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法律典》23本书铺排在桌上，足足有一米多长。看到此景，这套书的总主编之一、86岁高龄的张晋藩感慨万千，这套耗费他四分之一生命历程的皇皇巨著终于出齐了。

　　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华大典·法律典》，系统整理了上起尧舜、下至晚清的法律文献史料，全面呈现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法制发展脉络。这套书甫一面世，便受到法律界和出版界好评。在近日举办的《中华大典·法律典》首发纪实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称这套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弘扬中华法文化的先进性、提升中华法文化的软实力有重要意义。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国仓表示，这套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大工程、国家工程，堪称出版业的“高峰”之作。

　　“我们是国家的文化‘棒棒军’”

　　“重庆有个特殊的群体——‘棒棒军’，他们用自己的双肩挑送货物。西南师大社和巴蜀书社的出版人就是国家的文化‘棒棒军’，凭自己的双肩扛起了《法律典》出版的重任。”回忆起《法律典》的出版过程，西南师大社原社长周安平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法律典》是《中华大典》24个典之一，《中华大典》是一项启动20余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作为这个重大工程的一部分，《法律典》为什么没有花落京沪的名社大社，却被偏居西南的文化“棒棒军”摘得？这要从最早倡议编纂《中华大典》的“老段”说起。

　　“老段”即段文桂，巴蜀书社的原社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感于中国古代每隔几百年就会由中央政府出面编纂特大型类书的优良传统，段文桂在全国地方古籍出版社工作会上提出了编纂《中华古代文献大典》（后改为《中华大典》）的方案，大家十分赞同，并成立了筹备组。段文桂和筹备组成员游说500多名专家学者签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编纂《中华大典》。在各方努力下，《中华大典》199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1992年正式启动。这期间几经挫折，但段文桂们都没有放弃。

　　这段往事，是“老段”的后任社长“小段”——段志洪讲述的。

　　说到《法律典》的编纂工作，段志洪回忆说：“当时17家古籍社承担了《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最早搞了几个典做试点。巴蜀书社承接的是《医药卫生典》，齐鲁书社承接的是《法律典》。但是齐鲁书社条件不成熟，老段就说我们搞两个，就把《法律典》也弄到巴蜀书社了。”

　　《医药卫生典》和《法律典》将近7000万字，巴蜀书社感到“任务重、推进难”，便邀请西南师大社加盟主持编辑《法律典》。2008年，《中华大典》办公室协调批准两社联合出版。《法律典》包括6个分典，巴蜀书社承担了《诉讼法分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另外5个分典交给了西南师大社。

　　2015年12月《法律典》出齐的时候，“老段”早已过世，周安平和“小段”业已退休并离开领导岗位。在他们的后任社长米加德和林建手上，《法律典》终于全部付梓出版。

　　几经曲折的编纂过程

　　“我一见到《中华大典》，就像见到亲人一样。”86岁高龄的《中华大典》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伍杰在研讨会上看到《法律典》时，这样描述自己激动的心情。跟伍杰一样，《法律典》的编纂者都把这套书视为自己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法律典》的孕育，却花了23年。在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张晋藩回顾了这段艰难的历史。

　　1994年，《法律典》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张晋藩任总主编，6个分典的主编由几个高校的法学史专家担任。《法律典》规模为4200多万字，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编纂任务复杂繁重。经过几年努力，《法律典》的材料搜集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经费不足是最大的难题。“分拨来的经费，复印资料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张晋藩回忆说，当时主要靠博士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连中午饭的劳务费都不够”。当时司法部支援了上万元的经费，“但还是杯水车薪”。

　　参加《法律典》编纂的有不少年轻教师，“他们要评职称、评奖，但编纂大典不算数，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更为严峻的是，部分分典主编青黄不接，“有的过世，有的退休，有的换单位”，导致编纂工作时断时续，有的分典甚至完全停滞。个别分典因疏于保管，已搜集到的资料大量散失，“真是让人痛心”。在这种情况下，张晋藩让自己的老同事马建石担任总主编。他们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专家学者接任主编，终于使分典的编纂工作后续有人。

　　虽然遭遇不少困难，但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坚守。直到2011年，《中华大典》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法律典》方才“久旱逢甘霖”，重新获得了生机。

　　凝聚几代人的心血

　　《法律典》的出版，凝聚了行业领导、法律人、出版人的心血。

　　周安平至今还记得多年前向伍杰局长汇报《法律典》工作的那个晚上，“我给伍局长打电话说去拜访他，他说要到酒店见我。他女儿开车送他来，见到他我才知道，他是从医院病房过来的，来时刚输完液。这让我非常感动，一晚上没睡着觉。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法律典》出好。”

　　让白发苍苍的《刑法分典》主编杨育棠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同事马建石。“老马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我是副所长。《刑法分典》就是在老马领导下编纂的。”在《刑法分典》出版前，马建石被查出患了癌症。杨育棠说：“当时老马跟我说，他临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看到《刑法分典》出版。”2010年12月，《刑法分典》一出版，杨育棠就把书送到马建石的床前。“今年5月体检时，我碰到了马建石的老伴，我说你给老马扫墓时告诉他，《法律典》出齐了。”说到这里，杨育棠眼中满是泪花，声音哽咽。

　　《民法分典》副主编柴松霞还记得当年在南开大学教授侯欣一带领下搜集资料的日子，“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一个暑假都在那里了”。

　　如马国仓所说，正是由于这些甘于坐冷板凳、又能把冷板凳坐热的专家们的努力，由于出版人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才得以出现这样的精品力作。

　　“可以在书架上竖立若干年”

　　“盛世修典，《法律典》力争无愧于盛世，也无愧于后人。”在《法律典》的序言中，张晋藩这样写道。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评价这套书是“一流专家取得的一流成果”。

　　在资料搜集上，这套书秉承“竭泽而渔，应收尽收”的总原则，分类汇集中国古代法律史料，在史料梳理和保存方面具有重大贡献。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院院长朱勇感慨地说：“《法律典》的出版，对增强中国学者的话语权、构建中国的法制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编纂体例上，《法律典》也有创新。“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其编纂体例均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正如为了观星而将满天繁星划分为星座一样，我们把史料按现代部门法分类归纳，将《法律典》分为《法律理论分典》《诉讼法分典》《行政法分典》《刑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6个分典，将所搜集的古籍材料尽可能完整地纳入现代法学学科体系框架之中。”张晋藩说。

　　在质量方面，编纂者追求“工匠精神”。张晋藩说：“《法律典》启动会召开时，一位老师说他只用两个月就可编成《刑法分典》。当时，《中华大典》总主编任继愈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因为两个月只能把现有资料汇集起来，那是不符合编纂要求的。虽然这位老师是我请来的，但我没用他，因为他把编纂《法律典》看得太容易了。”

　　正是因为这许多的坚持，这套书将如张晋藩所说，可以“嘉惠后学、遗惠后人”，“可以在书架上竖立若干年”。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