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如同母乳一样，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它是最基础的，也是营养最丰富、最安全、最容易消化和吸收的。”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4月10日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国家版权创新基地承办的“远集坊”第八期讲坛上，呼吁中国应该有一批致力于把教材编写作为终生事业的学者、出版者。讲坛上，来自教育界、出版界的多位专家就新时代、新教材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并纷纷为新时代该怎么做新教材支招儿。

    教材出版任重道远

    “2016年我国出版图书总量约50万种，总印数达90亿册。其中，教材整体数量达8.9万种、33亿册，而中小学教材就达1.2万种、28亿册。由此可以看出，中小学教材占据着教育出版的重要位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用一组数据说明教材出版在我国出版业的重要地位。

    “教材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认知，也体现国家意志。教材是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现有2.75亿学生，面对求知欲强烈的他们，我们出版的教材该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关乎为实现中国梦培养一代代年轻人的重大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说。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马国仓说：“教材离我们很近，教材离我们也很远。近，是因为我们都使用教材，促进成长；远，是我们虽使用教材，但大多不知教材背后的故事。”

    “教材非常重要。做教材、编写教材、出版教材的人使命光荣。在新时代，教材编写与教材出版任重道远。”黑龙江出版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久军如是说。

    面对目前中小学教材的立体化和数字化建设改革，一本教材的容量是有限的，孩子们对于知识的需求又是海量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强说，对于教育出版单位来说，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去迎接数字化时代。2016年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学校完善教育信息化的“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教材出版怎样适应这一数字化教学变化呢？目前，人教社已经成立了一家拥有200多人的数字公司，承担着数字教材出版工作。此外，社会上也有各种机构，包括新媒体机构、民营机构都在做教材、教辅数字化。如何出版好能适应教学场景、满足教学需求的数字化教材，业界仍需不断地探索。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

    教材也称为教科书。它既是教师的教本，也是学生上课的学本，可以说它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依据。人教社作为我国第一大教育出版社，对于教材出版有何新的认识呢？黄强说，教材建设有3个“事关”：事关党对教育工作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和后继有人，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而教科书就是解决怎么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重要载体，因此有学者将教科书的变迁称之为“民族红”。“无论是从出版的内涵、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角度，还是从出版业的结构和规模上来说，应该说教科书对出版业都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就如当年担任人教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分析的那样，从广义上来说，出版工作就是教育工作。”黄强说。

    李久军认为，由于教材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编写者、出版者必须高度重视其道德与政治引领作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田慧生说：“教材的编写与建设要着眼于未来人才培养。教材不仅是载体、母乳，还是精神食粮的源头。因此我们要着眼于塑造面向未来的、适合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这首先要体现在教材的导向和质量上。”

    “教材事业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融合的事业，社会效益做好了，经济效益就有了。”黄强举例说，现在我国教材出版工作本身就是公益性的，在义务教育阶段，教材是由国家掏钱来让学生免费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材出版的经济运作模式首先是限价的，这也叫保本微利。人教社一般采取给各出版集团租型方式来运营，甚至会免费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翻译好的民文教材租型，这也是人教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效益第一的理念的体现。

    其他学科也需统一

    2016年10月，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为新时期教材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2017年9月，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由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即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正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起始年级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高中阶段三科教材的统编工作也已经正式启动。至此，我国已形成了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教材编写使用格局：三科教材“一纲一本”，其他教材“一纲多本”。黄强说，上述重大举措的实施，是与党中央提出的“五大文明建设”“五大发展理念”等精神相适应的，标志着中国教材建设步入了新时代，“目前三科教材计划实现‘三年全覆盖’，即到2019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9个年级全部使用三科教材。从编写的角度来说，现在审定工作已经完成了，后面就是怎么完善的问题了。”

    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应坚持什么原则？黄强认为，要加强教材建设必须坚持5个方面的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特别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尊重教育规律，提升教材质量；加强教材的立体化和数字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教材出版服务相关工作。

    三科教材“一统天下”后，是否还需要推进其他学科教材的统一？田慧生认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教材建设体制也是在不断变化中。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定制，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走向审定制，教材实现了多样化，现在进入到国定制和审定制相结合的新阶段。未来涉及意识形态、国家主权、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教材，都会做到“三统一”，即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可能会涉及各级各类教育领域。目前，中小学三科教材已先行一步，它其实是一种国定制的表现，但并没有完全回到国定制，因为教育领域其他各学科的教材现在依然是审定制，即多版本、多样化教材只要通过国家的集中审定、审查，就可以正式颁布供各地选择使用。

    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在肯定三科教材出版质量的同时，也提醒教育界、出版界要高度重视艺术学科教材编写质量问题。她说，由于引进竞争机制，其他类别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种类较多，而且“还挺乱的”。她提议，教材课标编写组里应该增加专业出版人的参与，这样会令教材呈现更好的效果。李久军对此也表示认同：“三科教材需要统一，但不应仅限于三科。”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丁双平则提出，在三科教材统一走向正规后，教育界和出版界还应该注意到目前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作为地方出版机构，应该做好配合三科教材的教辅出版，因为这样可弥补一些教学资源的不均衡。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