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力量——朱永新、杨光、张颐武、徐雁、徐升国、潘际銮、李家强（第2期） - 《大学出版》20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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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力量——朱永新、杨光、张颐武、徐雁、徐升国、潘际銮、李家强（第2期）

朱永新、杨光、张颐武、徐雁、徐升国、潘际銮、李家强

2008-07-22 11:05:26 来源：《大学出版》2008.2

　主持人曹巍：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13年过去了，这个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备受礼遇的日子在中国却一直受到冷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国民阅读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却是全民阅读力的持续下滑，其间的隐忧不言而喻。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阅读能力的持续下降会导致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缺乏动力，经济社会发展丧失后劲。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水平，单纯的经济增长固然非常重要，可我们还需要绿色GDP，更需要大量既受过良好教育，又保持终身阅读习惯的高素质、高品质的公民。然而，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需求，成为改变人的精神品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点在社会上还远没有形成共识。今年“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再次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他们呼吁将每年的9月28日孔子的诞辰日作为国家阅读节，用仪式唤醒人们对于阅读的热情。这已是连续六年提出此项议案，说明阅读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本期就这一问题特别采访了国内几位知名人士，以期对国民阅读力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本文刊出时，以采访先后为序。

　朱永新：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顾问。著有《朱永新教育文集》（十卷）《新教育之思》《写在新教育的边上》等，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并主持《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2007年第七届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2006年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5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2003年《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

　关于阅读，我有四个最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国民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四句话是我对阅读重要性的深层认识和体会，也是我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的初衷所在。阅读的重要性展开来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个体的价值来看，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形成和个体的社会化不可缺少的过程。读书犹如饮食，不同的饮食往往造成不同的营养结构，不同的书籍也同样造成人不同的精神结构。人是精神和物质的载体，一个刚刚诞生的新生儿，他的精神世界只相当于人类的童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精神世界又如何与身体的发育并进呢？毫无疑问，读书是实现两者并进的必由之路。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应该伴随着读书而发展。
　第二，从民族的价值来看，阅读是民族强盛的最内在、最有力量的动因。一个民族的兴盛取决于它的精神力量，历史上大国被小国打败的例子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崇尚读书的民族，大多是生命力顽强的民族。全球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族，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酷爱读书，使犹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产生了无数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可以说，热爱读书的国家，必定是不断向上的国度。
　第三，从学校教育来看，阅读是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学校提供了一个读书的空间，而学生读书的兴趣与水平又直接受教师读书兴趣与水平的影响，因此，教师的读书不仅是学生读书的前提，而且是整个教育的前提。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导孩子学会阅读。目前，学校教育基本上是远离阅读的应试教育，整个教育评价体系是以分数为本、以高考为本，没有教孩子学会阅读，除了几本干巴巴的教科书，学生不再去读其他书，这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逐渐萎缩。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精神饥饿感是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如果在学校教育中没有形成精神的饥饿感，长大以后读不读书也就无所谓了。
　第四，阅读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学习型城市的一个重要抓手。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我国目前的国民阅读水平令人担忧，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人大约只占5％左右。当前部分国民心态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塑造人的心灵，健康的精神风貌、宽广的胸怀、儒雅的举止，这些美好的东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阅读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学习型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从2003年起，连续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就是要坚持“把阅读进行到底”，让阅读成为中国人的日常习惯，成为一种兴趣。
　国民阅读力持续下滑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我提倡设立“阅读节”，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节庆的方式唤醒国民的阅读意识，让阅读变成中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我建议，所有电视台应该有专门的阅读栏目和读书时间，比如，在早晨的新闻节目前安排一个名著欣赏或诗词吟诵节目，在晚上的黄金时段，为什么不可以有好书评论节目呢？作为电视，应该主动承担起“拯救阅读”的责任。通过电视这样一种强势媒体的广泛影响力，使更多的人加入阅读的行列，让阅读真正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成为一种相伴终身的行为。

　杨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青年部、社会科学处、校长办公室工作，199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5—199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莱特大学做访问学者，1997年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副司级），1998—2001年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2001—2005年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2005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公共管理，同年底，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至今。

