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出版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出版社逐步建立起了企业化的运作机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出版社通过自身的向外扩张，异地设立办事处、公司、信息中心，把自己的业务触角伸向了自己规划发展的区域，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这种通过自己规模的扩大而实现裂变，从而向集团化方向发展，是中国出版业集团化最具生命力的一种模式。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出版业同时出现了一种值得引起我们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理论界注意的倾向，这就是某些发展比较艰难的出版社，在自己发展、扩张乏力的情况下企图以依赖外力、业务外包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力量薄弱的不足，以达到扩大规模的目的。
　外包制(outsourcing)是美国企业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管理模式，即将企业流程再造作为经营合理化的重要手段，重新对业务内容、资源的分配进行考虑，目的是通过撤出非核心业务来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包制是顺应供应链环境下的竞争而产生的，属于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出版社而言，外包就是在生产经营中将排版、印刷等非核心业务转交给合作企业完成，进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选题策划、营销网络建设、品牌塑造等核心业务上，以便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应该说这是可取的。然而有些出版社，他们已经把业务外包从原来的排版、印刷发展到发行销售，进而又扩展到了选题策划领域。这一现象和发展趋势应该引起出版理论界和我们的出版人的密切关注。

　一、出版规模扩大、内部分工细化导致了外包现象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球年出版图书品种最多的出版大国，图书出版总品种连年上升，出版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图书出版社从1978年的105家发展到目前的573家，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统计，截至2004年底，总署正式批准的出版集团共有16家，图书品种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万多种发展到2004年的20．8万种，印数从37亿册增长到2004年的64．4亿册，总印张从118亿印张增长到2004年的466亿印张。2004年全国新版图书121597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9．4％，总印数下降3．8％。这些数据在印证我国图书出版业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折射出出版业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竞争日趋激烈的新阶段。为了缓解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出版社的经营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随着出书规模不断膨胀，出于保证整个业务流程的通畅，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需要，各出版社不再一味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而是结合本社产品结构的特点、生产规模今后的发展方向，细化内部分工，保留核心业务，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专注于擅长的核心领域，目的是现现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伴随着排版、印刷、仓储、物流、装帧设计以及发行业的发展，出版产业的社会化程度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排版、印制、装帧设计等环节在目前是主流的外包业务。这些依附于出版产业的社会公司经营方式灵活，营销手段多样，可以充分考虑并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使得出版社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提高印刷、设计等水平。此外，社会化的现代大型物流也以其高效优质的服务正日渐取代出版社单门独户型的储运业务。这种理想意义上的外包形式将出版社内向配置的核心业务与外向配置的非核心业务紧密结合，取长补短，形成良性的循环，从而实现社内科学的经营与管理，整合资源，有效地利用社会服务与社内资本，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品牌竞争力。显而易见，就目前现状而言，外包现象的形成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出版产业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出版业务的外包提供了社会支持与可能；出是国内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张、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出版社为了生存与发展而积极借助外力；三是出版社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形成要求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减员增效。因为适度的业务外包已经成为出版社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品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它是出版规模扩大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过度外包则会导致出版社能力不断弱化，如果连选题策划这类出版社的核心业务都依赖外力的话，那势必导致出版社经营能力的下降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最后势必出现出版社逐步空壳化的后果，出版业的健康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中国出版的现状已经开始在教训我们了。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尤其是源头上的选题策划完全依赖外力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空壳化现象将成为中国出版改革发展的严重障碍
