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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走宽理性之路
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
2005-11-04 13:15:36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5.11.2 第1版 
 


 当前,高校出版社正在发展观念的转变、发展模式的创新上下功夫,以出版理念的“回归”去换取发展质量的提高。可以相信,大学出版社经历了初创时期的困境、发展积累时期的艰辛、快速增长时期的重压,已经驶入了新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轨道。大学出版人“十五”时期的探索、拼搏与积累,已经为“十一五”的发展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一支新军,充满着活力和发展的潜力,经过20年的发展历程,在我国的出版业中已从原来的补充地位逐步转向主体地位,成为一支重要方面军,一支不可忽视的充满活力的生力军。在跨入新世纪之初,大学出版社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更为明确,经过20世纪末痛苦的磨炼和焦虑的躁动之后,更加注重修身养性,练习内功,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升华,从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担负起义不容辞的传播使命,从中形成自身新的增长点。
 在上一个五年中,大学出版社注重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选题策划、营销渠道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提高图书质量、调整和优化图书结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五年以后的今天,大学出版社长足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出版业最具有活力和强劲发展势头的方面军。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它们所显示出来的生命活力、发展潜力,令中国出版业刮目相看。

 出版理念成熟:练就三种定力
 高校历来是人才汇聚之地,文化积淀丰厚,学术氛围浓郁,创新意识强烈,知识信息密集,大学出版人一旦在出版领域中由自然走向自觉,其本身的能量和优势就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从而将自己推向本领域的最前沿。今天的实践,尤其是“十五”时期的出版实践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大学出版人已经站到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前沿,他们的思想观念、出版理念已经成为推进出版发展、深化出版改革的重要动力。
 定力之一:高校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已成共识
 有一位总编辑对自己社的规划作了这样的总结:“出版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出版一些可以延伸开发的东西,出版一些可以传世的东西。”大学出版人在办社宗旨和出版理念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理性思考的阶段。
 高校出版社的办社宗旨主要是为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的,组织出版高等教育的教材和学术专著,为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提供条件保障;为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服务,对学校的改革和发展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服务,出版好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用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多年的出版改革的实践中,大学出版人对这样的办社宗旨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出版业刚刚起步进入市场竞争的阶段,大学出版社与全国所有的出版社一样,经历了一个无所适从、徘徊彷徨的过程,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对高校出版社的办社宗旨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无序的竞争中经历了一个甚至有违大学出版人初衷的痛苦阶段。尤其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代,也有部分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业那股世纪末的浮躁心态导引下,犹如跌入旋涡中的落水者,甚至把重复出版、跟风出版也当做救命稻草,终日陷于教辅大战、折扣大战之中。
 大学出版人在艰苦地进行着原始积累过程的同时,也在坚韧地探索着发展之路——那条真正属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之路。有一位教授这样说过,大学出版社姓“大学”,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其他出版社所不可比拟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应当而且必须为大学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相应地,应当而且必须以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自己出版的主导产品,从而确定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差别地位。
