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外研社应时而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制订了《外研社改革与发展综合方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李朋义与蔡剑峰

 
   
    上世纪90年代英语系列丛书之“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改革开放十年后，出版业发展迅速，“出书难”“印书难”“买书难”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但是，又出现了图书质量良莠不齐、图书市场供给过剩、低俗图书不断出现等新的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外研社立足市场、尊重读者，重视选题策划，提出了“精品战略”。

    危机之中，首倡“精品战略”

　　外研社初创后，虽然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当时图书市场相对缺乏竞争，再加上“文革”造成的“书荒”，使得出版市场一度成为卖方市场。外研社出版的外语类工具书、读物和教材更是倍受读者的欢迎。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出版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图书市场供大于求，外研社单种图书的印数和征订数不断下降，导致库存大量积压。而且，受出书范围限制，外研社只能出版为外语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图书，而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出版外语书，所以这一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

　　此外，当时出版社的经营方式都是“广种薄收”，外研社也不例外。具体表现有选题策划环节薄弱，作者任意投稿、编辑被动审稿，稿件数量不充足，编辑工作量多少不一等等。这段时间外研社出书种类芜杂，选题特色也不明显。严峻形势使得全社上下都笼罩着一种危机感。

　　1989年底，李朋义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外研社编辑部主任兼总编室主任。也许是受国外市场经济的浸染，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率领全体编辑走出办公室，大搞市场调查。他号召编辑们进行一次思想和观念的变革，“眼睛盯着市场，心中想着读者”，硬把当时出版界闻所未闻的“市场竞争”观念植入编辑们的头脑。

　　1990年3月，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上，李朋义正式提出“在夹缝中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向特色要效益”的方针，作出了由数量增长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的战略部署，要求全社集中精力，抓拳头产品。这就是以“压缩品种、优化选题、提高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精品战略”的出台。他形象地打比方：“农民种地，亩产一万斤，那是大话；可在出版业，‘亩产万斤’绝非空话，就看你播的是‘龙种’还是‘跳蚤’，就看你是广种薄收还是精耕细作。”外研社的“精品战略”，就是要多播一些“龙种”，少留一些平庸。

　　李朋义认为，与其编辑一大堆质量平平、毫无出彩之处的书籍，不如精心推出一批更优良、更有知名度的图书，满足读者的高端需求。他明确规定，每个编辑每年必须提交三份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或选题报告，并组织评比、评奖，对写得出色的编辑予以鼓励。

　　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的精品战略，是外研社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这一战略首倡于危机之中，为外研社带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并贯穿了外研社发展的始终。

　　再迎春风，绘就发展蓝图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如徐徐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外研社高度重视新思想新精神的学习，结合本社实际，精心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学习活动，使全社上下都意识到将发展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性。时不我待，拟定一套涉及业务拓展、人员培养和制度规范等各方面的具体可实施的综合改革发展方案，作为指导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发展的蓝图，成为当务之急。

　　再迎春风，南方谈话让已经具备一定市场竞争意识的常务副社长李朋义欢欣鼓舞。随后，李朋义与总支书记范明贤、副书记任满申、总编辑靳平妥等社领导以身作则，走访了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和北京市二十余家出版社和书店，学习经验，开阔眼界。在一系列的研讨学习之后，李朋义一直苦苦思索的外研社应该怎样“变”的问题，答案渐渐明朗化、具体化。

　　1992年10月，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庆节的欢乐气氛中时，刚刚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社长李朋义“闭关”了。他带着面包、火腿肠、矿泉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专心致志写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方案。饿了啃一口干粮，困了趴在桌子上睡一会，睁开眼睛继续写。这是李朋义特有的工作方式，在思考重大问题时，他希望能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干扰，让自己完全沉浸到问题中去，力求将方方面面考虑到位。三天后，他拿出了外研社历史上第一个改革与发展的综合方案。

　　节后，他拿着方案，发给社委会成员及部门主任人手一份，让大家提出修订意见。这便是此后十多年指导外研社快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与规划蓝图。经过大家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该方案于1992年12月24日在社委会扩大会议上通过。

