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博士：以超前理念营造成功出版 - 出版人物志

搜索新闻图书 ISBN 作者音像出版社代办站教材征订

购书请登录免费注册客服电话:010-62510665 62510769

购书指南购物车我的订单征订单存书架小团购二手书优惠活动关于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博士：以超前理念营造成功出版 - 出版人物志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主页 > 出版人物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博士：以超前理念营造成功出版

2002-08-04 11:46:40 来源：

　　王霁：1949年出生，当过工人、干部；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哲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曾任人大学报副总编；1993年起任人大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1998年起任社长，并兼任大学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记者：人大出版社是50年代成立的我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历史与传统给人大出版社带来的既有文科教材出版的盛名，也会有改革发展步履的沉重。人大社这几年的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推出了一批双效益俱佳的图书，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思路，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和锐气；这对一个老社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请问您自主持人大出版社工作以来，是如何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中把握方向的?您将把一个怎样的人大出版社带入21世纪呢?
　　王霁：90年代以来，面对中国出版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大学出版社群雄并起的局面，人大出版社在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尤其是在出版理念上面临着更新的问题。这种自我更新对于一个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出版社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人大社这一步迈得也很坚决。正是因为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出版业的深刻变革，人大社通过不断的改革实践，完成了在传统上创新的“凤凰涅槃”的过程，以崭新的姿态，继续走在中国大学出版队伍的前列。
　　我本人是学哲学出身，特别看重思想观念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作用。黑格尔讲过“思想在先”的原则，出版行业从事的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首先要有先进的思想、理念来指导自身的发展。我总在思考，未来5-10年中国出版业、中国大学出版业的态势将是怎样?只有站在潮头，审时度势，方能指导现实，规划未来，始终适应不断的变化。在一个多维的、动态的出版业坐标系中，我们能更清楚地观照人大出版社的发展。在大学出版社中，人大出版社应认清自身的“人文社科教材出版基地”的特色，以系列化、全方位、多层次的精品教材、专著类图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中国出版业这个坐标系中，人大社要适应“大教育”的发展，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突出大学的知识优势；在世界出版坐标系中，人大出版社将融入国际知识经济大潮中去，发挥知识创新、知识积累与知识传播的功能。在人大社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强调重视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同出版工作的关系；找准这种关系，我们就能在出版改革潮流中有所作为，从而实现出版的价值。

　　记者：人大出版社有一个学者型、年轻化的领导班子，这本是大学出版社应有的特色。但从我国大学出版业发展实际看，学者不愿搞出版，社长中学者型人才较少见，领导队伍老化的现象，倒使人大社的博导社长、博导总编，平均年龄40岁的领导班子成了引人注目的一景。请问这个领导班子在人大社发展中的作用如何，您对学人搞出版有些什么体会?
　　王霁：出版业作为知识产业，参与的是知识创新、积累和传播过程，出版社领导层的文化层次、学术素养应是一流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个作为领导的学者，又必须是经过社会改造，摆脱了学院思想和纯学术观念束缚的学者，否则他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出版社领导，更不能成为一位素质全面的出版家。
　　人大社取得了一点成绩，绝不应简单地归因于领导班子的学术层次高，而在于他们思想观念上的快速转变、出版理念的准确树立，以及在出版实践中对各种规律的摸索和探究。知识经济是知识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知识化的统一。知识改造了经济，经济也改造了知识；知识的价值在于知识对经济的贡献，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当前人们对知识认识的丰富。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不同于纯学术研究型学者的实践型学者或曰学者型的实践者，他们曾以最大的毅力打进学术中去，又以最大的勇气从学术中走出来，走一条学者与经营者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学者和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界限在变得模糊，而且越来越多的是二者的融合。

