横向上来看，国内不少产品在定价上已经与国际接轨，但图书的定价机制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书价要用印张的价格来计算，这就使得出版业的发展缓慢。书价的高低体现了一个社会对于知识的尊重程度，国内是否有依靠学术出版就能过上体面生活的学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这在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可能的。
　　作品的原创性是影响学术出版发展的另一主要因素。由于背靠北大这样的学术重镇，北大社在学术出版上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但是有学者曾经友善地向我们提出：到目前为止，北大社似乎还未出版过真正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学术作品。究其根源，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作家和学者是否创造出了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在学术出版物中的比例有多少？
　　放眼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逐步提升学术出版的含金量，让我们的原创学术作品产生更大的影响。

　　□数字出版是否对北大社的高校教材出版业务产生冲击，其未来前景如何？
　　■数字出版对于传统出版业的冲击当然不容忽视，但却并不会终结传统出版业。现在出版社要考虑的是自身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应如何结合这一优势开发自身的数字出版业务。总的来说，传统出版社主要的优势在于掌握内容资源，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要想一想如何巩固这个优势，并寻求与数字技术提供商的双赢合作。
　　其实相较数字出版，现在北大社在高校教材出版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校园的盗印行为，这对于传统教材出版的伤害是最直接最严重的，也是我们以后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