　　定稿后的“外研社改革与发展综合方案”分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内容等几大部分。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中，方案明确提出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将生产经营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拟定改革的目的时，方案既考虑到了出版业整体发展格局和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发展的大局，又照顾到了职工提高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的需求。在改革的目标中，方案首次提出了“人员职业化、业务多元化、市场国际化、设备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的五化标准。改革的内容是方案的重中之重，涉及到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这一方案的结束语中，李朋义写道：“出版社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我们蕴藏了千载的力量，我们抓住了难逢的机遇，我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1992年，成为外研社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深入调研，小编辑策划大选题

　　20世纪90年代，在“精品战略”的指导下，在“改革与发展综合方案”的布局下，一个又一个精品在外研社诞生，形成了繁华的精品群。其中，“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极具代表性。

　　对外研社新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些老编辑虽然理解，但并不适应新的观念和制度。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编辑蔡剑峰投身市场，开始尝试自己策划选题。

　　蔡剑峰当时二十出头，1989年刚从北外的对外汉语专业毕业。外研社要求新毕业的大学生先做两年校对，严谨的工作内容和氛围让天性喜欢艺术和自由的蔡剑峰倍感压抑。李朋义号召编辑们进行市场调研，蔡剑峰感觉到终于被“解放”了。

　　蔡剑峰对市场调查上了瘾，花了一个月时间“走店串校”。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外研社出版的英语注释读物，到各大书店和大中小学门口摆摊，发放了上万张调查问卷；走进校园，把问题抄到黑板上，积极与学生互动；到图书馆查看借阅卡登记，以此为依据判断图书的受欢迎程度；还请教了很多专家，比如北外图书馆的老馆长杨树勋、外交学院吴景荣教授、北外钱青教授和许国璋教授等。最后，蔡剑峰写了上万字的市场调查报告，提出了“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的选题。

　　这一选题以李朋义提出的“精品战略”为指导，聚焦于外语学习中高质量读物缺乏的市场需求，计划推出系列英语读物丛书。然而，当时外研社的销售码洋一年约1000多万元，一些同事担心这个选题所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成本过高。李朋义组织召开了选题论证会，对蔡剑峰来说，这是一次“大考”。面对一些老资格编辑的质疑与领导们的担忧，他认真阐述了市场调查情况、选题原因及策划思路。

　　与会人员最终在这套书的出版价值上达成了共识：一，高校英语专业的泛读课，图书馆里相应图书馆藏不足，而原版图书价格较高；二，外语学习热潮持续升温，外语读者普遍水平日益提高，纯粹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外语读物的前景是乐观的；三，采用比较精良的装帧设计，这套书还具有收藏价值。李朋义决定先出一个系列的十本书，打开市场，并让蔡剑峰带领四五位社内精选出来的骨干编辑，完成选题。

　　1992年，“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开始出版，第一辑是“世界文学名著系列（英语原版）”，先出了十本，入选的都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英美文学名著，如《苔丝》《红字》《飘》《永别了武器》《双城记》等。在广州书市的外文图书销售馆，李朋义见到了排队购买这套图书的盛况。当时出版社工作人员要给售出的书加盖印章，据他观察，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读者会选择购买这套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最初“世界文学名著系列”每本印刷一万册，总共十万册，三个月时间销售一空。售完后，外研社马上每本加印三万册。

　　“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在国内英文读物相对匮乏的时候趁先推出，以多品种多层次的格局冲破了读者对读物原有的陈旧单一的概念。这套丛书最终共出“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世界畅销书系列”“实用英语系列”“娱乐英语系列”等六大系列近百种图书，曾占领英语读物市场80%的份额，销量达1000万册，每种书平均印量十万册左右。之后，外研社市场调查蔚然成风。不能搞广种薄收，不能搞粗制滥造，不能搞闭门造车，成为全社共识。

　　“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的成功策划，也为外研社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提供了范例。当时外研社连印书的钱都拿不出来，却敢于投入大笔资金，授权一个新人负责重要项目，而且志在必得。这体现了领导层的魄力和眼光，以及用人不疑的胸襟。“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论资排辈，年轻人才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才能发挥善于学习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外研社始终保持年轻与活力的秘诀。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6月19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