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造园家。从庐山草堂到洛阳履道里宅园，他一生多次亲自营构园林，并以诗文详尽记录了造园的理念、方法与游园体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园林史文献。而他的园林实践，恰恰处于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至中唐、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

　　8月12日下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主办的《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现场举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一如，扬州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鞠培泉，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金英伟等嘉宾，带来了一场贯通文学与园林文化的精彩分享。

　　黄一如从冯纪忠先生开创的园林史理论框架出发，分享了本书的学术定位与研究方法。冯先生曾指出，“园林最主要是要从人和自然共生这个问题来看”，而“超功利的欣赏、享受、审美是园林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将中国园林的发展划分为“形、情、理、神、意”五个时期——从“形”之铺陈，到“情”之寄托，再到“理”之探索、“神”之入微，直至“意”之写心。黄一如强调，这五个时期并非简单的线性取代，而是“共存关系”，每个时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白居易所处的唐代，尤其是中唐时期，恰好是“理”阶段的成熟期。“理”阶段的核心在于“师法自然，摹写情景”，主客体关系表现为“交融、移情，尊重和发掘自然美”。白居易的园林实践与诗文，恰恰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在理性的空间规划中融入诗意的栖居理想。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简朴中见精当；“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朴素中见深意，正是“理”阶段“强化自然美，组织序列”的典型手法。而《中隐》诗所倡导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更为文人园林提供了“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方式蓝本，将理性的仕隐选择与园林营构紧密相连。

　　黄一如表示，本书借助诗文、考古、绘画等多重材料，勾勒出一条贯穿千年的文人园林精神脉络。而冯先生晚年设计的上海松江方塔园，尤其是何陋轩，又是这一理论在现代的生动延续——“与古为新”，白居易的园林智慧至今仍启发着当代的造园实践。

　　鞠培泉开篇即点明“乐天”“池”“堂”三个关键词的深意——“乐天”既是白居易的字，又暗含“乐天知命”的精神状态；“池”代表园林中水的要素，取自《池上篇并序》与履道里宅园；“堂”代表园林中建筑的要素，取自《草堂记》与庐山草堂。二字合为“池堂”，借指白居易的园林世界。白居易、中唐、园林三个关键词，恰好构成了人物、时间与事件的三要素。

　　白居易为什么要造园？在哪造园？怎么造园？如何游园？鞠培泉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时、因地、因人事而异。他以《草堂记》为例，生动还原了庐山草堂的选址智慧——“介峰寺间，其境胜绝”，恰如苏轼后来所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是不同视角下的自然之美。而草堂的具体营造更是匠心独运：前有平台方池，池中生白莲白鱼；南抵石涧，夹涧古松老杉“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堂东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堂西“剖竹架空，引崖上泉”。每一处景象的铺陈，都体现出白居易对自然山水的精微观察与诗意调度。

　　鞠培泉还展示了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对履道里遗址的发掘成果，他将考古平面图与敦煌晚唐第85窟壁画中的宅园、中堡村盛唐墓葬出土庭院、宋代李嵩《水殿招凉图》中的水关与高桥等图像资料相对照，再结合白居易《池上篇并序》的详实描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使一座千余年前的唐代文人宅园在观众眼前逐渐清晰起来。池东粟廪、池北书库、池西琴亭，西平桥、中高桥、三岛径，每一处功能布局都凝聚着白居易作为造园家的精心规划。

　　分享最后，鞠培泉将白居易在园林史上的影响概括为五点：其一，偏爱人为改造的自然——园林的独立与转折；其二，以构筑边界为始——园林主人意识的觉醒；其三，公园与私园兼修——类型的丰富与完善；其四，从家族庄园到城市宅园——个人的乐园；其五，游观与坐望——视觉为中心的组景与欣赏。这五个维度，共同勾勒出白居易作为造园家的完整形象。

《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　订购

　　《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以白居易的园林营构与仕宦生涯交织成主线，在四个互相衔接、偶有交错的不同阶段，以代表性园林为核心，结合诗文、考古材料等佐证，系统梳理其园林思想的生成机理、园林营构的具体做法、园林欣赏的方式方法，并以园林史为参照，解析白居易园林思想与营构形式转变的背景与内涵。此外，本书以白居易为节点，构建起一个上承陶渊明、谢灵运，中及王维、李德裕，下接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网络，将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以降的园林史，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园林的演变史衔接起来，力图更清晰地呈现出古典园林在中唐的变化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来源：同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