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的杜维明著作系列之一。《龙鹰之旅》首次收录了杜维明早年间在美国名校的随笔，展现了一位华人哈佛学子风雨几十年，经历许多激烈的思想碰撞而成长为一代儒学大家的内心历程。 从博士到教授——漫谈美国的学术界 在美国的学术界，获得博士学位只能算刚刚初选及格。从博士开始，要接受三次复赛，等到通过了讲师、助教授、副教授的大关，才能取得正教授的资格。正教授可以算入围了。但入围以后，再要经过各种学术刊物、出版集团、基金组织乃至社会人士的考验，方能取得争夺名教授头衔的决赛权。至于能否鹤立鸡群地击败各路英雄冲到学术界的第一线，还要由洞见、机缘甚至寿命来决定。因此，美国的学术界虽然到处是金牌和银盾，要想一显身手，夺取几块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一般而言，大学毕业后要想完成博士学位，理工方面需要三年以上，文法方面需要五年以上。通常攻读博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选修课程。大约需时两年，共修16门。平均成绩要维持B 以上才不致退学，达到A减才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严格一点的学校，如果是大班制，给 A 不会超出上课人数的1／10。因此，一班有30人的话，只有四五个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第二步是通过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有些学校称之谓“一般考试”，意即与主修科有关的各种问题。理工方面范围比较确定，文法方面则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譬如考西洋现代思想史时，教授可以从“何为浪漫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突然跳到“穆勒哪一年去世?”之类的历史常识。置身其中，真好像坐升降机一般，忽上忽下，完全不由自主。因此，准备起来也就毫无头绪。大约读历史的，每门要阅览一百多本够水准的书才算稍有把握。博士考试至少包括4门，加起来要看的书就相当可观了。第三步是交论文。根据美国去年的调查，通过博士课程及口试而交不出论文的，几达全部候选人的30％。有很多人，经过四五年的磨炼，已是精疲力竭了，于是想在写论文时轻松一下，结果一拖再拖，五年八年，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现在美国各大学都有规定，必须在通过考试后若干年内交论文，否则取消资格。哈佛大学的限期好像是5年，可是仍有允许延期的规定，延两三次后也就变成老博士了。 博士学位，尤其是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得来并不容易，但是在学术界里，博士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只有最优秀的博士才能挤入讲师之林，因此取得博士学位后能够留校或到更好的学校去当讲师，是件极为荣幸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曾有家大公司愿出年薪1．4万美元的高价礼聘他，但他毫无考虑地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不及7000元的讲师职位。因为留在学术界才有冲到第一线的可能性。然而讲师只是第一关。在三年之内，如果不能升到助教授，就必须离职，另谋发展去了。这位先生曾在私下表示，若用最机械的方式来计算，将来他可以升上去的机会只有12．5％。换句话说，另外有七位和他的资格不相上下的讲师，也在争取同样的关口。 衡量升等的标准本来应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学生的情形，一种是著作出版的表现。但是，因为前者难于评价，重点很自然地转移到比较容易客观化的后者。因此，美国的学术界流行着一句“不出版即灭亡”的口号。出版并非全是量的问题，譬如报章杂志乃至其他通俗性的文字都不能算数，只有刊载在学报或学术季刊的专门研究才予以考虑。美国学报的审核制度非常健全。刊载一篇论文必须经过专家评议、委员投票和编辑修改等手续。就以第一流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能够在学报上发表的不会超过1／10。至于出书，那就更困难了。能在交博士论文后五年出版第一本学术论著的青年学人，就算是佼佼者了。 从助教授升副教授共有五年的时间。机遇一错过，又只好卷铺盖走路。前年有位在哈佛教印度史的助教授，由大学时代开始，前后奋斗共有十几年，最后仍旧被迫离去。他愤愤地表示：“我们待哈佛如同圣殿，哈佛待我们好像用过的手纸，一丢了事。”但是，名学校为了维持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严守门户。《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学术界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事。