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世界与不变的巴以——《记者夫妻的中东时光》推荐序

　　马晓霖

　　应约为这本关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纪实著作写序，据我离开“围城加沙”（作者语）已整10 年零8个月。虽然过去几年也曾访问过两次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但一直没有机会再踏进我生活过3年之久的加沙地带。赵悦和夫人杨媛媛合写的这部纪实作品，又把我拉回了那水深火热、朝生夕灭的战地岁月。

　　从2009 年他们颤巍巍踏入巴以这个是非之地，到一年半后结束任期，他们通过眼睛和耳朵见证了巴以间发生的诸多事件，用脚步和车轮丈量着并非“流着奶和蜜”而是饱含泪与血的古老圣地，用电脑键盘和数码相机记录着一个或者两个苦难民族的现代史片段。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1999 年3 月我奉命只身前往加沙创建新华社分社时，加沙就以“该死地带”、“马蜂窝”或“死亡地带”而闻名世界；2002 年1 月22 日我离开时，不仅狭小的加沙地带被死神的翅膀遮蔽，整个巴以地区都陷入你死我活的冲突或准战争状态；10 年后，他们笔下或镜头中的场景、气氛和故事依然没有本质变化，只是更换了细节，更换了地点，更换了几乎一代人，但是悲剧的主角始终锁定在同一个群体——巴勒斯坦人。故事的重复更加印证我10 年前的哀叹：苦难的巴勒斯坦人在世界媒体眼里过去是数字，今天依然是数字。

　　回顾过去10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并非完全没有变化：

　　巴勒斯坦相继失去亚西尔·阿拉法特和艾哈迈德·亚辛这样的领袖人物；主和派失去对和平进程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失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选择了哈马斯做领头羊反而将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封锁困境；以色列人放弃加沙地带的所有定居点但没有换回和平，反而遭受来自加沙地带大规模的火箭袭击，进而引发2009 年震动世界的“加沙战争”，造成上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认为它已经做出善意，哈马斯认为差得太远。

　　颠覆了和平进程也困死阿拉法特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竟以植物人状态告别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整体右转的以色列社会更加强硬，甚至提出承认其为“犹太国家”的和谈先决条件；和平进程彻底被抛弃一边，以色列以更大精力应付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隐患”，在鼓动美国颠覆萨达姆政权后，又集中所有能量试图扳倒伊朗伊斯兰政权，甚至公开进行着攻击伊朗的战争准备和舆论聒噪……

　　过去10年，国际和地区形势也发生了不利于巴以和平进程的重大变化。

　　最大的和平进程监护者、推动者美国，在反恐战争总战略下相继陷入漫长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经济危机席卷美国、欧洲和世界，世界大国和主要国际组织忙于摆脱经济危机、应付内乱。这两大因素使得无人关心巴以和平进程，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继续被边缘化。2011 年西亚、北非地区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浪潮，更是将阿拉伯和世界的目光吸引到诸多政权的存亡，以及阿拉伯各国的未来走向。巴勒斯坦，仅仅是世界与阿拉伯舆论偶尔提及的一个政治名词，阿拉伯媒体和政治家词典中的巴以冲突使用率锐减到从未有过的程度。即使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上，曾经否决过几十项中东问题提案的美国，公开阻挠巴勒斯坦获得完全成员国资格的努力……巴勒斯坦人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面临着无法逾越的历史障碍——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与偏袒，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或许还是如此。

　　即使我本人，一个曾被同行揶揄为“在用笔帮助巴勒斯坦人建国”的资深媒体人，也逐步将兴趣和关注点挪开了这片苦难的土地，逐步向其他地区甚至中东以外的地区扩展和转移。原因很多，大致如下：

　　首先，学术研究对我而言一直只是个人兴趣而不是职业，更不是饭碗，巴以恩怨日复一日看不到出路让我内心充满失望和厌倦，深感已无太深太多挖掘的余地和意义。

　　其次，巴勒斯坦各派一直忙于内斗且甘之如饴，阿拉伯各国更是无心真诚帮助巴勒斯坦人解决问题，我作为一个局外人，位卑言轻，实在无法继续“皇帝不急太监急”，替别人操那些根本操不完的心，尽管我依然十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也渴望巴以人民能和平相处。而且，我开始怀疑巴以双方提出的“两国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进而思考双方有无可能尝试一种新的联邦制的模式——巴以既然分居困难，同居也难，不妨尝试一种半分半合的这种方式。但具体如何操作，我也没有考虑成熟，想必前人已殚精竭虑，开出的药方早已发黄。

