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专业是否有开设的必要？出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出版教育应该怎么样培养人才？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第二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的日子，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西三环附近的裕龙大酒店召开。窗外虽雾霾很重，屋内却谈兴正浓。在同期举行的以“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教育改革与探索”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出版专业教指委的50名委员围绕出版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些最根本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辩论和深入的交流。

　　出版专业是否有开设的必要？

    尽管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已有近5年时间，出版专业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也于3年前组建，全国已有80多所院校开设编辑出版本科专业，14所院校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但是关于出版专业是否有开设的必要这一问题，依然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跟我讲，‘你们高校不用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了，你们培养的人，我们不需要’。”一向喜欢即兴演讲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卿甫一发言，就抛出了一个击中学界痛点的话题。

    方卿要表达的，正是出版业界和学界由于沟通不畅而导致的产学“两张皮”现象。他说：“这位社长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对出版教育缺乏了解。出版教育当然无法培养出版业所需要的所有人才，比如会计、法律等专业人才是我们无法培养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出版专业的老师，对出版行业的了解确实不够，培养的学生也很难符合行业需求。”

    出版专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方卿提出的这个话题，引发了其他委员的争鸣。

    “我更倾向于把编辑出版作为硕士专业。如果非要设这个本科专业的话，我建议还是比较好的大学来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带头人——身兼业界、学界两职的范军，也表达了他的独特见解。

    “出版专业本科教学一定要办，很有必要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编辑出版教研室主任白冰表达了和范军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校的编辑出版专业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办到现在，我们的感受是一定要办，因为社会有需求。我们有大量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做编辑做得很好，而且拿过国家大奖。”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传媒与数理学院院长陈少志则用数字表示这个专业存在的必要性：“我校的编辑出版专业2005年开始招生时有53名同学，2015年升至116人。”吉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陈莹也说：“我们出版专业的招生规模从2002级的60人，发展到2015级的120人。”

    对于这一争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司副司长、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宏葵则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出版无学”。他说，社会上一直有“出版无学”的偏见，甚至一些高校内部也有人对开设出版专业持怀疑态度。但出版专业教指委通过对全国出版专业的摸底调查，脚踏实地推动专业建设，不仅以正面、权威的方式宣告了出版专业存在的必要性，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出版教育成功实践的客观性。

    出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在出版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出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对于这一话题，委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出版教育既不是培养脱离实践、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也不是培养只为使用、短平快的操作工。”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代表，李宏葵认为出版人才培养应摒弃这两种极端倾向。他提出，出版教育要着眼于厚基础、宽口径、全链条，注重学生的思维认识训练、能力素质提升、知识技能学习，培养创新型、复合型、特色型的高级优秀人才。

    作为科研机构代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提出，“十三五”时期需要宽领域、多层次、广规模的出版人才，对产业经营人才、内容管理人才、版权运营人才、技术支撑人才这4种人才的需求尤为紧迫。

    学界的委员代表，则从更微观的层面剖析了编辑出版人才应该具备的素养。他们在发言中多次提到“文化教育”“人文素养”“人文情怀”“人文精神”等词语。

    西南大学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安平在出版社工作了30年，从实践到教学，他提出了编辑出版学专业“4+3+3”的人才培养模式，即文学基础课占所学课程的40%，编辑出版专业基础课占30%，其他选修课程占30%，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以编辑技术为能力，以专业素养为特长”的人才培养模式。他表示，文学基础课所占比例最高，是基于语言文学素养在编辑出版教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的编辑出版教育出现了一些本末倒置的现象，“偏向编辑出版实务与软件技术等相关课程，忽略了把关出版物内容质量所需要的文化基础知识”。而经典、优秀的出版物最为重要的依然是其内容，着重关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是编辑出版的核心。因此，在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上，对于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不可懈怠。

    对于周安平的观点，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振省表示赞同。他以某出版社编辑的审读报告错漏百出、“惨不忍睹”的例子，说明目前一些编辑的文字功底很差。他还提出“编辑做到极致是大家”的观点，并调侃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他们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沾了当过编辑的光，莫言曾在《检察日报》担任编辑，何建明曾在《中国地质矿产报》做记者、编辑。”

    方卿将周安平所说的“文化基础知识”延伸为“人文情怀”，并把它列入出版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的第一位（其他3种素质是科技素养、管理技能或营销技能、政治自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也认为：“出版是大出版、大文化，不管技术怎么发展演变，人文情怀都是需要的。”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聂震宁，他同时也是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他在2015年秋季学期给该校新闻出版专业新生上第一节课时就告诉学生：“要把新闻出版专业当作人文学科来学，该读的哲学书要读，史学书要读，文学书也要读，要通过广泛的阅读提高人文素养、培养人文情怀。”

    出版教育应该怎么样培养人才？

    肯定了出版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明确了出版专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委员们也在发言中分别介绍了各自院校培养人才的一些经验。

    如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肖东发从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引出了自己的见解——“思而不述则喑，述而不作则滞”。他解释说，“思而不述则喑”，是指做出版的人首先要对书有感情，爱读书，并且爱思考，会表达。他说：“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近10年举办了百余次读书会，就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讨论、辩论的平台。“述而不作则滞”，是指仅口头表达了还不行，还要写作、创作。

    方卿建议给学生列一个推荐书目。他说：“单纯靠教材是培养不出来好学生的，教材只是基础的东西，而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赖于大量的阅读。学出版的学生不读书当然不行，我们在完善教材的基础上，也应该列出一个推荐书目，供学生课外阅读。当然各个学校的定位不一样，也可以有选择性地列这个书目。”

    对于方卿提出的产学“两张皮”问题，多位委员也介绍了自己的做法和建议。

    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王关义表示，为了加强出版业界和学界的沟通了解，新一届出版专业教指委增加了不少来自业界的委员，学界业界委员比例为7∶3。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出版传媒系主任陈丽菲说：“我们一定要有主动介入的意识，要主动服务行业，服务社会。”该校出版传媒系创办10多年来，毕业生一直很受业界欢迎。“我们主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联系，为上海书展做读者调查，对上海的编辑队伍进行调研，积极主动为行业服务。”

    范军则建议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实行案例化教学，“就像哈佛商学院一样，我们不是在理论当中穿插一些案例，而是实实在在以案例为主线，设置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市场营销等课程”。

    而浙江传媒学院在出版策划与编辑制作课堂教学中采用的T-ABC理念，则为出版教育如何更贴近行业提出了一种新思路。据该校互联网与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李新祥介绍，所谓T-ABC理念，是基于技术与艺术、商业与文化（Technology and Art，Business and Culture，简称T-ABC）多维耦合的课程教学理念，目的是让学生策划的选题兼具商业与文化双重属性，编辑制作的作品兼具技术与艺术双重特征。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