实际上，学术界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的。个人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在教授心目中不能引起共鸣，只有真才实学才是真实的学术本钱。 在一般美国的大学里，取得副教授的资格以后就可以享受“长期应聘”的权利，直到65岁退休为止，不必再为解聘而烦恼了。但是有些学校对副教授仍不肯减轻压力。譬如耶鲁大学，有很多副教授随时随地还是要受到解聘的威胁，而且因限于年资和编制的关系，有不少杰出的副教授，尽管具备了充分的资格，结果也只好终其身而不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此，美国的正教授，尤其是第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自然地拥有崇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依然不能稍微松懈。上至学术界的权威，下至研究员或大学生，都会对他们施以压力。因此，他们既要经常发表论文、书评甚至专著以满足学术界的要求，又要随时周旋于青年学子之中以提拔后进。一位教授如果不能在学术界担任自己专长的领导工作，他不但会受到同事的耻笑，甚至会遭到扣薪之类的打击。不生产的教授就好像不生蛋的母鸡一般，难免有被宰割的危险。同样地，如果他不能指引学生，带着侵略性的美国青年就会毫不留情地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各种要求。所以，第一流大学的名教授都同时担任3种课程。第一种是通识教育的大班课。听讲的多达数百人，采取演说的方式。第二种是专题研究的小班课。大约收20多位，采取问答的方式。第三种是论文指导。常是个别讲授，采取讨论的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方面作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又作深入的研究。 在美国的学术界里要想崭露头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冲到第一线那就更难了。然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如果不肯违背留学的初衷，只有在学术界打天下才真能心安理得，虽然并非“全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但也相去不远了。 争取国际学坛的发言权 一 去年8月在美国召开的“东方学会”，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反省的良机。学会本来是学术探讨的集会，即使有些政治波澜，主要精神仍在学术的本身，因而所谓“反越战”的宣言、公开讨论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临时集会、访问现代中国史专家的节目，以及密歇根州州长的演说，都只是少数学人的“社交”活动而已，既没有真正的记录，又没有长期的影响。当时一番热闹，会后飞短流长，谈不到有什么客观的价值。将来评断学会成果的标准，当然还是要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与会学者的素质两方面来观察。这本是国际学会的惯例，和政治谈判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但是，国际学会确是反映学术趋向的最佳场合。第一流的学者们相聚一堂，不仅学术的论点要接受考验，学者的风采也在无形中受到品题，各国各地学术研究的大概趋向自然更引起评论。在这种情况下，爱国的热忱必须有客观的理论作基础，否则，满腔热血并不能换来一滴同情之泪。激情主义在大众宣传方面或者有些帮助，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可以说毫无裨益。因此，我们在“东方学会”受到的最大委曲，并不是没有发言的机会，而是发不出具有权威性的言论，我们虽然说了许多话，但仍丧失了学术界的发言权。 二 如果想要在国际学坛上争回中国学人的发言权，首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灵来接受现代学术的考验。我们不能再以抄袭前人代替创见，以堆砌旧典代替渊博了。学术是客观知识的积累，不是主观感受的外射； 是共同努力的结晶，而不是个人独占的商品。因而，在理论上，中国学人不一定即是中国学术的主人。假使在事实上中国学人确是中国学术的主人，那并不因为中国学术根本不能脱离中国学人(学术本是天下公器)，而是因为中国学人经过了长期的奋斗，终于掌握了中国学术的权威性。自然，由于语言及其他背景的因素，本国人研究本国的学术总应该比外国人高明。但是，应该并不等于实在。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应然”往往变成了不可企及的目标，与既成的事实恰恰相反。譬如荷兰的学者在研究印尼文物方面大概仍旧凌驾印尼学人之上，印尼虽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上已经独立，但是在学术文化上却还没有完全争回主动权。