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出版早已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顽疾。它包含了多种含义,有人曾把出版分为原创、引进和整合三种形式。其中,原创和引进在规模和数量上受限,整合反倒成为出版行业较为重要的一种形式。需要明确的是,在此讨论的版权作品重复出版现象,并不是对原有出版资源的二次整合或推陈出新,而是在拥有作者作品的非专有出版权的前提下,对同一作者的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这种现象主要集中于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之后,且在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领域尤为明显。
版权作品重复出版严重,文学、少儿类尤甚
据2013-2016年8月CIP数据统计显示,近几年重复出版图书涉及的七个门类中,文学类重复出版图书占比高达80.40%。相对于专业类与教育类图书,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传播率,有些出版社简单地将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改头换面,或通过作品集、珍藏集、精装文集等不同形式选编作品进行出版。记者在开卷数据查询系统上输入“王小波”,显示相关图书数量是329种,从2013年1月-2016年9月,平均每年都有30部左右王小波的作品出版,其中,“时代三部曲”在2013年2月和6月就出版了两次。作为一个著作权仍在保护期内的作家,王小波的所有作品集结起来总共也就十多部,重复出版数量可见一斑。
相对于数量庞大的作品出版量,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的市场反响也有较大差距。有的出版社编辑策划和营销推广能力较强,能够利用恰当的时间节点拉动销售,比如在2012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时,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均推出了“王小波精品作品集”,销量都冲进了王小波作品销售榜的前三甲。
开卷数据显示,王小波的相关图书数量为329种,平均每年都有30部左右的王小波作品出版,文学作品的重复出版程度可见一斑
出版物的重复出版不仅热在作者逝世纪念日上,也热在各种奖项上。比如,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炉都会引发一波重复出版大潮。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使得一大波读者对其作品趋之若鹜。据不完全统计,自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仅2012年国内出版市场的莫言作品就多达十几种体裁、几十个版本。此后,原本拥有莫言部分作品版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都陷入了版权之争。
作为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作品的出版数量高达1012种,但位居销量榜首的版本是1998年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之作《草房子》。版权作品的重复出版现象无法杜绝,但作品最终要接受出版市场的检验。
少儿出版炙手可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少儿社或图书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少儿类版权作品的重复出版现象就显得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少儿图书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甚至有人误以为少儿读物的出版门槛低。除了曹文轩、沈石溪、杨红樱、伍美珍等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之外,一些诸如《花季雨季故事》《花季心事》《花季烦恼》《赠给花季的少男少女》等跟风出版更是拉低了整个少儿图书市场水平。
无论是文学作品重复出版的泛滥,还是少儿出版的良莠不齐,除了出版社之间的正当竞争所导致的重复出版外,以下几方面的重复出版现象应该坚决杜绝:一是将课外读物混为教材;二是出版未获得作者授权的内容,甚至胡乱署名;三是在签订版权合同的前提下,作家原作品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重复出版乱象,出版社与作者谁之过?
其实,大部分在不违背双方版权合同前提下的重复出版,都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全球范围来看,非专有出版权的出现,是由于作者对出版社缺乏信任,且作家处于强势地位,进而出现了一部作品同时授权给多家出版社的情况。那么,对于作者和出版社来说,造成重复出版的最要原因和影响是什么?
首先,国内出版的原创能力较弱。这里的“原创”不仅指作者的原版作品,也指对在版作品的二次创作能力,出版社无论是主题策划还是封面、配图等细节设计,都缺乏新意也缺乏自己出版社对作品风格的解读。在西方国家,如《一千零一夜》《普希金童话》等畅销作品,在多次引进出版之后依然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那些“重复出版”的出版社对图书做了精心策划,配上了符合本民族阅读习惯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插画,所以市场反响很好,读者也乐于接受。
第二,国内的版权合同授权时间较短。2001年最新《著作权法》颁布之后,有了专有出版权和非专有出版权之分,并将图书出版权从以前的10年变更为3年或5年,甚至还有签订一年合同的情况。对于出版社来说,打磨一部作品的周期更短,图书进入市场后还未被读者所熟知版权就已经到期,而后转入其他出版社,落得“为他人做嫁衣”的下场。
第三,作者与出版社未形成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作家将版权同时授予多家出版社本无可厚非,但同一作品授予不同出版社大多为了自身利益。而相应地,对于经常更换出版社且授权泛滥的作家,出版社也不会尽心投入。面对这个问题,当前出版界尤其是少儿出版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围绕某一作家进行版权开发和管理的作家工作室,作家和出版社“联姻”,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图书出版产业链上作家资源、出版资源和营销资源,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作家写作的后顾之忧和出版社的品牌之虑,这种“联姻”会对当前一些选题重复、粗制滥造、版权紊乱等出版乱象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
第四,重复出版带有“中国式”标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国内的大部分出版社在转企改制之后,为了达到经济效益考核指标,追求市场效率,不得不争取非专有出版权;另一方面,作家也抓住了出版社的优质原创内容极度匮乏的特点,借机“圈钱”。但也不排除有的作者碍于与出版社的情面,授予版权的情况。
创新求变,重复出版亦能焕发生机
重复出版涉及到版权机制建设,也包含了作家和出版社各方利益的权衡,甚至整个图书市场的运行规律。较实际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适当重复出版中创新求变,让“旧作品”焕发新生机。
今年正值世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都出版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了把经典作品做出新意,出版社纷纷在翻译、出版形式等方面狠下功夫,外研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原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修订版本。而海豚出版社的《莎士比亚悲剧六种》则选用了1881年伦敦版《莎士比亚全集》经典插图,同时附录了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影印版,并将莎翁的剧照做立体化处理,做成浮雕封面吸引读者。
今年正值世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都出版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外研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原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修订版本
同样的,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不久前再次丰富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于2016年4月改版上市。10年前,《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收录了100年来四代作家的作品,让百年经典文学在当下儿童阅读中重现光辉,并成为了这十年内奠定长江少儿社儿童文学出版重镇地位的大书系。
有趣的是,今年不是汪曾祺诞辰100年,不是逝世20周年,也没有专门开展号召文化界学习、品读汪曾祺的活动,但图书市场却掀起了一阵“汪曾祺热”。今年以来,包括上海三联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在内出版的汪曾祺著作和研究专著就有50种以上,著名评论家、作家王干新表示:“汪曾祺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热,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和缅怀,这样的重复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民阅读,使更多人爱上阅读。
除了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传承、推广角度出发的出版物一改重复出版的生态之外,作者和出版社作为优秀文化的缔造者,应该肩负起文化传承的重责,不能以资本运作和市场规律为借口。“内容为王”是出版的立身之本,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用高规格高品质要求自己,寻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方能让出版业焕发新活力。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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