　《大学出版》关于阅读力的策划非常好。读书问题是一个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具有广泛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4月23日定为“世界阅读日”，说明阅读不仅是中国，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写书，但不能不读书。从我个人来讲，读书早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习惯，遇到好书、有争议的书、有意思的书，可以彻夜不眠。好书带给心灵的愉悦感难以言传。关于阅读的话题，我想谈以下几方面感受：
　一是读书和阅读的概念不一样。广义的读书，指的是接受教育，比如义务教育，它带有强迫性，通过这种读书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更多基于一种兴趣和爱好，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需求，这种阅读又分为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功利性阅读指的是为了职业、谋生、应试、竞争的需要而读书，我不反对功利之读，通过读书接受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要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这种功利之读，它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但目前读书功利性太强，由此造成了人的综合素质欠缺和知识结构不完善等弊端。非功利之读完全是基于精神的需求和自我提升的需要，它带有审美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我认为目前非功利之读欠缺，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非功利之读是阅读的一个较高层面，也是人的精神世界升华的需要。这两种阅读现在不够平衡，这种不平衡必然造成下一代精神的欠缺。
　二是读什么。我认为读书可分为三大类，即哲学之读、科学之读和艺术之读。哲学、科学、艺术是人类观照世界和把握自身三种最基本的方式。对外部世界、宇宙、社会、他人，对自我的评判、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要通过哲学的方式去把握，这是一种较高层面的阅读。利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观照世界和自身，是科学之读的妙处。用美的视觉观察把握外界事物，用艺术的眼光把握自己的言行，这是一种发现美、享受美的阅读。从读书的角度看，目前这三个方面的阅读我们都还缺乏，读书的格调不够高。我们要读好书，读对我们有帮助的书，要从阅读书中获得美的愉悦和享受，从而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我多年读书所得。
　三是怎样读。这牵扯到读书的方法问题，我将其概括为死读与活读。死读书、读书死要不得，要边读边思考。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不仅要思，还要悟，要从中悟出更多的东西。读书的方法多种多样，要把握好多读和少读、精读和粗读的关系，读专业书固然很重要，但我以为还要多读杂书，处处留心皆学问。
　四是如何看待阅读力问题。对我国全民阅读力下降问题，要客观辩证地分析和评价，不要轻易下结论。国民阅读力下降有多方面原因，它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我们不能总跟欧洲发达国家相比，要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客观具体地分析国民阅读力下降的原因。还有，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阅读情况也大不相同，不能仅从出版的角度评价阅读力下滑，我们的阅读水平是建立在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之上的，阅读力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民族，读书的风气不比其他民族弱，这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体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要好好反思，应该怎样对待知识，怎样对待读书。我们看到，近年来，阅读的确有点凉，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好书少，国外的好书引进不过来，自己出的好书也不多，常常苦于找不到好书来读。二是时间少，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内容的丰富和社交圈的扩大，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再者，人们的精神压力大，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发展、迅速崛起的历史时期，整个民族的节奏快、压力大，难免浮躁，而读书恰恰需要静心，从某种意义上讲，闲适地读书是一种奢侈。三是媒体多，各种新式阅读尤其是网络阅读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这些都对传统阅读造成了一定冲击。
　大学出版社是一个特殊的出版群体，对大学出版社来讲，更要提升自身的出版水平，要多出好书，多出版和引进值得大家阅读的书，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引导大家阅读，多推介和宣传好书，时尚是需要引导的，我们应把阅读引导成为一种人们都趋之若鹜的时尚行为。大学出版社在建设学习型社会这个系统工程中要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为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做出了重要阐释。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等论著多种。

