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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普及读物出版的三次热潮

刘志琴

2008-02-29 09:04:48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7日

编者按近年来文化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历史热”的出现：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问世，电视、网络都成了历史传播的重要阵地，出版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历史类畅销书……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在这波历史热之前，历史普及领域是怎样的情形？当下方兴未艾的“讲史热”是谁推动的？阎崇年、易中天等“讲史明星”的出现属于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当下的历史热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在此，我们约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撰文，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以供读者参考。

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历史最古老，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历经千秋百代，常说常新，每当社会变革之际，都以视线的下移，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史书有神谕的性质，阅史者廖廖；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这一部鲁国兴亡的历史，使史书从记述神事走向人事，自此以后，不论是《史记》、《汉书》或《资治通鉴》都以“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成为君主和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版了大量的改编、节选、摘抄史学著作的普及读物，讲史、演史深入到市井乡里，读者队伍再一次扩大。所以传统史学的主体虽然不脱帝王将相、圣贤英烈的窠臼，但从神谕、资政到教化民众，史学的功能逐步社会化。这种现象说明即使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学，也不失社会化的走向。

第一次热潮“新史学”与“白话史学”

20世纪初新史学揭橥，是史学思想的大变革。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的同时，提出，历史要让国民知道他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政治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学的视线与读者的群落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对中国传统的旧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这一创举在学术界得到热烈响应，吕思勉率先推出白话史学《中国简史》，顾颉刚评论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一时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陈衡哲的《西洋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等，都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风，得到读者的好评。

在通俗著作中规模最大的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本书诚如作者所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这样长达500万字的大部头，由个人独立完成，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二十四史，多达3000多卷，篇目浩大，史料丛集，且以纪传体为主，一件事的始末分散在多人、多处，头绪繁多，纵横交错，作为非专业的读者阅读，往往前记后忘，得先遗后，混沌不清。这部演义最大的成效是综合梳理了分散的人物和故事，辅以野史、笔记的佐料，作了整体性的阐述，使读者看来，有头有尾，脉络清晰，对已逝去的王朝有个完整的印象，堪称为二十四史的改写本。作者若没有通晓历史的本领和驾驭史料的能力，不能成就这样艰巨的工程。这本书的文字在今人看来不免有些晦涩，但这是当时流行的半文半白体，它的问世大大拉近了正统史学与民众的距离。

在纯白话的通俗史学中，佳作甚多，写得最为生动有趣的当数陈穉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在她笔下，远古的神话传说，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典故，先秦的诸多逸事，以流畅明析的笔法，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些都可视为20世纪以来，历史读物通俗化的第一浪潮。

第二次热潮吴晗、陈翰笙的通俗历史写作

第二浪潮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是由吴晗领衔的动员各路专家撰写小丛书的大动作。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那时的历史读物写作也存在过分程式化、说教性太强、枯燥而缺乏趣味性等缺点，这就冲淡了史学的平民色彩，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改变这一局面，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发出呼吁：“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有权力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强调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

吴晗不仅著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他大力推动下，这套丛书。从1958年开始累计出版近300种，印数多达1000多万册，与此同时问世的，还有陈翰笙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两套大型通俗历史读物都设有专门的助编机构，聘请著名的历史学家执笔，开创了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新风气。每本书二三万字不等，题材多样，短小精致，通俗简练，每册至少发行10多万册。当人们津津乐道今日流行口袋书时，殊不知，这可追溯到五十年前这两套小丛书。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通俗性和权威性，是当今某些时尚读物无法比拟的。

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出版社，纷纷推出通俗读物，最受欢迎的是语言学家林汉达撰写的“春秋战国故事新编系列”，它的篇幅虽不算庞大，但难度并不亚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要知道先秦的《春秋》乃是编年体，事无大小，逐年、逐月、逐日加以记载，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就达2500多人，战国时期人物更多，因此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故事可能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春秋时期就有300年之久，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实录，对阅读者来说，可就零乱不堪，要将这样高度分散的人物、事件连贯起来，加以综合描述，可不是朝夕之功。这部故事新编出自语言学家之手，文字清新，故事凝炼，情节跌宕，可谓通俗史学的范本，所以一版再版，至今有关春秋战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多以这部“新编系列”为参照。假如在传媒时代，林汉达一定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明星!

