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圆桌：中国外交如何从国家中心转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座谈会

　　察哈尔圆桌：中国外交如何从国家中心转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座谈会于3月22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记者和出版业的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讨论王逸舟老师的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

　主持人：察哈尔学会学术秘书长柯银斌

　　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为察哈尔学会学术秘书长柯银斌，他认为王老师的书以外交实践为基础，并且对理论界有着很深的影响。更为难得的是王老师深入浅出的语言让非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的人都能读懂。他说本次讨论的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请大家畅所欲言：

　　•对“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精神的理解及落实状况的评估
　　•外交目标“以国家为中心”与“以公民为中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主要差别在哪里？
　　•为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外交目标，中国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做了什么？今后应加强哪些工作？
　　•为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外交目标，中国能从外国经验中学到什么？

外交学院教授陈志瑞教授

　　外交学院教授陈志瑞教授说，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外交目标。我们需要确定政府、国家、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需要公民自发的市场性的参与和投资。国家要做的是社会服务、制定规则，保护公民的市场行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尹继武说，外交为公民服务要考虑技术层次和战略层次的问题。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只有我们把公民的利益作为外交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我们才能做到从国家中心向公民中心转变。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加藤嘉一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加藤嘉一回顾了日本的外交从“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回顾。加藤说二战日本战败后，很多日本人对“国家”这两个字很警惕，很多日本人那时候不喜欢唱国歌、举国旗。最近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波折，而这些波折很多是由日本“政府”引起的。如果没有日本的公民和企业，没有日本的产品，他很难想象当今的中日关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日本走出当年战败的阴影，依靠的就是从“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转型。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相淳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相淳说，加藤嘉一的发言让他想起了日本与韩国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协议与和解。他说，韩国很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推动，往往得到了日本民间人士的大力支援。他认为从“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转型，“公民”这一概念不应仅局限于一国，而是整个世界的公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说，公民外交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特别是大学生了解外交知识。这种知识的普及，也有助于解决我国外交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吕晓莉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耿协峰

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吕晓莉、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耿协峰、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向王逸舟老师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著者王逸舟

　　王逸舟老师回应说，外交政策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政府要保护我国的海外公民和利益，还是我们每个公民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公民自己可以独立的参与到外交的大潮当中去，而不是去等着政府的“施舍”。中国外交应该从“小”外交转变为“金字塔”式外交。政府的大战略自然重要，但是各种各样的有渠道、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应该是基础。只有我们民间的个人、社会组织，认识到自己的权利，真正自己站起来，我们的外交才是有亲和力的，而不是“暴发户”式的外交。

　　在谈到中国当前的对外援助问题时，王逸舟老师还说，从比例上来看，中国当前的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也低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公民觉得我们在对外“撒钱”呢？王老师说，公民社会参与度太低，决策透明度太低，缺乏意见的交锋。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慷慨的过分，而是我们要让社会有更多的知情权，有决策纠错的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很难，但是中国要从一个国际体系革命者变成一个建设者，就必须有公民的参与，而不只是领导人的“大手笔”。

　　此次会议是察哈尔圆桌总第39次。察哈尔圆桌是察哈尔学会主办或与其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圆桌讨论，旨在就外交与国际关系、公告外交与和平领域的相关主题进行探讨。每次圆桌由1-2位知名人士，围绕某个特定主题进行主旨发言；4-5名相关专家为就主旨发言进行点评；最后请所有在场听众参与交流讨论。每次圆桌会邀请10名左右的媒体记者参与讨论并进行报道。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