　出版改革的实践和部分出版社发展的实践证明，控制在适度范围内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但是，如果仅仅从眼前利益出发，将选题策划、营销网络等核心业务外包，完全依赖外力，使得出版社从策划组稿到宣传营销等各个方面均依靠“工作室”或“文化公司”，出版社完全被空壳化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来料加工厂甚或完全是一个“皮包公司”，那么，也许它在短期内尚能生存，但随着其核心竞争力的日益弱化与退化，这样的出版社将经不起任何风浪的冲击，被市场竞争大潮淘汰将是迟早的事。
　然而，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的。我们一些出版社之所以如此依赖那些民营的工作室和文化公司，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些工作室和文化公司的能量是不可忽视的，主持这些文化公司和工作室的有相当一部分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图书出版领域和图书市场的“精英”，他们对于市场的敏感和选题的操作能力也许正是我们大多数出版人所缺乏的。据说，目前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百分之八十出自他们之手，这一数据尽管无从查考，但是大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他们之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而全国图书工作室的确切数量恐怕也是无法做出统计，但我们可以从某个侧面进行估算：北京京丰宾馆是图书工作室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2005年9月13日至16日在此举行的“2005北京秋季出版物交流会”，图书工作室包下了该宾馆14层楼566个房间。平均每个房间进驻约3个工作室，也就是说有1700家左右的工作室参加了这次订货会，参会的应该是全国图书工作室中的活跃分子。如果加上不太活跃的部分，根据“二八定律”估算，全国图书工作室则应该大约有8500家。(民营工作室面临收编规范，出版人2005年23期 韦英平 宋迎秋 翁昌寿)。事实上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的。我们且不对这种现象作出正面的评价，仅仅这些数字就已经引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图书工作室何以如此繁荣?除了这些操盘手的能力和能量的因素外，谁为这些图书工作室和文化公司提供了生存空间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出版社因为自身的问题与原因对图书工作室或文化公司的依赖不断加深，这种合作在短时间内可能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长期的后果则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进一步弱化，从而陷入更加依赖民营工作室或者社会文化公司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状况的恶性发展无疑助长了买卖书号现象的蔓延，也使部分出版社贪恋眼前利益，逐渐放弃了战略规划、品牌塑造、营销渠道建设的主动权。试想，如果一个出版社从选题开发、作者选择与组织、设计外观到发行渠道建设，甚至营销推广、实现销售等环节全部依赖外包的运作机制，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它的合作方在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出版社呢?倘若如此，这样的出版社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许多调查证明，我国出版业日渐“空壳化”所带来的苦果已经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编辑创新能力减弱，市场竞争指数下降
　编辑的创新素质不外乎由洞悉与把握信息能力、求新求异能力、认知鉴赏能力、自我优化提升的能力以及批判怀疑的精神等方面构成。编辑各种能力的养成不仅源于自身的努力，也来自在市场中摔打时经验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捉高编辑的学识、见识和胆识。对编辑创新能力的探讨时常见诸于业内的各种媒体之间，现实中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编辑的培养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
　依赖外力、买卖书号、没有规划的版权竞相引进等现象事实上都直接反映了我们编辑创新能力减弱这一不争的事实。业内普遍认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有2／3的选题来自书商、工作室或者文化公司，而在这2／3的畅销书中，又有2／3以上是由这些书商、工作室或者文化公司全程操作的。这种对出版社核心业务的渗透，究其根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创新能力的减弱和市场把握能力的下降所致。由此可知，在出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编辑的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出版社发展的后劲和在图书市场竞争的前景
　2．重复出版、跟风现象愈演愈烈
　所谓创新，就是出版理念的捉升，就是具体体现在选题策划、结构优化、作者培养、营销策略等方面。外包导致的空壳化现象直接引发了出版业的许多痼疾，这些痼疾严重伤害了中国出版的肌体，与出版的创新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中尤为严重的就是出版业的跟风现象。跟风出版之所以走向创新的反面，是因为跟风者无偿分享了创新所带来的市场和效益，使得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我国出版界的图书跟风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图书跟风出版存在的诸多弊端，但却都不约而同地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究其根源，还是一个“利”字在作怪。继《谁动了我的奶酪》热卖之后，相关的“奶酪”图书占据了财经图书市场；《水煮三国》刚受到各方好评，各种“水煮”类图书就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各种图书卖场.
