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国外四家知名大学出版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各自管理模式的深入分析研究，提炼出国外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的共性特征，为我国大学出版社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国外大学出版社　出版定位审核流程　业务运营管理模式

　　国外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有许多共性的特征，他们非常重视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注重品牌质量的提升，强调业务流程的优化，充分发挥各方监督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国外大学出版社先进的管理模式，对改革与完善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个委员会”管理模式

　　牛津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478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作为牛津大学的一部分，牛津大学出版社自始至终都将方向明确定位为学术出版，并逐渐成为学术建设的中流砥柱，不仅在学术出版质量方面位居世界前列，在经营盈利方面也成绩卓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自建社以来逐渐构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管理体系。严把质量关一直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管理的重中之重，为此，牛津大学出版社管理体系推行“代表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模式，该模式在全社和各个业务单元两个层面构建了一套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质量管理体系(见图1)。

　　由20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是该体系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代表委员会各委员从牛津大学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中选出，他们不受负责日常经营和业务管理工作的社长管辖，因此，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它不仅决定着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大政方针及政策走向，而且还负责审核出版社选题计划，对编辑上报的选题内容和质量进行全面审査、专项审核等。审核过程中，有时还邀请作者参加论证会议，提交相关提案，从多个层面全面审核、论证选题的内容质量及其出版价值，以确保选题计划的质量。“代表委员会”制度保证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内部管理与质量审核的独立性，从而极大地保障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物的选题质量。

　　监督委员会的建立是该管理体系独具特色的另一创新。监督委员会成员由牛津大学的校长及教职员代表组成，在校长主持下开展工作，主要负责商権出版方向，统筹安排出版社的内部监督工作，出版社的每一种拟出版的出版物首先必须交由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核批示。在实际运行中，监督委员会与社内其他业务部门也相互联系、相互制衡。除监管职能外，其部分委员还与出版社的编辑保持着相关的业务联系，为他们提供学术帮助。

　　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还特别建立了“团体审稿机制”。一是代表委员会在审核选题时常常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会，就选题内容和质量给出相对专业、权威的意见，以帮助编辑和作者做出正确的修改；二是监督委员会会就选题的学术质量问题，邀请专业权威协会进行审读，提供反馈意见，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拥有高水平专业出版水准的重要保障。

　　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品牌质量管理

　　全球知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34年，为英国剑桥大学的附属单位，一直以高品质的学术出版为品牌基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剑桥大学出版社十分注重品牌的开发、塑造、维护和发展，早在1733年就成立了理事会(PressSyndi-cate)，实行匿名评审制度。该理事会由18位剑桥大学校方选定的学术界权威专家组成，每两周召开一次理事会，对出版社的所有出版物进行程序上的把关与监控。

　　匿名评审制度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品牌质量管理的重要措施。匿名评审流程规定，在召开稿件论证会之前，理事会要授权委托两名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对待论证的稿件进行匿名评审，通过后方可提交理事会，由与会专家再次论证其质量与出版价值。当项目确认出版时，出版社会在第一时间将评审意见准确地反馈给作者，作者按要求完成稿件修改后，需再次通过专家核定，以确保内容质量达到相应标准。确认稿件达标后，出版社才会配备相关专业最好的编辑与制作人员，对稿件的质量及成本做进一步的审核与控制。这种匿名评审制度，实际上是在匿名评审的基础之上实行了多重评审，它科学地评估并保证了出版的学术水平。

　　再以剑桥学术期刊出版为例，剑桥大学出版社要求所选用稿件的选题应是学科领域的重点、难点，所刊登的内容应是学术前沿探讨的热点话题，且必须具有独创性和科学性。为提高期刊的品牌质量，剑桥大学出版社对期刊内容的审核实行多重评审制，逐级审查其内容是否出自原创，论证是否科学。此外，若要创建新刊，其内容、质量及出版价值，必须首先通过由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的审核。严格的编审流程、创新多样的管理策略，保证了剑桥大学出版的学术期刊在世界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增益”经管模式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643年的哈佛学院的出版、印刷业务，于1913年正式成立，随即进行了重大重组，确立了“学术增益”(scholarshipplus)经营理念，强调哈佛大学出版社要始终为哈佛大学的学术声誉增光添彩，为美国的学术水平作出实质性的贡献。该理念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经营模式的精神核心与基本方向，一直保持至今。

