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过蒋梦麟的自传性回忆录《西潮 新潮》以后，感到有一点遗憾：这部书的装帧、文字编校等都堪称良好，只是缺少一篇“出版说明”。

    蒋梦麟在解放前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这部书的中文本最初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书中在忆述他一生重要经历的时候，也注意记录时代变迁的轨迹，并思考其深层的原因。在“五四”学人的回忆录中，这是颇有价值的一部，能在大陆出版自然是一件好事。不过，“出版说明”似乎不应该缺位。毕竟蒋氏去了台湾以后，大陆现在的广大读者对其人行事还是比较陌生的，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介绍，此其一；蒋氏的思想立场是站在国民党一方的，尤其是那些文字多写于国共尖锐对立之时，有些说法不尽妥当，明确地向读者指出来还是必要的，此其二。因此，该书应该有一篇“出版说明”，这是出版社的责任，是为读者服务的具体表现。

    “出版说明”可以说是“序言”的别称。不过，详加考察，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一般的纯个人著作的“序言”，个人的身份色彩更突出一些，而涉及外文译作、古籍整理或其他特殊作品，即便也称为“序言”，其实其身份主体更偏向出版社，叫作“出版说明”更确切一些。

    我国图书之有“序言”，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以后它成为图书的一种基本配置，一直延续至今。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总把图书“序言”看得很重，或者由作者自著，或者请名流撰写，都郑重其事。晚清的张之洞即提倡读书应当先看序跋，书无序跋，难称善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出版继承了安排“序言”的良好传统，充分发挥其导读、评价与知人论世的功能。尽管名称上未求统一，有的称为“序言”，有的称为“出版说明”或“整理说明”等，但是将其作为图书出版一个重要环节的态度是严肃而明确的。在外文译本和古籍整理作品上，其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几百部，基本上都配有一篇出自译者或约请名家撰写的“序言”或“出版说明”。这样的文字已经与原文融为一体，成为译本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其解释的客观性与评价的权威性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从而成为商务版图书一道亮丽的风景。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的许多古籍整理作品，其“整理说明”也同样非常精彩。

    因此，即使从为读者服务的角度来看，对“出版说明”的重视也应引起出版者的注意。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