　对“国民阅读力持续下滑”这一提法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看，国民阅读的整体状况在不断提高，国民阅读力下降并不是说绝对阅读数量减少，而是阅读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网络阅读更加大了阅读的空间。从阅读走向上看，实用性图书的阅读量增大，如证券、期货、基金类图书火爆，这些都与实用密切相关。相反，公众对提升人的整体素质和综合价值的图书普遍缺乏兴趣，这是当前国民阅读存在的较大缺陷。我认为，倡导国民阅读、推进国民阅读水平的提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要倡导大家读闲书。所谓读闲书，就是悠闲地去读书。应该说，中国人读书的数量并不少，但大多都是读实用性很强的图书。我们现在太想读实用的书，为生活生存而读书，这当然也有理由，但过于急功近利，反而使我们整体人文素质难以很快提高，这是当前阅读存在的较大缺陷。人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文学作品和有趣的图书带来的乐趣，忽略了小说、诗歌、科普类图书对人的性情的陶冶、精神境界的提高、人生意义的体验所起的作用。我一直强调读闲书，其实读闲书对日常生活非常有用，通过阅读，你能够获得更宽的视野，能够更好地待人接物，考虑问题更平和，生活得更从容，从这个意义上讲，读闲书又有实用的一面，它会对人的发展、后代的教育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很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从读闲书开始，做自然的人和有教养的人。
　二是要加强对青少年阅读经典重要性的认识。经典著作的阅读最好在青少年阶段完成，加强经典阅读的训练，一方面通过课堂教学，更多则通过课外阅读。要加强青少年阅读经典的教育训练，这是培养他们基本人文素养的重要方面。青少年阶段要建立一套人文修养的知识框架，这对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从目前来看，我国青少年一般的素养比过去的孩子提高许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有条件发展各种爱好，但我们也看到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流于简单化，花许多钱用于提高孩子的各种技能，没有在提高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我们知道，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像音乐、体育提高那么快，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阅读是提高这一素质的唯一途径。
　三是要认识到强化阅读对提升国民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无用之用有大用”是我一直强调的观点，一个人的生活可分为几个部分，一方面要维持生活，为生存和发展而读书，这方面我们做得较好。与欧美相比，我们的知识结构有一些欠缺和不足，国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因此，加强阅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理解的和谐有两方面含义，一个是内心的和谐，一个是待人接物礼仪的得体自然，这是一种外在的和谐。过去我们一向强调内心精神的和谐，而对与人相处的礼仪重视不够。内心的和谐固然重要，待人接物的礼仪这种外在形态也很重要，阅读使得人们的内在和谐表现在得体自然的待人接物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中国人的欲望经过30年的发展有很大增长，人们的生活目标变得简单，追求物质，忽略精神需求，实则欲速则不达。膨胀的物欲、浮躁的心态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利的。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说话不得体，面目可憎，实际上是人文素质缺失的一种表现，读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所以，我提倡成年人每天要抽出20分钟去阅读，这种阅读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应当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读书应当成为一个人一生的事情。

　徐雁：书评家、随笔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代表作有《秋禾书话》《苍茫书城》《故纸犹香》等十余种，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担任副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等。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首度组织27家媒体联合评选的“2006年度全国四位优秀书评作者”之一。
　在当前中国，“读书风气要不要拯救”显然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在以读书为主要知识源泉的古典时代，如何读书，读什么书，读书与阅世如何互动作用……也是一个众议不决的话题。
　我多年来应邀在各地作读书指导报告，一直向大家传播着一个“大阅读理念”：阅读，包含读“有字书”和“无字书”两个概念，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一个人要善于从“无字句处读书”，善于把自己的人生，同自然山川、社会事物的知识与书本知识加以贯通、加以融合。因为书本所记录的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过去的知识；只有“观无字书，识有字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让人生的见解和见识随着年龄与学识与时俱进，才能使一个人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强者。
　其中“网络阅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掌握信息、获得知识的新的先进文化工具，已成为“大阅读理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也许在事情发生一两分钟之后就开始传播信息，其中有大量信息没有经过过滤和时间的淘汰，但是也有愈来愈多的成熟的信息、经典的知识被数字化后通过网络传播。老话说：“一事不知，君子之耻。”如今信息爆发性增长，要想事事知已是天方夜谭了，可是信息化技术完全有了让我们“上网便知”的可能。谁能说从网上所知便不是“君子”呢？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民阅读率呈现持续性走低的危殆趋势，引起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知名教育家朱永新持续倡议并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作为全国政协提案得到了赵丽宏等著名作家的支持，说明在发展中的中国，如何“拯救读书风气，倡导读书精神”，已经到了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加以关注的危殆地步。
　环顾我国现状，受急功近利的社会机制和时代氛围牵引，在已经十分有限的国民读书行动中，“人文读书”人口已远低于“功利读书”人口，“博杂读书”人口远低于“专利读书”人口……它们组合而成的社会惰性，成为一种时代的非理性，严重牵累了人口素质的提升，制约着社会可持续发展力的提升。
　当今社会，时代早已恢复了“知识至上”的科学价值观，书籍早已不再罕见稀有，然而有多少人还在真正地读书求知，以求修身养性呢？除了“功利性读书”“专利性读书”（如“应试性读书”“时新阅读”）之外，人们大概多已淡忘了读书与人生的辅成关系，把一个其实需要源头活水般的知识时时滋润的心灵，迷失在被商业社会包装成为时尚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中了。
　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曾说：“懂得如何阅读的人并不多。若要培养出文学趣味与辨识力，这之前，需要大量的文学经验，缺乏这点，学会如何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开卷有益的理念和博览群书的习惯日渐远离国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公众有意无意地抛弃了求知益智、育美健神的文学阅读，还何谈培养“文学趣味”的养成和“辨识力”的建立？而一个缺失了文学美育和知识理性的时代，对于社会、对于世界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都是危险的。
　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先生在《青少年读书向导》的序言中说：“人在一生中，好奇心最强烈、求知欲最旺盛的日子，莫过于青少年时期”，而这时期最不能错过的，是“不显身、不出声的好老师”———文学书籍。文学好书，尤其是纸质精印装订出品的文学好书确实是“香”的，要是旧了或许更如绍兴花雕，郁有陈香。那么，让我们共同努力，让铜臭市滥、人欲横流的社会，多飘溢出几分“文学好书”的香味来!
　有鉴于此，我作为十余年来持续倡导“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的阅读学专家，作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常务副理事长，最近编集了一册《书里闲情》（青岛出版社2007年1月版），该书荟萃了40篇海内外有关文人学者谈读书的当代美文；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委员会主任王余光教授则主编了一套《书与阅读文库》（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翻开这些书籍，可倾听文人学者有关读书的人生故事，分享有关名家的读书见解，对于读者建立有关“人文读书”“经典读书”和“深阅读”的价值观，认清读书对于人生进取、完善人格的重大作用，乃至拯救现时代不断下滑的读书风气，都有其特有的现实意义。
　在数字化的冲击下，纸质百科全书的出版商们相继转攻电子书市场。近日，德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商Brockhaus宣布，由于收入不断下滑，出版社将于4月中旬推出网络免费百科全书，与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进行竞争。与Brockhaus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丹麦百科全书出版商Gyldendal，它声称将不会出版任何纸质版本的百科全书。在法国，2008年新版的Quid（在法国很受欢迎的一种百科全书）在纸质版本遭遇下滑之后被取消了出版计划。