　　哈佛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杜马斯•马龙一直倡导出版社要做“学术中间人”。他认为出版社的出版任务与使命不能仅仅局限于在学者与学术界之间传播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为学术界和外部世界之间联系建立平台，要强化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对学术界外的大众读者的吸引力。从出版哈佛大学学术成果的经典代表－－哈佛大学教授讲义开始，到广纳优稿，出版涉足多种学科的大量学术图书，哈佛大学出版社为学术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传播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及应用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学术传播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之一。

　　为了保证学术出版的高水准和高质量，哈佛大学出版社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科学、严格的选题审査制度。策划编辑接受的投稿或制定的选题策划方案，需提交预审材料，经由同行学术权威专家对其学术价值与市场竞争潜力的审核论证，方能决定可否列入出版计划。在审稿过程中，编辑们先审读稿件，然后交付给社外专业人员审读，再交由教授编辑委员会审査批准。这一公正严格的选题、审稿制度，从源头上确保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的质量，提高了图书品牌的影响力，使其在学术出版领域久负盛名。

　　哈佛大学出版社是哈佛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十分重视与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建立紧密联系，深度开发哈佛大学的“哈佛智力”资源，为学术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哈佛大学从不把出版社当作校办企业来经营，学校从不要求出版社上交利润，政府也把出版社认定为非营利机构，无需纳税。这就从体制上保障了哈佛大学出版社能够一直致力于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在提升哈佛大学的国际学术地位与知名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正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学术增益”经营模式的核心所在。

　　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专注于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内容产品升级，通过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带动整个出版产品的升级与革新，将学术出版专业性强、生产周期长、被转载与引用概率大等特点充分考虑到数字转型的改革工作中，不断推出更适合现代读者群体的数字出版读物，并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和扩大国际销售量来拓展自己在全球数字图书产品市场上的份额与影响力，力求更好地为传播学术服务。

　　四、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流程管理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891年，被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RaineyHarper)称为“大学有机部分”。一直致力于传播高标准的学术成果，出版严肃的学术著作，推出了许多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图书，为在诸多学术领域打造“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积极开发与出版新的知识与智力成果，依靠创新引领更多的普通读者，为提高和培养公众理解能力也作出了卓越贡献。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一套严格而高效的出版流程管理制度，接收的每一份书稿均要建档保存，经编辑初审认为有一定出版价值的书稿需提交同行专家进行审读，由相关学科的专家对书稿的质量给出评价，对市场前景做出预判，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或否定出版的意见。即便是被否定的书稿，为避免因专家个人观念、学派不同造成偏颇，出版社还会再征求作者本人的意见。通过以上程序后，编辑还需将“编辑陈述”、专家审读意见与评价、相关回应以及初步出版费用核算等提交给由校长和大学系主任组成的编委会，经编委会审核通过后再提交至出版社理事会进行第三次评估。通过了上述三次评估的稿件，才会交由执行编辑安排具体的出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每1至4个星期都要召开一次前期制作会议，书稿编辑、执行编辑、销售经理等人会就拟出版的图书开本、版式以及销售计划等进行充分研讨，确定之后，才能正式启动书稿的编辑与设计工作。最后，制作总监做出制作预算，并送交给执行编辑对图书定价。在图书印刷制作过程中，出版社还会对每本图书的制作过程每两周进行一次跟踪审査。这种对图书出版流程的全程式的严格监督审査，保证了图书的质量和顺利出版(见图2)。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直采取集约化经营方式，人员少而精干，职员大部分集中于开发与技术部门，专职编辑人数很少，主要负责选稿、组稿、联络作者、联系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组织文字编辑对稿件进行加工及复审等工作，具体的文字编辑工作，多数情况下都是外包给社外人员或兼职编辑，并按工作的质和量给予一定的报酬。这一方面减轻了出版社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优化了资源，依靠集约化经营，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

