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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北大社模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

2005-11-15 08:57:11 来源：《出版人》2005年9月第19期

　“走出去”战略作为政府提出的出版产业发展战略，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中国出版产业做强做大，面对世界出版业竞争并在竞争中生存、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出版业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国际交流的要求，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对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文化环境，对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形象，都具有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有效地推进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思考并在周密计划基础上付诸行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思考“走出去”模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版权贸易工作，1988年正式组建了国际合作室(后分别改为对外合作部、版权管理部)，形成了一支懂外语、有编辑出版工作经验、有版权知识的编辑队伍，专职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的同时，保持队伍的基本稳定，保证版权贸易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发展。十几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向海外输出版权500多种，输出地涉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输出版权内容涉及语言文字、中国文化与文学理论、艺术、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地理、数理科学、生命科学、科学技术等各门类。从版权输出数量上看，北京大学出版社居国内同业前列。
　但是，仔细分析输出地区，我们发现，近80％是向我国的港台地区输出，语言载体仍然是中文，只不过是繁体字而已。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输出(他国语言为载体，传播地区在中国境外)仅130多种，数量并不乐观。客观上讲，国际影响力还非常非常小。
　中国出版业要“走出去”，面临的困难远不止这些。强调困难不是为现还需要针对困难，积极寻求解决之道。首先，要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促成了国外对中国的高度关注。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为出版业提供了比过去充实得多的出版资源，为我们“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条件。其二，制约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障碍——语言障碍在逐步缩小，我想这个缩小是两个方面的：一是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而且我们自己培养的学者中外语能力比老一辈学者明显提高，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可以用英语写作；二是国外正在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一方面为我们出版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图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也期待着并深信未来若干年后，中文著作版权转让后的翻译可以由外国学者直接承担，就像我们今天引进版权一样。
　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和前景，北京大学出版社近两年一直认真地思考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力求使版权贸易工作作能上一个台阶。我们的考虑是：一是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由过去的单一的版权贸易转变为产品直接出口、合作出版、版权贸易并举，并逐渐加大前两者的比重；二是东南亚地区，版权贸易和产品出口并重，尤其是加强与韩国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与新加坡出版界的合作带动东南亚华人圈；三是加强中国学者英文版学术著作的出版，利用我国香港地区大学出版社及国外著名大学出版社的销售渠道直接在欧美销售，目前我社已与两家美国大学出版社达成初步意向；四是与国外著名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目前，我社已与包括汤姆森、培生、新加坡世界科技等出版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出版中国的数学、物理学研究著作和教科书、中国经济管理类图书特别是中国企业案例图书；五是欧美英语文化圈，选择美国为基地，完成最直接的“走出去”形式——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以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为切入点，图书出版与各种形式的文化学术交流、培训相结合，真正进入欧美主流社会。2004年，我社已完成境外考察和前期论证，并得到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在美华人社团和在美北大校友会的大力支持，如果条件成熟，争取今年完成注册工作。

　政府责任与企业困惑
　出版“走出去”，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建立起国际大国地位，作用巨大。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化传播，使大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了解中国的政策和社会。一个大国，不仅要在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方面具有实力，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在世界社会发展的过程，有相当的话语权，文化企业必须做出努力。
　在出版“走出去”战略中，必须强化政府责任和文化企业的责任，前者在一定阶段可能更重要，也是—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方面，法国政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最近，我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文化产品“走出去”方面给予相关的财政支持(主要体现在翻译经费上)，这很好，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步伐，但是，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一系列的政策上有相应的支持，否则，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文化企业会遇到很多困惑。
　我们国家在对外文化宣传上过去也有相当的投入，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在去年我社赴美考察建立分社期间，有幸拜见了一家中资文化企业，他们给我的忠告是：“境外注册，背离初衷，反攻大陆。”中国的出版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一定要有措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文化产业政策的政治性是很强的，即使西方国家也不例外。我在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他们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受刺激：“你们国家不是老说要讲政治吗?我认为你们最不讲政治。”我问怎么理解，对方说：“文化是政治，语言更是政治。你们给予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给予我们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说明你们不讲政治。”在出版行业管理、经济税收政策等方面，要确实制定有利于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比如说北大社出版的《北大商业评论》，已有几家国外出版机构有意同步出版英文版，但我们的刊号还没有，如何合作?再比如，北大社已就双方共同策划、组织出版《北京大学数学丛书》《北京大学物理学丛书》《中国企业案例丛书》等与国外一家出版社达成意向，共同以两种语言出版，我们要求英文版两家共同署名，共同出版，但对方也提出，中文版同样原则，而这是我们无法回应的。还有书号的制约，在“走出去”还难以见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时，大量投入有限的宝贵的书号资源去出版外向型图书，恐怕任何一家出版社都要反复掂量。如此等等。建议有关部门认真考虑出版产业“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制定有利于“走出去”的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使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起好步，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来源：《出版人》2005年9月第19期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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