 我们的大学出版人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开始了21世纪的新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景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图书已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清华社、成都电子科大社、西安电子科大社等出版社的计算机图书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人大社的经济类、管理类引进版图书引领了中国图书市场的新潮流;东财大社、上海财大社的财经普及类、教材教辅类的读物已成为大众读者学习经济实务知识的首选对象;外研社、上外社、上海交大社的外语类图书可以与国内任何一家外语类出版社相比美;北师大社、广西师大社等出版社的教育类图书在全国有着极其广大的使用对象;以出版汽车图书为主要任务的北京理工大学社已经跻身于“全国汽车图书五强出版社”行列;北大社、中国政法大学社的法律类图书无论在品种还是品位上都值得称道;苏州大学社的“现代出版学系列丛书”已经在出版业内和出版教育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复旦社的以《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为代表的一批可以传世的巨著正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学术辉煌。
 在制定“十一五”出版规划的过程中,大学出版人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思考。在大学版协日前召开的“十一五”选题规划研讨会上,有一位总编辑对自己社的规划作了这样的总结:“出版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出版一些可以延伸开发的东西,出版一些可以传世的东西。”朴实无华的语言,深邃的出版理念,明晰的办社宗旨,道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大学出版人在办社宗旨和出版理念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理性思考的阶段。
 定力之二:高校出版社的发展背景益显重要
 大学出版社既然姓的是“大学”,它的出身就决定了它必须依托高等学校这个大背景。当然,在依托高校作母体这一点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是大学和出版界实现强势链接的一个合适载体,体现了这两种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与合理使用。北京师大教授王一川先生把这种联合优势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用大学”——就是要大学出版社尽其所能地利用大学的学术与教学资源,让它们服务于出版,通过服务于读者进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善于利用大学的思想库和智慧库资源正是大学出版社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大学用”——大学出版社同时又要懂得利用这种资源返回来服务并回报于大学本身;三是“学用大”——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前沿发展及学术的社会应用两方面都应当同时大有作为,即学用皆大。他认为一个大学出版社如果能赢得学术发展前沿或大学图书市场,就意味着它具有赢得大学发展前沿的雄厚实力。
 大学出版社既然姓的是“大学”,它的出身就决定了它必须依托高等学校这个大背景。在实践中,大学出版人对于这一点越来越有着深刻的认识。复旦大学社贺圣遂社长明白地道出了其中的真谛:纵观世界,如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在证明教育乃至教育改革对出版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无数次揭示了出版反过来促进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深刻变革的魔术般的力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育与出版相互激励所释放出来的巨大作用和能量莫不是如此。大学出版社背后有大学作为母体依托,因此最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关学术创新的信息,对学科的前沿成果有着最直接、及时接纳;同时,它拥有一批了解教学规律、熟悉课程设置的编辑人才,有能力将一流的原创性学术著作与优秀教材介绍给广大读者,使得尖端的学术课题与成果最终通过出版物及时地展示出来。他的观点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了的。中国人民大学社、清华大学社、北外社、上海外教社、复旦社、华师大社、北大社、北大医科社、上海交大社、武汉大学社、南开大学社等一大批出版社正是在依托本校的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方面做足了文章,从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当然,在依托高校作母体这一点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可否认,有的时候,出身会成为你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最起码你也必须付出比别人更艰苦的努力才可能达到同样的目标。一流的名校出版社自然会吸引一流学校的作者,而二流、三流学校的作者则更是把成为一流名校出版社的作者作为自豪的标志。正因为如此,那些不属于一流名校的出版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发现自己的优势,全面的比拼是不自量力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某些领域里发挥自己的长处,能够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广西师大社现象”大概已经能让我们从中嗅出些什么来了吧,而西安电子科大社、北京理工大学社、苏州大学社等也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了。
 目前,绝大部分的社长总编都有一种“回归”的意识。所谓“回归”就是指出版注意力的回归,出版物目标的回归。而这种注意力和出版物目标的“回归”,不正是反映了大学出版人出版理念的提升吗?
