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艺兵

　　编者按：2016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成立30周年。8月24日，在2016BIBF海外图书馆与中国出版界高端论坛上，广西师大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艺兵与大家分享了广西师大社在学术出版方面的经验以及海外馆藏和国内学术出版的关系。以下是张艺兵发言的主要内容：

　　广西师大社30年的发展格局，可以概括为“一轴两翼”，这“两翼”就是人文学术出版和珍稀文献出版。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两个板块推出了一批好书，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欢迎，其中的一些图书也成为海外中文馆藏的品种。有趣的是，海外馆藏的我们的一些好书就是从海外中文馆藏“引回”国内出版的。因此，要谈“中国学术出版对海外中文馆藏发展的影响”这个话题，我觉得无论从感恩的角度还是叙述全面性的角度而言，我都想先把“海外中文馆藏”对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影响说在前面。这种影响是相互促进的、共赢的，而这，也正是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密切合作、互动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我们看来，学术出版有三个层面：一是服务于学术，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二是推动学术，以学术成果的发表出版推动学术进步；三是引领学术，通过有前瞻性的学术出版催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如前所述，出版的本质是知识分享，在这个意义上，出版社和图书馆是知识分享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双向知识交流，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对人类进步的推动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北美的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中有不少中国大陆稀见的古籍和档案资料，这些材料成为我们出版社珍稀文献出版的重要来源，同时，它们也是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可以说，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美国的汉学研究能够在二战后急起直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这么一批丰富的馆藏文献不无关系。

　　为了化解文献匮乏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为了真正实现“开启民智，传承文明”，我们出版社把目光转向了海外的重要图书馆，与他们展开合作，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辑》等具有传世价值的好书。盘点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的图书馆，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美国爱默蕾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等等，这个名单会很长。可以说，我们出版社在珍稀文献出版领域的异军突起，海外图书馆与我们的合作至关重要。

　　那么现在，我再说一下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中国学术出版对海外中文馆藏发展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向以北美为主的图书馆输出的珍稀文献图书（纸质）就有近100种，总码洋超过200万人民币；依托中图公司的“易阅通”平台和全天候的密切合作关系，本社的数百种电子书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丰富了这些国家图书馆的中文数字资源馆藏。很多来自海外图书馆回流的文献资源经过加工整理出版成册，再输出到海外，成为学术研究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前些时候台湾有一所大学来我们出版社参观，校长丁先生带队，听其口述，他本人曾经作为研究民国海关历史的专家在北美某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他与我们出版社结缘也就始于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当他做课题研究的时候，很惊喜地发现作为这一方面最权威的资料之一，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史料通过我们出版社出版，也就是那一套《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而在他所在的图书馆又恰好就有。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他带团到桂林的时候专门提出到我们出版社参观的愿望。我想，这个小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多少说明了中国学术出版对海外中文馆藏发展的影响。

　　出版社和海外图书馆之间的这种良性的合作，对于双方未来的发展都是有相当的助益。但是也有一些新出现的情况不容我们忽视，对于未来的合作方式的改变或者说是服务方式的改变不由得让我们思考。

　　前些时候，我们文献分社的同志在感慨，海外图书馆的选题资源竞争激烈，而且显出日渐萎缩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手段的成熟，知识服务形态的知识库平台在使用上的便捷性远胜于传统的纸质图书。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从更深的层面看，如何透过这些问题去触及本质？我想从三个方面谈点看法。

　　第一，出版机构和海外中文图书馆为什么出现了双方的合作繁荣态势？

　　从我们出版社的一些经验来看，前几年，国内出版机构和海外中文图书馆有着高度一致的需求，海外中文图书馆丰富的选题资源无异于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而国内出版社专业的出版实力打造的高质量出版物也为极大满足了海外图书馆的需求，双方的合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正是传播和分享知识这一基本属性或者说本质追求，让出版社和图书馆一拍即合。

　　第二，当新的情况下需求发生了改变，如何去做好服务？

　　IBM公司在近十年前就提出了“On Demand（随需应变）”的口号。但是作为传统出版社，面对互联网技术与出版全面融合，用户阅读方式改变等一系列现状所引发的需求变更时，随需应变就不单单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挑战甚至是颠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些时候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小小的尝试。《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这一套书，目前为止我们出版了200多卷，销往海内外近百家图书馆和科研机构。在这个项目的运作中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反馈信息，主要围绕在内容的完整性与产品形态升级这方面。在新的需求之下，由于机缘巧合，我们与国内另外一家掌握了具有补充性资源的出版社一起，开始了知识平台的开发工作。技术化的处理和学术体系相结合，将原本的内容碎片化，可以按照系统的学术分类进行查询，实现用户定制化的内容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内容的传播性和使用的便捷性。按照计划，明年该平台将投入使用，可以满足更多海外图书馆对这些内容资源的需求。之前提到的丁先生如果还有这方面的课题研究，就可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第三，以创新为驱动，引领需求。

　　出版社和图书馆处在文化传播的两个不同维度上，各自有自己的视角和认识。这样的互补性也决定了出版社不仅仅是需求的迎合者，更可以从行业本身出发为图书馆带来更有想象力的服务。比如在一些新技术的运用上，在一些立体的出版项目上和出版的新业态方面，都可以有一些新的探索，譬如一些出版项目，可以在推出中文纸质图书时，要考虑同步推出专门针对海外图书馆的图书电子版，甚至一些专题的数据库，以解决海外馆藏在时间、空间方面的不利因素；另外，还可以使用一些AR、VR技术，使用一些新的辅助性科技手段，让出版形式更加立体、丰富，提升出版内容的品质和知识服务的有效性；还可以适当考虑众筹、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加强策划、增强主动性，推出一些有较强针对性的产品，而不是盲目跟着选题资源走，有什么出版什么。

　　回顾这么多年来，我们和海外图书馆确实有着很多密切的合作。以往和我们合作的海外图书馆中，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的图书馆居多。对于中美双方在这一领域合作发展机制这一话题，思考说不上，只能说我们有一点点的经验和心得。

　　一是要有信息共享机制的系统化解决方案。这些年这一领域内双方的交流众多，但是无论北美的图书馆还是国内相关的出版社，基数很庞大。从整体而言，我个人感觉如果能有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来保障双方及时的信息交互，对于整个领域的发展提升会是很大的。互联网技术只是解决了最基本的技术问题，期待成体系的解决方案能够开发应用。

　　二是建立以学术专家为纽带学术出版传播生态系统。还是回到《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这个项目，无论是把这一个项目引入我们视野，还是组织数字化这个巨大变革，中间都有吴松弟教授的身影。通过这个实例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需要有这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的支撑。图书馆、出版社、学者三方面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学术出版传播生态系统。图书馆和出版社应该更积极地去共同寻找和培养学术专家，发挥他们的桥梁作用，带动这个学术出版生态系统的生长。

　　三是发挥行业组织的力量。无论是美国图书馆行业内还是国内出版行业都有着相当数量的行业组织，发挥行业组织的力量，组织开展更为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一方面强化了行业组织本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也将获得更多机遇。

　　四是理念的认同。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存在差异性，但是无论是出版人还是图书馆工作者，尤其是学术出版领域，双方的共通性是促成合作相当重要的原因所在。在一开始我就介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启民智，传承文明”这一出版理念，我相信在海内外的出版人和图书馆工作者中很多也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虽然表述上可能不一。也就是这份理念支撑我们从事这份事业，积极向前开拓的重要因素。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志同道合”，理念的认同是合作的基础也是最好的推进剂，我也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向更多的朋友传递我们的理念，寻找更多“志同道合”者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6年0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