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　丛磊

　　本网讯　疫情持续了两年之久，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进入常态化。疫情也推动直播与短视频营销更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再加上书号紧缩带来的产业调整、教育培训新政带来的行业变革，共同塑造了2021年出版业面临的复杂局面。如何看待疫情常态化下的出版发展？如何构建新的营销模式和销售通路？如何认识直播与短视频营销对出版业的影响？如何看待书号收紧对出版社的影响？这些是我们出版机构迫在眉睫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当前行业背景和市场形势下，书价走高、折扣过低几乎是绝大多数出版机构躲不开的话题，同时还伴随着库存积压、重复出版等问题。各种现象都凸显出图书是以工业产品存在，而不是我们期望的以文化产品的状态存在。推动精品生产，提高出版质量，可能是出版机构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完全符合书号收紧的政策导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品类丰富的综合性出版社面临的形势是多面且复杂的。经过全社上下通力合作，从前一年的危机中跳出来还能略有所成实属幸运，得益于我们从四个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

　　一是运营系统升级，构建全业务信息链。疫情不是信息化升级的开始，但绝对是重要推动力。教育出版作为大学社的核心业务板块受疫情影响是深远的，而教育出版的目标群体集中在校园，他们是人员相对集中且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群体，始终保持着严格的管控制度。这要求出版社设身处地从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克服距离的阻隔，全面升级出版社的的信息化平台，搭建起全线上的沟通渠道。通过推进出版流程的梳理和再造，以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抓手，让我们即使在疫情下也能更紧密多维度的贴近校园、接近客户，进而实现业务链的再造和价值链的提升。

　　二是组织模式优化，打造自主型业务群。组织的持续发展必然是以人才引领为根基，逐步形成以编辑队伍为主体，以营销队伍和出版服务队伍为支撑的人力资源格局。通过适时调整绩效模式，营造出对内合理竞争，对外开拓奋进的业务氛围，各出版板块重点明确，各有建树。学术出版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和国家科技重大战略成果，策划出版了一批展现我国最新科技成果和前沿研究动态的学术科技专著、反映我国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经济社会建设成果的优质社科类专著。教育出版凭借结构合理的编写团队、注重积累与沉淀的教材内容、突出特色的创新设计、适应“互联网+”的信息化资源以及高度配合的作者和编辑团队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大众出版在历史、少儿、科普等多个领域的成功尝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贡献多本图书销售的量级跃迁。国际期刊作为我社新承办的板块，实现创刊四个月即被全球开放获取数据库收录，出版半年后被CNKI数据库收录，其中2刊在9月入选NASA ads数据库，为推进北京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迈出坚实一步。

　　三是严控质量管理，坚守好产品黄金线。首先充分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严格选题审批和“三审三校”制度，不断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严格把握图书内容导向和价值导向。其次由出版选题管理委员会来集体主导选题取舍，制定《选题评价要素及标准》，对选题的规划资质、大纲、样章、配套资源、同类品、创新各要点设置标准，综合评判。

　　通过加强对各出版中心的业务规划，不断完善和廓清各板块的主线作品和功能定位。围绕主产品线规划开发产品，围绕功能定位规划开发产品，形成板块品牌与特色，进而促进飞轮效应的产生。比如我社在直播与短视频营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新媒体渠道成为最强劲的增长极，很意外的也推动了其他板块的增长。不断推出高质量的产品，才是聚集市场品牌效应的解法。

　　四是推动外部合作，国内国际双循环。我社各板块的进步，各方合作伙伴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出版产业通用数据交换技术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离不开业内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发行公司与科技公司的帮助，教育出版的高效运作也依赖于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优质职教教材出版基地，而期刊编辑部面向国际科学前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是得益于行业领军专家参与共建的“新型学术共同体”。面对复杂经济形势，出版社既立足国内市场，又不断拓宽与相关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模式，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图书国际出版和国际期刊作为桥梁和纽带，发挥精品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的引领示范作用，为提升中国科技的世界影响力，为中国“科技走出去”“文化走出去”持续贡献力量。

　　在百舸争流的出版市场，大学出版社应勇立潮头，迸发创新活力。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加强市场应对，不断致力于产品布局的均衡和销售渠道的多元化。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为大学出版社在疫情常态化形势下寻找到更多的方法和发展空间。

来源：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