 定力之三:高校出版社对人才队伍更加重视
 正因为重视了编辑出版队伍的建设,高校出版社在出版观念的转变、结构的调整、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新的世纪,我们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靠什么,靠的就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人才的竞争将表现得愈加白热化。尤其是出版行业,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特质就是创新,这是出版行业的灵魂。而创新首先靠的是人才,所以出版行业的竞争,首先是在人才方面的竞争。20多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出版业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人才匮乏。尤其是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出版竞争态势,培养和网罗各类人才更是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将成为竞争最后的“王牌”。
 出版行业作为一种以创新为灵魂的内容产业,人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闻出版总署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新闻出版人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聚精会神发现人才,殚尽竭虑培养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并且提出了“素质工程”、“领军人才工程”、“技能人才工程”三项重点工程。因为只有建设好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出版行业才真正具备了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人才强国、人才兴业已经成为全体出版人的共识。
 作为人才培养基地——高等学校的出版社,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要比较敏感得多,重视得多。笔者在多年前就曾进行过调查,在大学出版社的人才队伍建设上,明显优于其他的出版社。2002年大学出版社共有发稿编辑3965人,其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占8.95%,副高职称占35.61%,本科学历占70.87%,硕士学历占23.28%,博士学历占2.7%,这一比例在当时已经远远高于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在近几年中,由于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这一数据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队伍中博士硕士学历达到了53%,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达到了60%;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高达95%以上;北京大学出版社硕士博士的比例达到了92%;苏州大学出版社发稿编辑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也达到了68%,高级职称比例达到了62%。
 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出版社在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已经明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因为重视了编辑出版队伍的建设,高校出版社在出版观念的转变、结构的调整、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发展定位成熟:玩转三种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离开了这个原则,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当然,在大学出版社的初创阶段,也就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也曾普遍地热衷出版中小学教辅读物,这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现象。随着大学出版社初创阶段的过去,原始积累的初步完成,有些“错位”的出版理念在无情的现实“教训”下,大学出版人出版理念开始回归,并在不断提升中正走向成熟,其标志就是不同类型的出版社分别形成了自己发展的目标定位,这是弥足珍贵的。
 模式之一:快速拓展,走裂变式道路
 大学社中有一批在上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初步完成资本、资源积累的出版社,正在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走内涵发展、自我裂变的道路。
 曾有数据统计,大学出版社已经占据了全国百强社中的1/3,截至2004年的统计,华东师大社每年销售增长1亿元,已经达到4.1亿元;广西师大社达到4.5亿元;中国人民大学社达到4.07亿元;上海外语教育社达5.05亿元;清华大学社达到6.8亿元;北京师大社则已经达到8.5亿元;北京外研社则已经超过11亿元。虽然码洋不是考量一个出版社强弱的惟一标准,但是从码洋的急剧上升,我们可以看出它们规模的迅速扩张。中国人民大学社在1998年就开始了出版社发展模式的变革,实行项目负责制,并建立了选题策划部和书稿审读部的新体制,在社内全面实施了e化管理,确定了财经、政法、人文、外语和教育五大重点作为五大支柱,让每个支柱形成专业社的品牌与规模,达到规模化集约化的战略目标。2004年该社年出新书的品种已经达到1200种。外研社在2001年就在工作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十大事业部,并且成立了8个独立法人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出版集团,参观过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无不为李朋义社长的气魄所折服。地处西南边隅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早已把触角伸到了北京、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组建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分公司。北京师大社以独资控股方式建立了五家独立法人公司,业务范围涉及IT产业、教育培训、合作办学、图书发行等,在各地设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一个教材出版中心的雏形已经形成。上海外教社、北大社、清华社、陕西师大社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快速拓展,通过自我裂变,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
 可以看出,大学出版社中一批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出版社,它们在扩大规模迅速做大做强的同时,一方面实行的是地域的扩张,无论是在作者资源、选题资源、图书销售网络等方面迅速扩大自己的覆盖面,拓宽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它们走的是一条经营多元化的道路,尽量涉足与出版相关的领域,通过资本链的互动流转,既在极大的程度上减低了经营的风险,又拓宽了出版产业的发展道路。这种通过内涵扩张,自我裂变,在相关产业的互动中建立以出版为中心的产业集团体系是今后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出版集团,也是少数大学社走向集团化的道路之一,目前这些已经崭露头角的出版社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模式之二:整合板块,走特色化道路
