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不重视而导致的历史感缺失是当今经济学创新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经济史的重要性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熊彼特曾经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是必不可少的三门专业知识，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

　　阅读的意义在于，在这个混沌和嘈杂的世界里，保持心性的平稳。一个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每天的阅读当作一种关乎良知的祷告。

　　作为经济学人，上学迄今，拥有的经济类读物是最多的，经常把它们摆放在案头，并且常看常新。不过，随着各类“公知”涌现网络，昔日聚光灯下的各色经济学家黯然失色，越来越多财经书籍迷失于快餐式的商业文化，噱头的喧哗难掩内在的浅白，终难逃读者用脚投票的厄运，令人唏嘘。

　　
　　好书是不是越来越少

　　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其实也是经济学家们的危机。头顶光环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员们正在走下神坛，昔日指点江山万户侯的豪气只成追忆。与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一道衰退的，无疑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各类经济书籍。

　　一类是“中国之谜”的破解。罗纳德·麦金农在1993年首提“中国之谜”。他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三十年间保持每年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这样的增长速度至今还在继续。他将中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中国之谜“逐渐成为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的重点课题。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回答是中国推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个答案显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即经济增长根本取决于资源在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层面的最优配置。这对于解释中国现象显然有些简单和肤浅。另一种思维是永远唱衰中国。即使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持续了这么多年之后，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也很少改变，他们更倾向于把中国现象解释成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市场不断摒弃这种不能正确估计中国变化速度以及后实现能力的苍白理论。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成绩突出，但依然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一些问题。一个国家开始发展时采用这条路径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实现转型。没有转型，经济就必然产生一定问题。经济学家或沉醉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表，或片面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问题和漏洞，没有从经济大视野充分意识转型问题的严峻和深刻，这使得其在参与和面对相关事件和现象时难以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只能让位于“公知”。

　　二类是经济走势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学界，很多所谓的权威专家，热衷于做一些“占卜学”的工作，今天预测股票指数，明天预测房价，直至臆想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为吸引眼球甚至不惜引爆口水战，似乎一旦偶尔蒙对，便可确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江湖地位。其实，预测就有算卦的意思，各种因素很复杂，谁也说不准。预测准是偶然，预测不准才是正常。国外经济学家预测未来无论对也好，错也好，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几乎没有个人功利色彩。与之不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专业信用饱受质疑，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来换取个人名利，为一些特定利益“抬轿”而屡屡错判。他们的研究危机不在于预测的对错，而在于没有独立的人格。它们全都是一些离题万里的假设、无数与生存实况无关的前提之下的运算推导，以及一不小心就已过时的某种固定模式之下的偏颇谎言。

　　三是阴谋论。从人民币升值到美国国债，从金融到碳排放，都有见解“独到”的论者从“阴谋”的角度，去“论证”出一些惊悚的结论。在人们普遍缺乏常识的环境下，阴谋论是最能吸引大众眼球的理论，容易引起民粹主义的公愤和共鸣。任何经济问题，只要扣上阴谋二字，就可以不用深究，不用仔细去分析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办法，一方面，他们可以一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另一方面，制造轰动效应、明星效应。某些出于牟利目的的商业炒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样的研究范式也是最容易审美疲劳的。

　　四是企业经营理论。越来越多财经书籍迷失于快餐式的商业文化，最终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如马云所言，“假如企业家要去听经济学家，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马云说：“经济学家首先是个数学家，对数学模式很有兴趣，第二他对把昨天的所有东西(包括数据)拿出来总结出的商业模式很有兴趣。企业家是对未来有兴趣，而经济学家是对昨天有兴趣，所以让对昨天有兴趣的人去判断未来，这是悲哀。”
　　

　　我们期待什么

　　一些带有历史感的非历史书籍是我所喜欢的。对历史的不重视而导致的历史感缺失是当今经济学创新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经济史的重要性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熊彼特曾经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是必不可少的三门专业知识，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如果要他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而又必须在这三门学科中选择一种，那么他就选择经济史。他进一步解释道，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处于经济史料搜集和整理阶段，轻于从经济学理论对历史的探讨。这与西方日益成熟的“新经济史”尚不在一个层次。仅举一例为证。《美国的财政革命——应对现实的策略》((美)赫伯特·斯坦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一本关于美国财政政策变迁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美国治国理念和思想兴衰浮沉的书。斯坦展现的是一幅错综复杂的现实画卷，财政管理和财政政策不只是某个思想家的理性建构，不只是某个政要的主观意愿，不只是某个党派的政治方略，不只是某个团体的利己行动，不只是广大公众的利益诉求，不只是对经济形势的机械反应，而是上述所有各方面的综合。书中既有对具体人物和事件细致入微的描述，也有对宏观趋势清晰明确的勾画。斯坦从美国财政管理和财政政策的变迁过程中提炼出若干基本问题和基本模式，对它们的深入分析则在最大限度上探讨了财政管理和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期待出现更多把现代经济学理论方法运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论著。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正处于转型期最关键的关口，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身处如此伟大的时代，应责无旁贷奉献自己的智慧，静下心来研究经济问题，为公共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改革已步入深水区，经济改革即将上升为政治层面的改革。在社会分层日益明显、利益博弈日趋加剧的情况下，独立的有学识的经济学家处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衔接部位，不应回避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的设计，真正站在权威和中立的角度解读中国政经的真实生态。《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杨光斌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可视为一种努力。该书在制度范式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经济转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说经济转型对我国权力制度的影响。在中国，权力体系中的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相应的行政部门，因此，该书依据它们与经济和微观市场主体的关系而展开讨论。作者提出，“经济转型中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加强了我国的竞争力，但是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产权变革的苦难性和必然的无效率又大大约束了我国的制度竞争力。只有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协同发展时，只有国家最终完成了有效产权建设和制度安排之后，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才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经济学家的任务旨在研究怎样让我们社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更为有效，但其一定要明白其研究的目的，即让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生活在欧美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研究上，这是他们长期处于主流声音的重要原因。伟大的变革时代，制度创新与社会问题并存。奋发之民族，无不向往丰裕和幸福。思考着的学者，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中国社会福利有一定创新但对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回应还不足够，社会福利研究急需深化。绕这个主题，《从沉寂到创新：中国社会福利构建》(彭华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融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兼有国际视角和本土探求，对于中国社会福利转型——从问题解决取向的补缺型转到民生需要满足的适度普惠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学家该归位了，在经历了“磨难”后，如果少了张狂与轻率，多了成熟与谨慎，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史晨昱）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研究中心副处长)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