　近年来，图书在“量”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人们徜徉于书海中时却觉得可读的书并不多，这说明图书在“量”增长的同时在“质”上缺乏明显的提高。如果这种跟风的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图书“同质”化将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这本身就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与创造节约型社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正如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先生所说，如果跟风可以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又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甚至连道义上的不光彩都不存在，那么还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去创新选题和开拓市场呢?跟风成风，必将带来图书出版的泡沫化和平庸化倾向，这恐怕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跟风，正在侵蚀着中国出版业的创新能力，消弭着中国出版人的开拓精神。(刹刹出版跟风之风．朱杰人．文汇报．02年8月20日)
　3．买卖书号屡禁不止
　书号可以快捷、有效地识别书籍的出版地、出版社、书名、版本及装订方法，它本身没有价值，不过是图书的一种编码代号，在中国目前的出版体制下，出版社的建立是与书号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在目前，书号不仅是图书的编号，也是对图书质量把关的一种制度。因为书号成了一种紧缺资源，自然就可能成为买卖的“商品”——尽管这是不合法的。书号买卖中的买方市场主要来自个体书商、工作室以及文化公司，他们策划的图书选题可以卖给出版社，然而，他们不可能满足于这样的现状，需要自己亲自操刀。他们往往是以自费出版的形式从出版社获取书号，采用“体外循环”的方式，进行从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校对到印刷发行的整体运作。由于这些“工作室”“文化公司”没有图书出版权(书号)，因此千方百计从出版社买进书号，并从书号资源的市场化运作中获取出版利润，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朱胜龙．资本瞅准出版业“买卖书号”有禁难止．中国经济时报．2002．7．12)
　许多民营书商凭借对市场的敏锐触觉和灵活机制，介入选题策划并组织编写，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出版社的“社外编辑部”，书号就成了出版社与社外书商或工作室之间的利益博弈的对象。出版社因为买卖书号、外包编辑室被处罚的现象屡有发生，买卖书号不仅可能造成图书内容的失控、出版品牌等无形资产流失，也会造成国家的税收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的流失。邬书林副署长在2005中国出版业高层论坛上指出，买卖书号是出让国家赋予出版单位专营权的违规行为，它造成坏书不时出版、低俗之风蔓延，也导致部分出版社创新能力缺失，空壳化现象严重。出版社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买卖书号问题有令不行，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这已经成了我国出版转型时期一个比较突出的棘手问题。
　4．假书、伪书粉墨登场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业对于盗版现象是深恶痛绝，打击盗版盗印的活动也正在深入开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收效还不明显，但是这种现象毕竟已经为人们所唾弃。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出版界强烈呼吁政府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的同时，居然在中国出版界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假书”、“伪书”竟然大部分还是出自正规出版社之手，这不仅令人们大跌眼镜，而且让中国的出版界大为尴尬!一边在大呼盗版的危害、可恶，可另一边自己居然也在从事同样性质的“活儿”，“制假”“贩假”居然侵入到了一向以传播现代文明、先进文化为己任的出版界，确实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的事情，我们必须正视它!
　坦率地说，“假书”“伪书”现象出现在中国出版业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不是偶然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先从出版业主体的个体——一个出版单位或者一个出版人来看，这是职业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缺失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一些已经迷失“灵魂工程师”良心底线的出版单位和出版人身上，什么职业道德、什么社会责任感，早已为急功近利的拜金主义所取代，出于小集体乃至于个人的经济利益，图书质量低下可以不顾，图书内容低俗可以不管，经济效益成了他们追逐的惟一目标，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作假、作伪自然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从出版业主体的整体——中国的出版业来看，这是由于原创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酿成的苦果。随着恶性竞争的加剧、浮躁风气的盛行，狂采滥伐、跟风出版、低水平重复出版愈演愈烈，这又直接导致了出版资源的大量浪费，库存积压逐年上升。究其根源，根子正是中国出版业缺乏原创力所致。可以这样说，假书伪书的出现正是某些出版单位空壳化现象走向极致的表现。
　再次，从中国出版业所处的客观环境看，这是法制环境不健全导致出版改革体制性矛盾所产生的畸形儿。尽管出版管理条例、图书市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的法规早已出台，但是，由于中国出版业实行的是审批制，它一般都有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除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般都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甭说跟风出版、重复出版，就是买卖书号也是只要不被举报，也不会受到处罚，因此就导致了我们有的出版人铤而走险，直接干起制假贩假的勾当来了。
　此外，在版权贸易领域中的重复引进和恶性竞争也催化了出版业空壳化现象的加剧。不少出版单位缺乏版权引进的长期计划，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盲目引进，这不仅进一步弱化了自己的创新能力，而且，由于版权引进热持续升温，竞争日趋激烈，加之海外版权所有人对我国市场的不真实预期和少数不良中介的垄断性操作，国外书商因此竞相抬高版税，严重影响了我国版权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出版业空壳化现象的解决对策
