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刘跃进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韩震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温梦欣
 
    在学术出版领域，我国无论从种类还是需求来讲都是头号大国，但是从人均对出版物的消费，或者学术话语的国际需求来讲，我们可能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期“红沙发”访谈特别邀请到了出版社代表、学者、翻译，他们从自身行业出发，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把脉，并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赵剑英：专业出版社走出去需苦练“内功”

    这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支持力度还是很大，因此学术出版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但赵剑英觉得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不够强。国家和民众的思想需求很强烈，但国内的学术研究在原创性方面还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二是当前的学术研究现状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三是跟国外的学术相比，中国的学术正处于转型之中。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一直在翻译、追随、消化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关注和探求的对象，所以迫切需要通过研究中国实践经验来提炼自身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迫切需要学术创新、理论创新以增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

    赵剑英对于学术出版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认为中国学术出版应该在思想原创性、学术规范性、学术方法、出版质量等方面提升自己。”同时他也从学术研究和出版角度谈了学术出版如何走出去。首先从学术研究角度，他认为研究者和学者要提升三种意识：一是强烈的历史意识，对国家历史的深刻认识，对自己所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的了解；二是本土意识或问题意识，也即对当前中国和世界存在的问题的把握，当然这些问题要转化为学术研究的问题；三是国际视野，要了解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观点。

    从出版的角度，作为学术成果的传播者，出版机构要特别重视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增强学科化意识，提升专业化程度。“我们现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态势比前两年好很多，我们应该抓住当前大好机遇。”赵剑英说。

    近期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外馆藏排名第一。2016年全国近520家出版社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图书被海外图书馆收藏的数量是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几年出版走出去取得显著成绩，当问及秘诀时，赵剑英觉得得益于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出版社，它的学科覆盖面相对比较广。其次因为我们的出版方向满足了国外读者的需求。我们既有传统的人文出版优势，又有大量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精品图书。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国外读者对于这两方面内容非常感兴趣，他们想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另外这两年我们也特意加大图书走出去的力度，打造了‘理解中国’丛书、‘简明中国读本系列’、‘当代中国学术史’、中社智库等系列丛书，都对学术出版走出去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赵剑英认为，中国学术走出去，包括中华文化走出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相关的出版单位要有苦练“内功”的意识：“出版社要精心策划选题，要让外国读者感兴趣，想了解这些内容。”他建议这类图书篇幅不要太长，10万—15万字即可，“写作者本身能够吃透这个问题，能做到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把思想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结合好，国外读者自然会喜欢。”

    他也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找好翻译很难，最好对象国语种的翻译能参与进来，一起提高翻译的质量，把书传播好。”而在渠道传播方面，赵剑英认为当下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便捷，为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出版单位一定要利用这个渠道，为读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个产品不一定是纸质图书，可能是电子书或是数据库。比如说数据库就很可能是不同主题的整合，就是碎片化重组，本质上就是为读者提供多样的知识服务，满足读者要求。”

    刘跃进：建立双方合作的翻译机制

    刘跃进认为，随着中国国力强大，学者的思维习惯和学术眼光也在慢慢地跟世界同步。同步以后则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学术水平提高。“开放与国际化的交流环境在倒逼学者提高水平，肯定也在倒逼出版社提高水平。所以现在到了我们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时候了，否则学术出版怎么走出去，如何在学术面前赢得别人的尊重？这个尊重是靠实力，而不是说说而已。”

    “一个好的学术出版社，必须维护这个牌子，要强调它的专业性。”刘跃进觉得这种专业性的维持不仅在于出版社自身，还在于相关部门的支持，“出版单位在强化自身专业性的同时，相关机构和部门要给予全力支持，如通过基金会或者相关资金等扶持就非常必要。”

    他认为现在国家对于出版走出去有不同形式的出版资金的支持，且支持力度非常大。但对于支持的方向，刘跃进觉得不仅要支持学术著作出版走出去，还要支持学术著作翻译走出去，“我们想推广的书因为翻译不行卖不动，而很多汉学家想找同类型的书却找不到。所以我认为在选择翻译时一定要用母语国家的人，也就是请当地的人来做翻译。同时中国人要介入，建立双方合作的机制。”

    韩震：学术出版走出去应有品牌意识

    韩震认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应该从接受者的主体性去思考，而不是从传播者主体性去思考问题：“我们必须改变完全以我为主的思维方式，改变我想传播什么就传播什么、我想怎么传播就怎么传播、我想什么时候传播就什么时候传播等思维模式。”

    韩震也十分赞同刘跃进的观点，即采用母语翻译：“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学术翻译要让人看了以后既认同是学术著作，又有一种思想的力量，有一种艺术的张力，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因此，让对方的人参与，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人应该介入，因为翻译得不到位，往往对方即使理解了，也失去本来的意思。”

    韩震强调对外出版要有品牌意识，所谓品牌意识就是集中一些好的出版社，集中对外展示，“因为好的出版社学术标准很高，它对编辑的水准、对产品的水准要求必须保证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声誉。”在韩震看来这种声誉就变成一种渠道，像黄河、长江一样，绵延不断，最终变成世界文化的主流。“而我们现在今天出现一个出版走出去品牌，明天又出现一个类似的，就是品牌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长期形成稳定的品牌，这个品牌就形成主渠道，这个主渠道就是可持续的，像黄河水、长江水千年流，万年长。”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