　潘际銮：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材料科学与工程评审组组长、国际焊接学会副主席、中国焊接学会理事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德国亚琛大学、德国汉诺威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尤帝卡分校）名誉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试验成功氩弧焊并完成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70年代末首次建立电弧传感器的动、静态物理数学模型，并研制成功电弧传感器及自动跟踪系统；80年代研究成功新型MIG焊接电弧控制法，首次提出用电源的多折线外特性、陡升外特性及扫描外特性控制电弧的概念。获得国家创造发明一等奖。曾担任我国自行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获国家专利6项、美国专利1项，两次获得全国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1977年、1997年分别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阅读这个话题我没有太深入的考虑，因此仅结合我个人的经历谈一些对阅读的看法。我的成长可以说得益于阅读和自学，自学实际上就是一种阅读。我的自学经历可以追溯到小学一年级。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的家乡经常发大水，暑假家里被淹出不去，只好在家看书，暑假一过，我就考入三年级，三年级暑假靠自学直接跳到五年级，小学实际上只念了三年。念中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居无定处，基本上全靠自学。高中毕业会考，我取得了云南省第一名的好成绩。进入西南联大后，学校的教学环境很宽松，但要求非常严格，理工科的基础课每门课每学期都有1/3的学生不及格，在大学第一学期的物理期中考试中，我没考及格，当时非常震惊，我及时调整了学习方法，阅读了大量与课本知识有关的书籍，围绕专题寻找资料，学习方法的改变使我能够把课本知识融会贯通，从此便一直考得非常好。
　我一直认为，阅读和自学的最好地方就是图书馆。我在1990年写过一篇题为《图书馆是培养自学能力的课堂》一文，专门阐述了阅读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图书馆比课堂还重要，要注意纠正光听课、满足于听懂课的偏向，要学会在图书馆找书、翻书，培养独立钻研、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到南昌大学当校长时，重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图书馆建设，因为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所以说，阅读和自学是增长知识、提高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工科如此，文科也如此。大学时我还选修了文科的经济学课程，我大量翻阅与经济学有关的书籍，每次考试成绩都相当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阅读一直陪伴着我。
　阅读和自学能力的培养对大学生至关重要，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大学教育应该给学生猎枪，而不是干粮，要教给他们学习研究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内容。我在清华大学带的学生一般都很好，他们很注意阅读和学习能力的提高。搞研究也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敏感不行，但有敏感不知道这个范围的研究程度也不行，这一点对科研工作者特别重要。从事理工科研究的人员，如果不重视广泛阅读，就很难有新的发明创造，因为通过阅读，你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对一个问题融会贯通了，你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你就知道什么地方有漏洞、有空白，知道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方面研究不够，别人做过的坚决不做。如果你现在所做的研究和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你就要通过学习去了解前沿，否则你的研究就无法进行。
　阅读要靠兴趣，有兴趣引导才能够更深入。对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我有三点想法：一是要重视素质教育，而不应是应试教育；二是要培养兴趣，而不是强行施教；三是要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刀切”。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观点。数学家华罗庚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年轻时在乡下帮助父亲经营一个小店铺，完全是靠自学学习数学。19岁时，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关注，熊庆来将华罗庚调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华罗庚在图书馆刻苦自学，凭借自己的努力21岁时就写出了高水平的论文，23岁时被破格提升为助教。熊庆来为他进一步学习创造了条件，派他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在联大期间，华罗庚潜心治学，又写出了数篇有分量的著作和论文，确立了他在数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再比如“水稻之父”袁隆平，花了十几年功夫在田里搞水稻杂交，试验成功，又用十几年去推广，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搞学术研究不仅需要阅读和自学，还需要踏踏实实、默默无闻的精神，现在搞研究的人往往缺乏这种精神，急于出成果，当然，这与社会的评估制度和大环境有关。读闲书需要有时间，需要有宽松的环境，而目前人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竞争浮躁的状态很难使人们静下心来学习、研究一些问题。许多发明创造和成绩就是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下产生的，上面提到的华罗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文学家曹禺就是在清华读书期间写出了经典话剧《雷雨》。所以，阅读问题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大问题，只有创造有利于阅读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激发人们阅读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往往能够孕育出大的发明和创造。我们不能孤立地去谈阅读力下降，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