第三次热潮“影视史学”与“电视讲史”

第三浪潮是从上个世纪末社会文化史兴起后，各种各样生活丛书的出版，有关民众生活，如衣食住行、日用器物、民众娱乐，以及描述农夫工匠、僧道隐士、侠盗乞丐等平民大众的读物纷纷出台。实现了百年前新史学提出的关注国民生活史的要求，这不仅充实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空缺，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表述的方法。由于它切近民众生活，为民众欢迎，成为通俗历史读物中的大宗。

真正使大众阅读加速传播的，是“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出现，这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于1988年创造的新名词，台湾学者周梁楷首译为“影视史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是通过视觉影像和影片话语表述历史的艺术形式。凡是能表现历史题材的各种雕塑、造型、图像和媒体都属于影视史学。它凭借现代声光化电和网络等高科技的表现手段，增大效应，迅速传播而拥有亿万之众，成为民众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

这影视史学在中国与讲史、说书的传统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百家讲坛”，推动讲史读物的大量出版。

传媒时代阅读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百家讲坛兴起以来，各地、各行业的讲史活动，铺天盖地。从用眼看书到用耳听书，从视觉到听觉，接受方式的改变，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用眼阅读，细致、缓慢，可反复地浏览、品味；用耳听，快速、便捷，却匆匆而过，这两者各有各的功效，相互不能替代。

然而从当今讲史的内容来说，并未超出古代讲史的范围，历史知识的主题仍然停留在王朝兴亡、帝王逸事、战争胜负、政治权谋的范畴。很少涉及古人的生活信息，社会氛围，对于当今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古人的风俗民情、思想观念并未有充分的吸收。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

易中天们的走红：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目前蓬勃兴起的讲史热，是谁推动的？易中天等成了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看这是时势造英雄，2001年2月27日的《北京晚报》刊载一则报道，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那是一项对青少年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的试卷调查，被试者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耐人思索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与历史知识的贫乏，形成这样大的落差，问题出在哪里？结论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试看当下的一些历史读物，那种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枯燥的说教，又怎能引动读者的兴趣？

其实，现代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好，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背反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北京晚报》的报道，说明这种历史饥饿感在青年中已相当普遍，然而，史学家们长期习惯于书斋式的研究，长于考证议论而短于生动描述，迟迟未能担当起新时期史学成果通俗化的重任。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散文虽然是文学创作，但由于离历史最近，历史工作者最有条件捷足先登，但却迟迟无人问津。而从事文学创作，由于写历史小说，一举成名或引起轰动的文学家打入史学界的却不乏其人，老有姚雪垠，少有凌力，以写草原见长的张承志在成名后又攻读元史研究生。相形之下，在今天，史学家能进入作家行列的甚为少见。上个世纪，前辈史家郭沫若又是著名诗人、作家，翦伯赞的一手散文也令人叫绝，就是范文澜在延安抒写的《中国通史》也是通俗易懂。怎么这一传统在我辈，从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中就中断了呢？

正当其时，有易中天呼啸而出，以史学家的思路、文学家的情怀，融汇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话本杂剧于一炉，娓娓道来三国时代的人物传奇，使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历史饥饿”者趋之若骛，若痴若迷。此时此地若没有易中天，也有李中天，张中天出台，是时势造英雄，成就了易中天的声名。史学工作者应该感谢这一批先行者，促进了讲史热，为史学的通俗化打开了宽广的道路。

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责任

如果史学研究成果不能走向民众，又将何为？

有一件事使我深有触动。安徽有一座明代商人王直的墓，这是他在日本的后人来中国寻根而兴建的祖坟，几年前被几个愤青砸毁，声称这砸的是倭寇。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东海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他打过倭寇，也雇佣日本浪人做过海盗。他曾向明廷建议：“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多次提出开放海禁，互惠通市。活跃在沿海的徽商和闽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盗，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以海盗打开海外贸易，与中国不同的是，荷兰、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盗、海商，而明朝对海盗一律予以镇压，并不加区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盗行列，实施全面海禁，王直由于违反禁令而遭到明朝的镇压。关于这一公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就为此翻了案，以雄辩的史实说明其性质不是倭寇骚乱，而是“私人海上贸易”。近年出版的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也持相似的观点。二十年来，此种看法在明史学界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遗憾的是此种论点只停留在专业圈子，没有及时推向民众，民间仍然沿袭三、四十年前的观念，以致发生砸毁王直墓的事件。因此网上有人责怪史学家，为什么没有将这研究成果晓之于众，避免这一事端？对此，只能报以一声叹息!

关于通俗历史写作的意义,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十年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很好，有价值。又问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说，不会超过三、四十人吧。他又说，专业刊物上只是给同行看，社会效益在哪里？这无异给我猛击一掌!是呀，不讲社会效益，那辛辛苦苦的研究又为了什么？

老一代历史学家吴晗提倡，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史学家和讲史者都应该从中得到共勉。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7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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