 大学出版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明白,由于自身主观和客观上的因素,不可能发展成为大学出版社乃至中国出版业的“航母”。它们转变自己的发展思路,改变全面出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这些出版社来说,规模的扩张不应该是他们所追求的,尤其是希望以品种的增加去换取码洋的上升更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举措。任何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出现市场的整合,市场的资源也必将出现整合,优胜劣汰的时代在中国出版业也必将到来。
 占相当大比例的这样的大学出版社,尤其是一批综合性大学出版社(除少数几个大社外),它们在现实的激烈竞争中,已经感觉到了这种生存的危机,它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首先是在出版资源上盘点自己的“家当”,找准自己的定位,优化结构,整合自己的选题板块,发挥自己的长处,在特色上做文章。它们的口号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全面出击为有目的有计划的重点出击,这种战略的调整反映了出版理念的成熟。南开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等分别在精品教材和优秀学术著作上大做文章,南开社的“南开人文库”、“南开名人丛书”,武大社的法律类图书、“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厦门大学社的经管类和法律类图书都已经成为他们的特色板块。许多社针对目前教辅书策划成本和风险成本的急剧上升,有计划地收缩教辅图书的战线,纷纷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大学出版社的“本分”上来,这是大学出版人办社理念的“回归”。苏州大学出版社在数年前就开始了战略重心的转移,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已经使教辅图书的码洋比例从原来的50%以上降到了20%以下,而高校教材学术著作的比例超过了65%,他们的高职高专教材、出版类教材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这些出版社还在适度控制规模,压缩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做文章。市场激烈的无序竞争导致的重复出版不仅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是弱化出版业创新能力的腐蚀剂。许多大学出版人已经意识到,靠品种的增加去换取码洋规模的扩张是得不偿失的,浪费资源,编辑疲于奔命,图书质量急剧下滑的后果将会严重威胁到出版社的发展乃至生存。特色板块的整合可以集中精力、集中资金在深度开发上做文章,而且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和风险成本。靠全面出击或者依靠品种的增加来达到规模的扩张之路显然是走不通的,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出版社要想依据自己学科齐全的优势来个全面开花的战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核心竞争力不是这样形成的。
 模式之三:战略收缩,走专业化道路
 多数小型出版社出的是大出版社不出的东西,它可以占有大出版社所忽略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对某些小块市场的占领,真正体现出了“小而特”、“小而优”、“小而活”的特点。
 大学出版社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专业特色十分明显,他们所依托的学校专业性强,往往是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高精尖的领域,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些学校出版社图书的市场和销量,这些学校的出版社几乎没有做大的可能,这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小社、专业社。在规模上,大有大的优势,但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读者在需求上的多层次和图书市场的日益细分,这就迫使我们大学出版社在客观上必须各自扬长避短,做到术业有专攻;在主观上要有不同的追求,形成自己所特有的风格。因此,在战略上作有计划的收缩,是走专业化道路所必需的。“成功,先要舍弃”,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走专业化道路,就是必须做深度文章。专业化,也就是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这是客观上的优势;改变了全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就有可能和有条件深入到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尽管因为其专,读者和市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也正因为它的专,别人也就无法替代;正因为它的“专”,也可以静下心来在“专”字上大做文章,经过深度开发、立体开发,自成一番天地。西北工业大学社的“三航”(航空、航天、航海)特色,大连海事大学社的“海事”特色,中国矿业大学社的“煤矿”特色,石油大学社的“石油”特色等,它们的领域别人几乎是无法涉足的。只要把工作做到位,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正如石油大学社所说的要“实施生根战略,办出自己的特色”,就必然会开花、结果的,在明天的中国出版业激烈竞争的态势中,这种走专业化道路的小社将是充满勃勃生机的。

 “十一五”:大学出版社任重道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即将走进“十一五”的大学出版社,尽管绝大部分已经经过了原始的积累阶段,进入了良性循环的道路,出版理念的走向成熟,也使他们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清醒认识。然而,形势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竞争的态势在“十一五”期间将表现得更加复杂,中国出版业的竞争更趋激烈,对此我们同样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教育结构的加快调整对直接服务于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学出版社将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税收制度的变革对直接服务于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大学出版社肯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政府又将出台何种政策给予扶植,以与国际接轨?新的传媒技术的发展,对大部分以纸介质为载体的大学出版社来说如何在多媒体的互动中去改变被动的境地?教材资源的重新分配,高等教育教材资源中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垄断还是存在,如何给予众多的大学出版社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是否还像“九五”、“十五”期间那样如走马灯地换人,以致继续成为困扰和制约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出版社的主办单位——高校乃至我们全体大学出版人深思的。
 “十一五”,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理性阶段;“十一五”,大学出版人任重而道远。

 (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本文是其继《大学出版社的现状、走势及对策》(《出版发行研究》2001.7)、《生龙活虎生力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2.12.6)、《关于大学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11.3)之后,又一篇全面研究和论述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文章。)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5.11.2 第1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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