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文存》，梅杰执行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58.00元（订购）

    当前学界提到学衡派，更多的是吴宓。对于学衡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梅光迪，即使专门研究者，也知之不多。其实，梅光迪是学衡派真正的创始人。梅光迪最早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最早对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异议。为了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他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在他的鼓动下，吴宓投入白璧德门下。

    但跟民国同时代学人相比，梅光迪“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很少。同时散见于各报章杂志，搜求不易，遂使其人其文长期湮灭不闻。虽然也有人整理出版《梅光迪文录》，但收录的文章十分有限。当笔者读完由梅铁山、梅杰二位梅氏后人为其家族先贤梅光迪编成的《梅光迪文存》时，感到由衷的宽慰和欣喜。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为止，收录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细读之后，发现当中有不少罕见的而有极高价值的文献，为梅光迪研究、学衡派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增加了很有份量的新材料。

    首先，《梅光迪文存》的面世，能够进一步促进对于梅光迪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关于梅光迪思想的研究，当前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梅光迪发表于《学衡》杂志的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均为文化批评，虽也涉及文学方面，但着墨不多。其实，梅光迪一生所学所教，均为文学。但他这方面的文字发表极少，以致世人了解无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本书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正如本书执行主编梅杰在《编后记》中所言，2008年，新疆傅宏星先生搜得“一厚册梅光迪先生的油印讲义，由三篇讲义组成”，慨然相赠于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本书遂有缘收录。文学是梅光迪终身孜孜不倦所学、所教、所研之志业，这几册讲义之面世，能够使得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

    此外，从《梅光迪文存》中，处处可见梅光迪对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文科教育的思考。比如在悼念刘伯明的文章《九年后之回忆》中讲道：“吾国大学，貌为取法美国分科之制，如文理法医农工商是。实则美国大学，多文理同科，而为学校全部之中心。历史悠久学术发扬之校，如哈佛耶鲁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学程，全校学生，无论后习何科，皆须先受文理科之训练。一面注重人文及纯粹科学，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盖与法医农工商各科，在造成专门职业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区别也。在欧洲则农工商诸科多归专门学校，而不直隶于大学本部，以其太近于实用也。吾国取法外制，然往往将其根本意义失去。”梅光迪这段话，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其次，本书展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种种景象。学衡派本身就是一个学人团体。关于学衡派的发起、成长、终结以及学衡派诸成员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是通过《吴宓日记》及《吴宓自编年谱》等材料来了解和研究。而这本文存，则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学衡派研究的资料。关于梅光迪和学衡派的关系，各种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梅光迪是学衡派最早的发起人。但是从1923年初起，也就是《学衡》杂志创刊一年多，梅光迪就再也没有给《学衡》写过文章。这主要是由于梅光迪和吴宓在理念上的分歧造成的。梅光迪也曾对他人表示：《学衡》杂志办得不好，与他本人再无关系。对此，《吴宓日记》与《吴宓自编年谱》当中多有抱怨。似至这一时期，梅光迪与学衡派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对于这一桩公案的来龙去脉，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在阅读《梅光迪文存》之后，就会发现梅光迪与学衡派之间，无论从思想上、情感上还是个人交谊上，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1932年，在学衡派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刘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际，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达了其与刘伯明之间，其实也是同学衡同仁之间深沉的感情。而《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约写于1930年）一文，则高度评价了吴宓的工作：“《学衡》，一本创办于1922年的中文月刊。其主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先生。他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最热忱而忠诚的捍卫者。”1940年，梅光迪路过昆明时，还专程拜访了吴宓和另外两个学衡派的重要成员汤用彤、陈寅恪。可见，他们的私人情谊从来没有破裂过。梅光迪与其他学衡派成员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郭斌龢是梅光迪在中央大学与浙江大学的同事，从梅光迪的日记和书信来看，他们之间不仅是同事，更是日常生活当中极为密切的朋友。1938年，梅光迪和学衡派的老朋友柳诒徵来浙江大学任教。梅对柳的评价极高，认为柳诒徵与马一浮“他们两个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

    《梅光迪文存》还为我们解读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细节。马一浮在当时已经在学界负有盛名，但他拒绝任教于任何新式大学，包括蔡元培与蒋介石的邀请，也予以拒绝。但抗战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风，就教于浙江大学。个中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梅光迪作为礼聘马一浮的当事人，他在书信当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并不是因为高薪吸引，实际上马一浮薪水并不高，“每个月300块钱”。最关键在于“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梅光迪还专门制定了马一浮开讲座时学生必须遵守的礼节：“1.在马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他们必须起立，直到他坐下为止。2.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如谈话或咳嗽；任何违规者将会被立即赶出教室。3.在讲座最后，当演讲者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们都要直立，并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为止。”参考其他资料我们可以看出，马一浮拒绝前往新式大学任教，是认为他一直认为这种方式有失师道尊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浙江大学“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实际上在马一浮身上，恢复了古代书院的师生关系与授课制度，深刻地体现了老师的尊严，这深合马一浮的书院理想，这才前往就教。在书信中，梅光迪对马一浮的评价高得无以复加，可以想见，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与梅光迪的举荐与奔忙是分不开的。

    梅光迪在日记和书信中，还多处提到教师的薪金与各地的物价，这些都是难得的教育史、社会史资料。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