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下午好！ 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一起交流，向你们学习。我与编委会同仁参与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有很多日子了，其中就有些具体的体会，向大家回报。 什么是域外汉籍？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域外汉籍就是指流传到中国以外地区的中国古代的刻本、钞本、写本。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也无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日本、韩国等国家把这类书称作中国本或华刻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汉字书籍，也叫汉籍。这种在概念上达不到共识的现象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认为，在这个学科，我国学界还大多局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多专注于历史上的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或渗透。其实，这只是文化交往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创造并反过来影响中国。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折扇，是日用品，又是艺术品。在宋明时期，折扇来由日本和高丽传入，受到中国文人的青睐而开始流行。而日本的折扇又起源于中国的笏，百官朝会，手执笏板，上下几片相叠，穿上丝线，贴上纸，书写奏章。从对一把小小的折扇来龙去脉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汉文化在不同区域与国家的交融与互动，不难看出，汉文化繁荣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努力。 现在，通过汉字文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和别国的关系，而且也可以看到日本和朝鲜、日本和越南、越南和朝鲜等等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古代东亚各国放置在同一的汉文化的背景下，窥探古代的东亚在以汉字为媒介的条件下是怎样彼此交往和了解，即把东亚各国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的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这样研究理念指引下，无论中国版汉籍，还是朝鲜、日本、越南版汉籍、以及西方人用汉字写就的汉籍都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我们研究的汉籍不应该都是中国人书写刊刻的；对域外汉籍，也不应该以民族的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以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晚清、民国时期，中外交流频繁，诸多学人赴日访书，曾兴起一波整理域外汉籍的高潮，而新中国前三十年里则重又转为沉寂，只有零星的汉籍被重新整理影印面世。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域外汉籍的整理取得了累累硕果。一大批学者奔赴韩国、日本、越南以及欧美各国图收藏机构访求汉籍善本，创作了许多读书记、书目、书志以及研究性著述，为域外汉籍的追踪和整理留下了可供按图索骥的宝贵线索，如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综录》，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王小盾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等等。 近三十年来，汉籍善本也时获影印出版。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和刻本类书集成》《域外诗话珍本丛刊》《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丛书以及《（日本足利学校藏宋明州刊本）六臣注文选》《（高丽本）龙龛手镜》《（日藏蜀刊大字本）李太白文集》等单行本汉籍，有助于文献的保真、使用和流传，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基础。 还有一部分域外汉籍得到学者们的深度加工，整理并校勘、考证，亦有不少成果，如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正》等等，这些著述对文献的保存和回归同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浩瀚的域外文献中辑录有关中国的研究资料，如近年来出版的《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等三种著作辑录了朝鲜半岛大臣诗文中有关中国元明清三朝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历史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可佐证和补充中国本土的传世文献的史实记录。 随着域外汉籍被引介回归的数目不断增多，有关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也不断升温，国内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基地，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也说明，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正逐步走向成熟。南京大学的《域外汉籍研究辑刊》、上海师范大学的《东亚汉文小说丛刊》、浙江工商大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复旦大学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近年来国内有关域外汉籍的各类学术研讨会渐渐增多。2007年8月，南京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日、韩、美等国80多位学者与会。2007年10月，浙江湖州市政府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有海内外90多位专家出席会议，涉及皕宋楼去国原委，中日书籍交流等议题。 在港台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庆浩与台湾学者合作由学生书局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影印丛书，在海内外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又有澳门文化署《汉文文书 : 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等著述体现了港台地区学者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 域外汉籍的整理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台湾学者很早就注重与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由台湾联合报国系文献馆发起的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5年到1995年，共举办过十届，并出版了若干论文集。台湾大学还于2002年11月成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关注东亚各国所藏的汉籍资源。此外，台北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东亚各国汉文文献的交流与合作。 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来，中国学人在域外汉籍领域所举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反观过去，这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其一，这些年的域外汉籍整理多集中在文学、中医学等学科领域，而其他学科则稍显薄弱。事实上，域外汉籍文献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均有分布；按现代学科分布来看，经学、史学、宗教学等文史哲诸学科的文献均有涉猎，古代科技典籍、艺术典籍亦比比皆是。这对于拓展研究视野，深入了解中国汉文化的流传和各国对汉文化的吸收、融合、改造等历史过程均有莫大的帮助。 其二，目前国内学者虽然在域外汉籍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对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和汉籍整理方面的成果译介则稍显不足。海外学者的研究同样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有益组成部分，而且往往利用天时地利率先发掘汉籍、研究汉籍并取得成果。像《阿部隆一遗稿集》《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等海外汉学家的经典著述都未见国内出版，读者利用起来很是不便。翻译海外著述同样是一项基础工作，对于我们及时了解学术信息和利用优秀学术成果至关重要。域外汉籍研究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上更进一步。 其三，目前尚无有关世界各地馆藏域外汉籍的总目录。要把握域外汉籍的整体分布，首先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目录，要遴选出最优最善的版本，也离不开一个完整的目录。域外汉籍的分布十分广泛，其范围可从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诸国直到欧美各国；域外汉籍的数量也十分惊人，以韩国为例，仅1981年版韩国《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著录文献33088种，其中绝大部分为汉文古籍；又1982年《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著录中国版汉籍6686种。2005年，韩国学者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又著录与中国相关的韩藏汉籍12500多种。再以越南为例，2002年，中越合作编纂出版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共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汉喃文献共5000多种，16000多册及神敕、社志等地方文献2200多册，还不包括汉喃院馆藏的近三万件汉文碑文拓片，也未包括越南社科院历史院、胡志明市社科院、顺化王宫等其他单位的馆藏汉籍。当然，海外各国中存藏汉籍数量最大的当属日本，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的汉籍仅清以前善本就有10400余种。如果加上清代的中国版汉籍、和刻和抄汉籍、日人汉文著述等文献，那么数量将是无比庞大的。在这么浩瀚的汉籍海洋中遴选出稀善版本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如果在各国家各学科专家学者调查域外汉籍存藏概况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域外汉籍国际联合目录》或《域外汉籍善本总目》，将使我们的域外汉籍整理事业拥有全局观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作为一个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已进行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按照四部分类法收集各类文献，对零散的或有特殊价值的文献，或以单行本面市，或结为丛编出版，基本上涵盖了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域外汉文文献。“域外汉籍总目”的编纂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编委会与时俱进，适时进行了电子化，推出了“域外汉籍电子资料库”（试用版），现已著录近四十个国家的71381种汉籍文献的目录，在《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在未来的编纂过程中，随着资料的丰富和技术手段的改进，该资料库的功能也将得到完善，并逐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起到学术津梁的作用。80年前，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学术论断，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也有信心在“汉文化整体研究”学术理念的推动之下，在“汉籍之路”文化理论的引导下，扩大学术视野，获取更多新材料，也必将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 来源：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