　　记者：对于您个人来说，从学者到社长的角色转换，对您的人生理想、学术追求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有什么影响?
　　王霁：我原本的人生志愿是做一名学者，进入出版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我最初的人生设计。但我觉得我本人，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强烈的责任感，一旦承担起某种责任，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绝不会三心二意。“只做最好的”是我的追求。我在工厂时搞电工仪表，就一门心思钻到那里面去，成天所看的书所想的问题都是电工仪表；踏人哲学的殿堂，我就青灯黄卷地钻进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格斯的世界。现在成了出版社的当家人，我就要一心一意地为全社百余人的生存、发展而努力。如果说学者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个体性，那么企业领导则要胸怀全局，具备团队精神。路就这样走下来了，人生的问题、个人的得失没有考虑太多，引领我向前走的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种责任。偶尔也会想起自己还有许多科研课题未完成，还有许多篇文章没有写，可是现在没有更多时间考虑这些事。
　　但是我不认为搞出版使我失去了学者的身份，大学出版仍是围绕文化、知识、教育来展开，这些仍是我为之活跃的领域。而且从另一角度，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提出了重塑“学者”的问题，并非只有书斋学者这一种类型，我所走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型学者的道路。

　　记者：策划编辑与文字编辑分立曾是出版界讨论多年的话题，但在出版实际工作中似乎很难实行，这其中涉及到许多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人大出版社以选题策划为龙头，并建立了项目负责人制。请问您这种改革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实际效果如何?
　　王霁：人大出版社这几年出了一批精品书，与策划工作的加强有很大关系。把选题策划作为出版工作的龙头，这已在全社形成共识。出版社的选题策划，相当于企业的产品开发。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产品开发比管理更为重要，因为没有拳头产品，没有效益增长点，管理也就失去了意义。产品可以饱和，但市场不会饱和，因为市场是可以通过策划培育出来的。但目前我国图书市场的开发能力仍很弱，一本好书出来，“跟风”“搭车”之书马上涌来。
　　选题策划是创造性、创新性的工作，同时伴随着很高的风险性。人大社要通过建立一种制度来推动编辑模式的转变，同时立足现有人员，进行自然分流，推动一批人先走出来。经过几年的摸索，人大社已涌现出一批策划人才。通过从一两套书做起，因人而宜，因时而宜，在工作量计算、奖金分配中强化激励，来鼓励编辑人员搞策划。有了这种观念上的推动，实践中的探索，项目负责制慢慢形成。项目制的设立，类似于学校科研课题的确立，都要经过三级论证、立项、预期效益、制作预算及宣传营销方案等前期过程。项目负责制与以往其他一些出版社的“一条龙”不同，项目负责人工作的重点在选题的策划与组织实施，同时也在宣传、营销中发挥主导作用，目标是为人大出版社图书创品牌。这是一种以图书为中心的运作机制，不同于传统的以部门为中心的运作机制，从而具有高效灵活的特点。
　　项目负责制使项目组增加了主人翁意识，全面关心作者、读者和市场竞争者的情况，避免了出版流程中“各管一段”的弊端，促发了精品书的产生。

　　记者：国家对高校出版社的优惠政策将会逐步减少，出版社将被进一步地推向市场；而此时正是各社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请问您认为高校出版社的变化趋势如何?
　　王霁：我认为今后几年将是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阶段，大学出版社在走出原始积累和高速成长期后，面临着出版产业化、集团化发展的大趋势。未来5—10年内，优胜劣汰、两极分化将在出版界产生，有一些出版社将退出出版大舞台，同时，一些大出版集团将会涌现。如何把握机遇，快速发展，已成各社当务之急。国家优惠政策的减少只是迟早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有长远眼光，真正认识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人大出版社在跨世纪发展战略中，对自身的处境、外在的环境都作出了判断，将走出一条自我生长、自我扩张的集团化、规模化之路，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更新过程中，随着中国整体改革的深入发展，争取成为中国出版界第一批出版集团中的一家。我的愿望是在若干年后，人们在评论我们这届领导的时候，会认为该抓住的机遇，我们抓住了；该发展的时期，我们发展了。后来人所做的，应该是在我们的基础上继续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

摘自《大学出版》1999－02

本版责编：江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