　　第三，为了全面、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中东这个是非之地，过去10年，在阿以这对冤家之外，我将更多目光和脚步倾向于另外两个地区传统力量伊朗和土耳其，并试图从大历史、大地缘的角度思考中东争端特别是巴以争端的前途。我深刻认识到，力量与利益平衡，才是中东长治久安的出路。

　　第四，由于中国快速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中心，中国外交、国际热点问题、大国关系、能源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乃至中国内部事务，也日益多地占据我学术研究和考察的空间和时间，这反过来使得我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超脱的心态来审视巴以问题，其分量和位置的下降可想而知。

　　我是一个与巴勒斯坦人民同欢乐、共患难达3 年之久的中国记者，有着生死之交，也是出了名的巴勒斯坦同情者。但是，岁月的无情磨难在逐步稀释这种情感，削薄这种联系，对于其他看客而言，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自然更是可有可无的过眼烟云。这才是巴勒斯坦人的现实悲剧。

　　也恰恰因为这样的缘故，才需要不断有人来记录、翻新、传播巴勒斯坦人的现实遭遇，来唤醒、刺激世人已经麻痹的五官、神经和良知。

　　与我过去两本著作《巴以生死日记》和《穿越生死线》明显不同的是，作为一对青年夫妇的作品，他们描写和记录的巴以冲突，笔调更鲜活、灵动，语态更新鲜、平和，故事也更加细腻、耐读。

　　我想，这部著作，和此前其他常驻巴以同仁的不同记述，会一起构成当代巴以冲突的“电视连续剧”，并以不是掉书袋式的书斋研究，而是田野调查风格，为巴以历史、中东历史，做出彼此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因为，这是他们，或曰我们，冒着生命代价而目击和记述的鲜活历史。（作者系博客联合社区创始人、总裁，国际问题专家，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记者夫妻的中东时光》后记

　　赵悦　杨媛媛

　　2011 年3 月下旬，巴勒斯坦的雨季还没有结束，地中海上空不断飘过来的滚滚乌云，低低地压在拉姆安拉城外的群山之上。

　　天空中，闪电不时撕裂云层，照亮了棕黄色的山坡，电光闪烁之下，乳白色的山石和片片橄榄树林时隐时现。持续了四个多月的阴霾天气仍在继续，生灵都在苦苦盼望夏季阳光的到来。

　　即将结束任期，回国的日子渐渐临近，我们的心情也如同那阴暗、潮冷的天气，一筹莫展。而且坏消息接连传来。

　　我们的巴勒斯坦朋友阿姆鲁两天前遭遇车祸不幸罹难。刚刚二十出头的阿姆鲁是当地视频公司的工作人员，擅长调试设备。遇到摄像器材上的问题，他总是一拍胸脯，干净、利索地帮我们解决。

　　阿姆鲁每次见到我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哈比比，隋尼！”（我的中国宝贝），俨然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我们曾一起坐在橄榄树下喝咖啡，一起“品尝”过催泪弹的滋味，一起在平安夜到伯利恒拍摄节目……

　　阿姆鲁是在赶往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执行拍摄任务的路上出事的。我们不禁感叹英年之早逝、生命之脆弱，并憎恨巴勒斯坦各个城市间恶劣的路况。

　　在拉姆安拉老城区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我们参加了阿姆鲁的告别仪式。四五百名亲朋好友坐在一起，礼堂前悬挂的大屏幕播放着阿姆鲁生前照片和他制作的电视节目。一幕幕场景的回放，令我们思绪万千，媛媛不禁潸然泪下。

　　旁边一位巴勒斯坦老人安慰说：“小姑娘，别哭了，我们的生命都是真主赐予的，现在他又回到真主身边。”老人用穆斯林的观念向我们解释了生和死的概念。

　　令我们伤心不已的还不止朋友的离世。加沙北部，埃雷兹检查站长长的铁丝网通道外，这次我们一旦跨过那道十字形金属旋转门，就不知何时才能够再回来。伊玛德和赵悦拥抱了好几回，又拉着赵悦的手依依告别。