　面对日益严重的空壳化现象，我们要以日本出版业的沉痛教训为戒，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处理好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经营目标、长期利益与短期效益之间的关系。出版是一个内容产业，原创力是她生生不息的灵魂，因此，如何增强创新意识，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竞争日趋激烈、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就显得日益迫切。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出版与其他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不同，它是一个必须依靠连续不断生产内容的过程来维持发展的行业，具有非重复性生产和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点，图书市坯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新产品束拉动。我们所说的要提升出版核心竞争力，其实正是要通过不断更新出版的牛产、营销过程，控制乃至于消除来自别人的模仿及替代风险，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具有原创意义的选题策划应该是先进的出版理念和经营思路的综合体现。将自己的视觉的聚焦点永远放在对热点逐渐冷却后将出现的新的市场需求的关注卜，使自己的选题策划也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永远走在市场的前面，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出版业图书品种持续上升，平均印数日趋下降，出版成本持续抬高、利润率日趋下滑，图书发行折扣愈打愈大、退货率不断上升的严峻形势下，出版社必须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从源头上去解决出版业日渐空壳化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出版社创新能力包括品牌创新能力，选题创新能力、营销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等。不同出版汁的创新之路也各不相同，它应该是一条建立在自身经营优势与特点的基础上的特色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社和出版人把握发展时机，制定自己正确的创新发展战略。出版社是因为它的图书而出名的，这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因此，建立图书品牌化经营模式，打造出版社的标识性图书品种，优化图书结构，逐步做到版块化，特色化．专业化，这将成为出版原创能力的提升和出版社发展空间拓展的首要标志。
　2．打造精英人才队伍
　现代出版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是人才数量与质量的竞争。如上所述，出版业空壳化现象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创新人才的匮乏，所以打造一支精英人才队伍也是从源头上解决空壳化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出版社精英人才队伍包括社内精英员厂与社外精英作者群两个方面。社内精英员工队伍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出版社不断完善的管理机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实现吸引精英人才、发现精英人才、培育精英人才，用好精英人才、留住精英人才的目标。出版社要有“爱才、惜才，留才”的胸襟与能力．营造适合他们成长与生存的和谐环境，包括良好的工作氛围，宽松的个人发展空间，民主的学术氛围以及相对舒适的十活环境等。同时也要注意精英人才与一般人才关系的协调，着重培养团队协作精神，这刘于出版社的健康发展同样重要。
　社外精英作者群是社内人才队伍建设在社会上的延伸。没有一支高素质作者队伍的支撑，出版补就无法推出满足读者需要、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图书。精英作者群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与出版社，特别是编辑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出版社的编辑通过对奉专业学科前沿的关注，了解专业范围内的重要作者以及与专业作者相关的各种信息，井设法与之联系并保持良性的沟通，了解作者的创作或者研究动向，一方面可以使作者队伍得到有效的维护，不断拓宽选题资源：另方面，通过与作者的互动交流，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和选题信息，有利于原创性选题的开发。
　3．加大出版改革力度，建立优胜劣土的退出机制
　我国的出版业正处于调整期、转型期，已经开始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出版经营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仍有相当的距离，集中表现为：产品结构不合理，优质产品比率降低：品种规模的发展增长过快，单品种销售且明显下降，经营成本加大，利润严重下滑，库存积压节节攀升，资金流转周期拉长，管理制度不健全，损失浪费严重等等，作为国有企业发展中曾经有过的弊端在出版业中也已一一暴露。面对这种体制性的弊端，如何采取有效的管理模式，以增强出版业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也是解决出版业空壳化趋势的制度保障。
　加大改革力度，在出版业转制改革中，应该建立起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这无疑将是中国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副清醒剂和催化剂。中国的出版社从它经过审批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业外无法介入，业内分工清楚，在教材实行招标之前基本都有指令性产品和计划中的利润。一般地，出版社只有因为犯了政治错误，或者严重违规违纪才会被停业整顿乃至撤销关门，而没有一个出版社会因为图书平庸，经济困难，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的。而在政策保护中，最为关键的保护性政策就是专业分工，什么能够出版，什么不能出版，早巳在出版社成立之初就分了个子丑寅卯，楚河汉界，不可随便逾越。在这种严密的分工制度下，出版社长期依靠政策吃饭，在计划经济的金丝笼子中过着悠闲的日子，忘记了“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的天条。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转制改革，在中国的出版业应该尽快建立起信誉评估制度和退出机制，让所有的出版企业在自由、公正、公平的环境中去参与竞争，那些违反了出版法则的出版社自然应该受到惩处乃至停业关门，那些违背了经济法则，经营不善的出版单位，那些靠投机钻营，买卖书号直至制假贩假的出版单位，同样应该请它退出出版领域，我们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不应该再为他们去“买单”，再去庇护他们。也只有建立起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才可能从制度上去遏制出版业空壳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去克服由于空壳化现象而造成的种种弊端。对此，我们的出版人、我们的出版管理部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来源：《中国出版》2006年第9期（总第1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