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境域”，虽然与印尼不同，但其严重性却极为相似。五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饱受内忧外患的摧残，能够不中断地置身于学术界的就只占少数。在这少数之中，宁愿付出饔飧不继的代价来换取学术生涯的，那就更少了。在这极少数的学术志士中，又有几位肯或者能探讨外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和成就呢?我们在国际学会中感到无比的“疏离”本是极容易了解的现象，但是国际学术界是无情的———只问收获不问耕耘———唯有客观的学术成绩才是论断的标准。我们如何抗拒环境的压力，如何超脱内心的纠缠，乃至如何在一无凭借中挣扎向上，都不会引起任何共鸣。当然，在学术界奋斗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终身职责的学人，都忍受了不少委曲，但是争取国际学坛的发言权却不能凭借内心的愤愤不平。如果没有国际会议的刺激，我们也许还可以暂时忽视别人的成就，关起门来顾影自怜一番。有了类似东方学会的镜子，鸵鸟似的心理再也行不通了。如果局势大体不变，最近几年台湾已不可能取代京都而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枢纽，不可能超过香港而成为中国思想研究的重镇，也不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中国现代史及语言学研究的中心； 我们甚至不一定能比荷兰的莱顿大学造就出更多的中国法律学专家，或者比日本九州大学培育出更多的宋明理学专家，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开始了。我们应当开始根据国内现有的典章文物及专家学者，在中国文化的领域里构建几个世界第一流的据点。 事实上，如何争取中国文化在国际学坛应有的地位，已不只是学术界单独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所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学者们的自勉自励或者可以振奋一时，但是如果在政坛的知识分子不采取政策性的决定，在工商界的知识分子不提供经济上的支援，终究仍是无济于事的。 三 其实，每一个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见证者，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职业的分类，而且是推进新思潮的原动力。不幸，这股原动力已经消失了，整个社会的“意义结构”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年轻人的自我“认同”更是破裂不堪。于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像一群东倒西歪的醉汉，连自己最真切的“存在感受”、最强烈的“恐惧与战栗”和最痛苦的失落，都要凭借外来的词汇才能言之成理。然而萨特的哲学是基于法国存在主义的思潮，克尔凯郭尔的神学是建在丹麦基督教新教的运动，海明威的文学是来自美国流亡作家的气氛。他们的成就都不是独立于文化社会以外的空中楼阁，而且只有在相关的文化社会里，他们的贡献才有真实的意义。我们如果不肯在自己的文化社会中作一番反省批判的工作，一味想在别人的田园里寻找边际型的归宿，那么不管我们有多少存在的感受，有多少恐惧和战栗的经验，有多少失落的痛苦，在哲学上、神学上或文学上都会毫无所获。结果，存在的感受不但不能引发出伟大的哲学思想，反而点燃了不可收拾的无明业火； 恐惧和战栗不但没有升华成崇高的宗教感情，反而引起了如死灰般的麻木不仁；失落的痛苦不但未能转化为创造的文学动力，反而导致神经质似的叫嚣。 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流的高中青年大半进入理工学科，第一流的文法学士又大半献身于外文、经济，真正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才，仅限于中文、历史和哲学三系中的“硬汉”。这个局面确实是够悲惨的了。但是，正当我们倾全部之力来发展自然科学的时候，欧美各国却又掀起了大规模研究中国文化的浪潮。尽管我们的天分特别高，语文的基础特别好，文化的修养特别深，而且对自己的历史传承有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我们又如何能靠酣睡了几十年的兔子和按部就班地走了几十年的乌龟来一争长短呢?!我们都知道，文化和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文化的使者并不靠大家的选举，因而中国人最多的区域并不一定就是中国文化精华的所在地。没有中国知识分子们自觉的积极的努力，中国学术文化的精神和泉源很可能会在中国人聚合之处枯萎掉，干涸掉，造成一种文化沙漠的现象。这是我们在国际学坛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7月12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