　　“无论什么时候，这里都有你们的一个家，随时回来，都会有我们的热烈欢迎！”伊玛德在一长串的祝福话语中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吾思塔兹（老师）伊玛德，你们在北京也有一个家，我们保证，你一家到中国时，第一个见到的亲人一定是我们！”泪水，无论是在当时话别，还是此时忆起，都滚滚而落。

　　告别前一日，加沙各地的雇员和报道员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会。人们升起炭火，一整只羊在鲜艳的火光中闪着金黄色的光芒，吱吱地发出响声，大家喝着加着薄荷的红茶一起畅谈。人们不停地送来各种问候的话语，叮嘱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并问候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雇员。

　　加沙地区遭到封锁，那里的雇员从未见过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同事，即使在西岸地区，不便的交通和检查站也让很多雇员之间从未谋面。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每月都在巴勒斯坦各地之间往返，采访、发薪水，周而复始。临行前一天，约旦河西岸的雇员从希伯伦、伯利恒、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等地纷纷赶到拉姆安拉，平素里很难相遇的雇员们坐在一起，开心地回忆共同打拼的时光。谈话之间，泪水再次喷涌而出，不是我们太脆弱，而是在死亡威胁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令人难舍难分。

　　让我们割舍不下的，不仅是在巴以工作的岁月、善良友爱的巴勒斯坦人，还有和我们一样在战乱地区勇敢工作的中国同胞。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的同事，国际广播电台的同行……我们一起见证了战火、硝烟里的岁月，他们更为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危难时候还曾挺身而出掩护我们，深切感谢他们！

　　感谢张兰华老师。她曾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有非常丰富的驻外经验，也曾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张老师不仅有着渊博的业务知识，还有着一颗严谨认真的责任心，一直是我们的严师益友。她因患癌症做了手术，目前还在恢复期，但依然帮我们审阅书稿，衷心希望她能健康、快乐。

　　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华娟老师策划“中国记者足迹”书系，并向我们约稿，以及新华社同事刘敏的推荐，才使本书得以奉献给读者。

　　巴勒斯坦的日子难以忘怀，而万里之外的家人也在苦苦等候我们的归期。

　　媛媛从十八岁就离开家乡——祖国边陲云南的一个小城市，只身来到北京学习、工作，后来少有时间和家人团聚，直到我们临赴巴勒斯坦前，回云南老家办婚礼时才和亲人们多住了一段日子。出发前，岳父大人惆怅地发出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的感慨，令我们至今难忘。

　　回到北京二环路鼓楼桥外家里，我们看到年近古稀之年的父母额头上又被岁月雕刻出了更多的皱纹，一头银丝已经盖不住发亮的额头，背部也越发弯曲了，心里的愧疚感油然而生。孩子们为了国家、事业走天涯，你们却始终无怨无悔。

　　看到父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连忙拿出我们的礼物：巴勒斯坦摄像师纳伊勒的妈妈特意为我们做的十字绣——“TO MY DEAR MOTHER”（献给我亲爱的母亲）。这件最珍贵的礼物，后来一直被挂在家里的墙上。

　　回到北京，日子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开始了朝八晚五、早晨挤地铁、下班赶菜场的正常生活。2012 年9 月6 日，我们的小宝宝出生了。

　　初为父母的我们，为他出生在和平的土地上倍感幸福。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感到世界上唯有亲情最无私、最伟大。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父母都是最忠实的守护者，从精神上给你支持，在生活中给你关心、照顾。

　　很多日子里，夜深人静时，对那片土地的思念也会徐徐袭来，忍不住打开电脑，在聊天软件里，总有几个熟悉的名字传来问候，几句交谈后，才发现，我们对那段日子竟然那么的难以释怀。多少个夜里，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在梦里萦绕。

　　写这本书的时候，媛媛说她梦里回到巴勒斯坦的次数更多了，甚至有时听到窗外的汽车轰鸣，还怀疑又在轰炸了。

　　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属于中东那片土地，那么远，这么近……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3年06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