　　像美国其他大学出版社一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被政府定义为非营利组织机构，主要服务于学术出版，培养和提升公众的理解能力。政府支持、学校拨款、社会赞助，使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保持了出版高质量图书的良性发展态势。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有期刊的主编都由大学教授担任，其背后往往都有大学院系或协会的支持。依托学术团体，不仅可以把握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还可以利用与外部合作进一步增强对出版业务的支持。

　　在出版数字化转型发展方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积极寻求外部技术支持与合作。它是第一批在JSTOR数字保存项目中存储期刊的大学出版社之一，并加入了世界著名数据库EBSC0，将非营利出版机构的学术成果有效整合到了一个数字化的统一平台上，不仅在数字出版转型方面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而且让出版业务变得更加经济有效。此外，出版社还注重增强数字技术的人性化，不断提升格式转化和捜索技术，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五、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的借鉴

　　纵观以上四家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的管理模式，可以看出他们在管理制度建设上有着许多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所蕴含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大学出版社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第一，学术化的出版定位。作为大学一部分的文中四家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无一不把对学术和教育的贡献和推动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无一不把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出版作为其优势品牌和明确的定位方向。尽管经营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但在通过品牌效应和内容竞争力占领市场、赢得读者这一点上，四家出版社异曲同工，并用效果验证了其正确性和前瞻性。

　　反观我国大学出版社，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学术著作和大学教材出版难的问题，可以说初始的定位都是专业学术出版，但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受政策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强大的生存圧力下，不少大学出版社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建社的初衷，将经济效益放在了首位，加之大学出版社在学校往往处于附属和边缘化的地位，不少学校按照校办产业将上缴利润作为考核出版社的主要指标，忽略了出版社在提升学校学术影响力上潜在的作用和价值，造成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模糊、方向分散，进而使我国大学出版社和世界优秀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说到底，出版市场竞争是一场智力竞争，是内容产品孰优孰劣的竞争，没有强有力的学术内容作支撑，出版社就很难做长做强，做出品牌和影响。

　　第二，集约化的审核流程。文中四家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均结合白身特点，围绕着选题和书稿质量审核与监控，创建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这种严格规范的审核与监控制度是这四家大学出版社能够立足于世界大学出版之巅的重要保证。首先，严格的选题和审稿机制。学校学术资源的深度介入，同行专业性的匿名评审，团体专家的反复多次论证，使选题计划和书稿质量既不被利润绑架，又不依附于出版社管理体制的层层干涉，这种审核模式不仅保证了出版社质量审核的独立性，又从源头上为确保出版社的出版价值和品牌质量提供了科学评估。其次，高效的团队运营机制。在选题论证之后的编辑出版环节，四家大学出版社也都配备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作高效的编辑制作团队，这种各路资源高效利用的生产流程正是集约化管理模式的集中体现，也是国际先进出版社的竞争优势。

　　反观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从文件和要求上，也不乏选题和书稿的相应专业论证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得不到全面执行，各种职称书、人情书早已成为公开秘密，出版品位不高，学术含量不足，也已见怪不怪。当然，国外先进大学出版社实施这一套审査监督流程也有其特殊性，高水准的学术水平、成熟的学术出版市场、高效的资本运作平台是他们能够并且可以实施这一审查流程的坚实基础，而这些，正是目前我国高校出版社的发展环境所面临的短板之一。

　　第三，国际化的业务运营。文中四家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之所以会有久负盛名的品牌影响力，除了高水平的质量水准作保障外，广泛的国际运营也是其必需的途径。他们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广布世界多地，或者积极开发目标销售市场，或者努力研发与时倶进的出版媒体技术，或者主动寻求跨国多元化传播合作。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出版社的市场、资本、文化和信息在原来的范围和基础上得到更广的流动和扩展，品牌影响力自然也具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另一方面，在国际化的交流运营过程中，出版社也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与束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全球数字化的浪潮之中，带动了整个出版产品的升级和革新。

　　我国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不要说国际化运营，就连基础的国际交流都很少，甚至为零。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中国大学出版与世界大学出版的现实差距。综上所述，国外大学出版社优秀的管理模式既为我国大学出版社提供了有理可据、有规可循的经验借鉴，也拷问着我国大学出版社目前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除却发达国家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市场模式，我们是否也应努力从他们的普遍共性之中寻求发展之道，为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做大做强添一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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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