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还会更热，尽管中国出版界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几十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下，2015年，中国新闻出版业版权输出1万多项，版权贸易逆差缩小到1.6:1，图书等实物产品累计出口2000多万册，中国出版社走在与国际出版机构从版权购买、合作出版到资本融合的新阶段，成绩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走出去”这条路不好走，成果越丰富，摆在中国出版人面前的难题越复杂，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之前，要先绕开不必要的雷区。

　　误区一 借错船 出海难

　　早期，中国出版社将图书推向国际市场，由于经验和对海外市场的了解不足，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借船出海”，即与国际出版和发行机构在内容生产和营销推广上达成合作。目前，中国出版社已与世界7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圣智、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企鹅兰登、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全球出版业50强企业。

　　“借船出海”的思路到今天仍然受用，但时至今日，版权贸易的局面已经改变，合作出版早已不是简单的内容生产，许多中国出版社现在越来越发现，当初借的这条船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去的方向。特别是早期，与中方合作的大多是一些国际商业出版社，他们在不断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后，有的直接成立了中国分公司，反而开始与中国出版社展开资源竞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长郝运就表达过自己的困惑：对许多大学出版社而言，下一步该怎么走？尽管大学出版社有大学资源的支持，但是从资本层面来看，想要和国际大型出版社竞争，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学术和专业性出版社也许可以将思路打开，找到适合自己的合作方向。国际上，除了像爱思唯尔这类大型出版公司，也有很多规模小但专业性相当强的出版社，他们可以成为专业出版“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国外的许多大学出版社也许是由于体制原因，自身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国际化并不强，但在特定专业的出版物方面优势非常明显，也是一条非常好的渠道。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可以不局限于国际大型商业出版单位，用更多的创新去解决和实现借船出海的问题。

　　误区二 形势变了 思维没跟上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对中国许多出版社，特别是出版集团而言，找一家国外出版社签订版权协议已经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了。因此，中国从业人员的思路不能还停留在这个节点，目前问题的关键，是版权协议签署之后，书能不能正常出版，能不能在主流发行机构销售，这些是国内出版机构版权人员需要加大力度投入的。

　　不仅是渠道层面，选题策划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是出版社的领导还是一线从业人员都应该更多的关注国际上的行业动态，及时调整思路。例如，长期以来，英美两国的出版物中，外来文学作品都不是重点。美国出版物中，翻译文学作品的数量只占3%左右。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英国行业最近给出的结论，英国的翻译文学在销售和对大众的影响力方面超过了该国的原创文学。近10年来，英国每年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数量占其每年出版物总量的3.5%，但其贡献的销售量达到了7%。2015年更惊人，翻译出版物数量只占1.5%，但销量也达到7%。作为“走出去”的直接参与者，从业者需要看到这类行业动态，才能将外国人想看的中国内容输送出去。针对这一现象，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锋认为，中国的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学领域有很高的价值，也许能带来利好的机遇，如果能适当调整着力点，有可能创造新的热点。

　　误区三 将译者当成打工仔

　　无论出版社在选题策划、推广营销上的计划有多科学，图书作品的输出最终还是落实到译文上。如何打造出匹配原作水平的译文无疑是当前中国出版社在对外国际交流中遭遇的最大难题，翻译恰好就担起了这项艰巨的责任。

　　据悉，阎连科的《受活》在推出法文版时前后更换了3个翻译，可见图书翻译工作的难度之大。但目前，国内许多出版社在对待译者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没有给予译者足够的尊重；其次，没有在经济上尽可能保障译者的收入。记者了解到，国内部分出版社对译者的酬劳采取的是图书出版后再支付的方式，这往往就造成译者完成工作若干年后，由于图书迟迟不能出版，薪酬也遥遥无期的现象。这种行业现状无疑会大大打击译者对作品的态度和积极性，也不利于更多有才华和有能力的译者加入图书翻译行业。

　　误区四 书展平台利用不充分

　　国际书展是参展者沟通国际合作伙伴、接触行业趋势、开拓视野和提升眼界的重要平台，也被看作是推动版权输出的重要窗口。近几年来，中国出版界已经明白要有效利用书展，传播中国作品，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

　　但目前看来，由于从业人员出境参展时大多停留时间短，许多额外的沟通洽谈机会无法实现。也正是时间上的不足，造成许多出版社对重点作家和重点图书的推广活动只能局限于书展现场。但事实上，在大学、书店、研究机构、文化沙龙上举办相关活动的效果要好于书展。而书展作为行业内业务交流的平台，版权经理会投身繁忙的版权洽谈，因此会造成现场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五洲传播出版社就在去年美国书展结束后，带着中国作家徐则臣、周大新前往拉美举办了3场文化交流活动，取得的效果远好于书展现场，不仅参加人数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活动的规模和影响都达到了高大上的预期。其中有一场活动在智利国会图书馆举办，前来参加的观众中包括智利的总统顾问、国会议员等等。因此，脱离书展场地，在其他场合会有更多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对于传播的效果会更好。

　　误区五 目标选择上盲目跟风

　　近年来，走进“一带一路”国家，翻译出版讲述“一带一路”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图书是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政策的利好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社要放弃原先建立的海外市场，盲目跟风。许多出版社在印度、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通过常年积累，已经形成了资源和信息上的优势，有必要继续维护和保持。

　　同时，在目标选题的选择方面，强调类型、忽视内容的现象时有出现。据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姜珊介绍，事实上，周边国家对介绍中国文化的图书都兴趣浓厚，但中国几乎每一家出版社都有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图书，所以类型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书本身，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本身，整体的选题、策划、语言水平决定了该项目能否得到海外读者的喜爱。例如该社曾推出的“人文中国”书系，包括《中国玉器》《中国居民》《中国京剧》等作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该系列图书目前已经输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越南文、僧伽罗文等十几个文版，在海外出版后，不少外方出版社表示，当地的大学图书馆也会采购。

　　误区六 战略上重视 投入上忽视

　　版权贸易早已经从原来的追求数量，提升到与境外知名出版社展开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上。在国内，众多出版集团也已经将“走出去”工作作为重点方向部署到旗下各个出版社的业务发展方向上。

　　但“走出去”需要经费和人员上的大面积投入，尽管国家有诸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之类的资助项目，但出版社仍然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像五洲传播出版社这类依靠外文图书盈利的出版单位，通过已经建立起的经营机制，形成了“投入-回款-投入”的良性营收体系。据记者了解，每年除了国家资助，浙江出版集团还会额外投入500万元用于集团对外“走出去”项目的扶持，同时也会加大对资本“走出去”项目的投入。此外，浙江出版集团的对外合作部已经从之前的1个人扩充到5个人，以统筹整个集团的对外“走出去”工作。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勇良认为，尽管目前还是投入大于收益，但要将出版“走出去”放在和做好出版主业同样的地位上去认识的。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版权人员的配置上也进行了规范安排，面向不同市场的版权人才要相对固定，旗下每个社都设有版贸业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同时自己投入经费在相关的平台建设上。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0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