　李家强：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

　全民阅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热爱读书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涵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造就了国家的文化根基和创新之源。今天，崛起的中国已是世界的出版大国，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为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
　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的调查资料表明，近8年来，中国纸质图书实物销售量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72.61亿册下降到67.96亿册。目前人均图书消费不仅偏低，而且图书消费结构不合理，2005年，虽然全国出版图书222473种，总印数达64.66亿册，但教材类约占图书总印数的55％；全民读书、自主读书、终生读书的读书文化风尚还未形成。针对国民阅读力下降的趋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初见成效。
　2007年世界读书日，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17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开展以“同享知识，共建和谐”为主题的全民阅读活动倡议，集中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捐赠助读活动和读书、优惠售书活动。重点关注改善农村中小学生和城市困难群体的阅读条件，推进“万家社区图书室”“育才图书室”“农家书屋”“第一本课外书”“带一本好书回家”“流动图书车”等援建活动。从1997年由新闻出版总署等九个部门共同组织的“知识工程”实施以来，乡镇、街道图书馆与村落、社区基层阅读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各级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倡导读书、普及知识的文化建设工程，“知识工程荐书活动”四年来经过多渠道推荐、专家评审，共推荐优秀大众读物1100余种，并在图书馆、团体购书单位与市民读者中进行了深入的推广活动。为鼓励捐赠，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国家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或国家机关对宣传文化事业的公益性捐赠，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部署，国家从2007年3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计划在2010年底前在全国建立20万家“农家书屋”，到2015年基本覆盖我国农村。
　“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自1998年底实施以来，共建成各级各类青少年新世纪读书俱乐部5.6万多个，各种规模的新世纪书屋6万多个，成立青少年读书协会1.5万多个，读书组织开展各种读书活动80多万次，参加青少年逾1000万人。由教育部等联合开展的《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项目，引导青少年健康阅读，用评选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参与中小学图书购置，并推动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全国范围开展“青少年朝阳读书活动”，包括朝阳读书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分享阅读乐趣，交流阅读成果，共同提高阅读能力。
　书展和图书评选为全民亲近阅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为出版行业推广搭建了交流平台。从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到各省市丰富多彩的图书节、书市活动，还有政府组织的“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图书的出版。每年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吸引了各国的出版商，成为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网络媒介的兴起、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模式阅读的萎缩是世界出版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出版单位要认真研究新业态下出版业的新变化，在积极利用读书日推广全民阅读的同时，需要更深刻地分析读书的内涵，分析读者的变化，思考从内容、形式、服务手段等多个方面入手，以出版业自身的深层次发展来满足文化发展需求，引导读者，扩大阅读人口，提高我国的全民阅读率。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受教育人口的比例逐步增加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潜在文化消费需求，在新一代读者中有相当比例是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知识的，目前网络阅读能力每年大幅度上升，网络学术期刊、网络图书、网上书城蓬勃发展。
　阅读是心灵的交流与升华，读书是文化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作为中国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出版社应当积极推动中国优秀文化的产品化与数字化，加强高品位文化信息的数字化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的图书品牌，打造一个高水平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出版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来源：《大学出版》2008.2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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