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201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过去一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自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这个颇为学术的经济学名词便频频现于各大媒体。为了让公众对这项改革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百道特别邀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老师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梳理我国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根源和实践创新，并重点阐述供给侧改革呼唤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下，出版业面临的自我变革挑战和创新发展机遇。

　　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结构性分化愈发明显，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调。供给与需求间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体现不是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中国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面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困境，中央不失时机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步伐，着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这项意义重大的经济改革战略方针，于殿利分析指出，供给侧是强调市场本质，回归市场；中国的改革是预防危机，使需求和生产达到新的适配；结构性反映的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指向一定是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分析国家相应改革政策之前，必须对“供给侧”的概念起源及其理论演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这就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中探源知变，察看它的发展轨迹。

　　探源知变看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强调回归市场本身，把握市场规律，核心在于不断去审视和判断不断变化的需求。市场就是需求，供给侧是生产。讨论供给侧，就是研究供和求的关系。

　　15世纪以来，欧洲带动全球进入大航海时代、大殖民时代。狭小的欧洲国家，国内市场需求非常有限，资本主义需要拓展全世界的贸易大市场。重商主义认为财富产生于贸易中，贸易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积累货币。只有真金白银在国库中不断积累，国家才算真正有了财富。而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必须保证贸易顺差，需要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干预对外贸易。但重商主义会导致所有国家都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国际交易难以为继。自由贸易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进出口贸易，提倡依据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由市场调节商品的输入和输出。市场理论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引入生产领域，经济学者开始展开需求和供给层面的研究。

　　在生产领域，保证产品的高品质还远远不够，还要考虑生产效率和成本管理与控制，追求剩余价值。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率先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把经济学研究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总体框架中去考量。政治经济学不仅注重盈利和利润，还关注能不能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心剩余利润的分配以及贡献与分配的平等关系。相比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更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精神。亚当·斯密极为赞同魁奈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并明确提出财富不是贵金属而是劳动的创造物；财富是生产性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贸易的结果。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供给侧理论，认为生产自动创造需求。在他看来，经济会形成一个循环系统，需求和供给之间需求大致是相吻合的，不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大供求。萨伊定律在短缺经济时代是非常正确的，但1929年资本主义经历全球大危机后，供给派理论开始遭到批判。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光强调供给是不够的，一定要去强调市场，强调需求，特别是刺激货币的需求。一段时间内，凯恩斯主义对摆脱经济危机起到了良性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滞胀危机让经济学家进入新一轮思考：流通和适当的通货膨胀不创造价值，只有回归生产才能创造价值。

　　破解凯恩斯危机的关键在于鼓励生产，新供给学派认为，必须尊重市场，同时需要政府干预，鼓励满足新需求的新生产，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所在。政府调节最有效的一招就是通过减税和降费吸引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诚然，减税和降费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面积下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策，政府必须要带头，痛下决心去降低运营成本，维持正常高效的运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唤高质量发展

　　改革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即是革弊鼎新，也是前瞻预置。以往资本主义的一些改革，不少都是危机发生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亡羊补牢。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未雨绸缪，预见到了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化，预知各个领域传统生产、传统产品的库存，主动求变，主动改革。供给侧实质是回归市场，把握本质性规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自然结果是指向高质量发展。从逻辑关系上来说，二者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是解决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不对称。需求是分层次的，有个体需求，社会需求和时代的需求。个体的需求虽然有某些差异性，但它一定是跟随整个社会潮流，同时又符合整个时代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称之为国策，是因为它体现的不是个人的具体需求，或某个产业或行业的需求，而是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需求与满足需求间的不对称。当前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只有从经济的角度、市场的角度、需求的角度思考新时代、适应新时代，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结构，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出版业应插上创新的翅膀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出版业同样需要深刻变革与创新，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转变，以适应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教育出版、学术出版，还是科技出版，都要反映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作品，才更有可能成为高峰之作。传世之作大都是深刻揭示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好作品，没有一部仅立足于满足一种小情调。小情调只能满足个人一时之需，成为不了里程碑。

　　黑格尔曾说，真正的创新是回应一个新的时代的课题。各领域的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新时代需求，就实现了创新，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出版行业一定要把创新放在首位，内容创新是时代、社会发展所需。以主题出版为例，这是一个新的需求，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甚至是人类之需，理应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出版出来，传播出去，让它成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

　　产品创新也是出版变革的重要方面。产品创新就是要让内容价值最大化，用各种不同的产品形式去展现它，每个版本有特定的目标读者，甚至每个版本有特定的使用价值，从而转化成所有人可以需要的不同产品。

　　业务模创新同样不可或缺，要通过技术创新面向数字化，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从单一品种图书输出到提供多维度产品结构的内容体系。除了传统纸质书，至少还有三级产品结构：简单的电子书；可以实现全主题检索的专业数据库；以及知识服务平台——把一个个数据库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没有固化的产品，根据需求自动生成产品，让知识服务超越产品。

　　对出版来说，要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定要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虽然重要，但面对需求的不断变化，一定要在高质量的同时，及时准确地满足需求。另外，出版业还要处理好规模和质量的关系。从文化建设角度上看，出版经济从根本上是影响力经济，只有在有影响的情况才会产生经济效益，才会有效率。

来源：《百道网》2019-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