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李节 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鲁迅作品如何教 ——钱理群访谈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合著）、《心灵的探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与黄子平、陈平原合著）、《名作重读》《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等。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行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

　　访谈时间：2010年12月

　　虽然是大学教授，但钱理群先生与中学语文教学的缘分却很深。他做过中学语文教师；

　　从北大退休后，到中学开过鲁迅作品选修课；他跟很多中学语文老师有很深的交往。他说：

　　“大学与中学的沟通、学术界与教育界的沟通，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传统。”他高度评价他给中学生上课的收获。中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想象和理解，常常让他精神振奋。他说：“中学将永远是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

　　找到作品与孩子生命之间的联系

　　李节：语文教师没有像您这么深的专业素养，他们教鲁迅的作品，有没有一个可以把握的大致原则？

　　钱理群：根据我的经验，教鲁迅的作品关键就是要找到鲁迅和孩子生命之间内在的一个沟通点，把这个点找到了，整个教学就活了。找不到这个点，始终是隔膜。怎样在鲁迅和学生之间找到一个生命的共同点，或者说是生命的通道呢？为什么学生多少有点拒斥鲁迅？我觉得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鲁迅是在远处，在高处，在深不可测处，这样他们会觉得，鲁迅太远、太高、太深了，而且不可测。让鲁迅走近孩子，让鲁迅走向孩子，真正成为孩子对话的对象，这就是中学语文教师的责任。

　　李节：当您面对中学生讲鲁迅作品的时候，是如何开始的？

　　钱理群：我去中学给孩子讲鲁迅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也是我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该从哪里开始讲起。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必须对学生所处的人生阶段、对学生的生命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另外，对鲁迅的生命也要有一个了解。在我看来，鲁迅教学能不能成功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鲁迅作品与孩子的生活经验或生命要求之间的联系。所以我的鲁迅作品第一讲找了这样一个命题：“父亲与儿子”。我选择了鲁迅关于父亲的两个作品——《五猖会》和《父亲的病》，还有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另外，我把鲁迅书信中凡是谈到海婴的地方，集中变成一篇文章，叫作“鲁迅笔下的海婴”。同时选择许广平对鲁迅关心孩子的描写，以及海婴回应鲁迅的文章，把这些组成一个单元。

　　李节：为什么选择“父亲与儿子”作为切入口呢？

　　钱理群：我是基于两种分析。第一，我们的孩子，特别是高中学生，到了高二或高三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要开始告别童年。这时候孩子常常有逆反心理，最容易和家长发生矛盾，特别是容易和父亲发生冲突。有叛逆心理，如何和父亲相处，如何看待父亲，是这时候的孩子生命中的难题，这是对孩子的理解。另一个是对鲁迅的理解。鲁迅有一个基本的命题——人即是人之子，开始人之子，然后人之父。而如何做人之子，和如何做人之父，是鲁迅一生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他小时候就遇到过，他怎么和他父亲相处，怎么做人之子。他大了，有了孩子，怎么做人之父。而对鲁迅来说，做人之子和人之父，不仅是父母、子女的关系问题，鲁迅要把父母对孩子无私的感情，扩大到其他方面。所以，鲁迅把自己定义为意识的中间物。他自己定位的目的，是要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走到光明的地方去，这跟鲁迅的人生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之子和人之父这个命题，既是鲁迅的基本命题，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同时又是高中阶段中学生生命的命题，你找到这个命题，从这里切入，就很能打动孩子。

　　既讲内容，也讲写法

　　李节：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是课堂上必讲的，请您给我们的读者提一些具体的教学建议，比如《祝福》该怎么讲。

　　钱理群：从表面看，祥林嫂的故事离孩子的距离很远。有人主张把《祝福》这篇小说从教材中删除，我是不同意删除的。但问题是，你怎么去讲，怎么在祥林嫂的故事和孩子的生活经验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我建议教师把祥林嫂定位为一个不幸的人。那么在让孩子了解了基本情节之后，可以跟孩子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祥林嫂的不幸在哪里？第二个问题，鲁迅怎样写出她的不幸？我们讲语文不能只讲内容不讲作者是怎样写的。可以引导学生细读其中一段。我建议细读祥林嫂向别人倾诉她的不幸，即讲阿毛故事的时候，周围人的反应那一部分。抓住关键语言，引导孩子讨论三个关键词：听故事、满足、议论。这意味着什么呢？对祥林嫂来说，丧子之痛是很不幸的事情。但别人来听故事，不是同情她，而是因为活得太无聊了，来寻求刺激。祥林嫂的不幸成了别人议论的材料，她的不幸成为别人的娱乐故事；听故事的人把祥林嫂的不幸娱乐化了，满足了自己寻求刺激的要求。教师可以因势利导，告诉学生这就是祥林嫂的最大不幸。这时候我建议老师紧接着再提一个问题，让学生回去后思考：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不幸的人？你了解他们的不幸吗？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你是漠视他呢，还是也在嘲笑他，也把他的不幸当作娱乐？或者你根本感觉不到有不幸的人，那就去做调查，写一篇关于不幸的人的文章。同时还要讲，鲁迅是怎么写的，鲁迅写作的技巧方法是怎样的。这样就抓住了鲁迅和孩子生活之间的联系。

　　李节：教材里还有一篇很经典的鲁迅小说《孔乙己》，您觉得教师该怎么分析这篇小说？

　　钱理群：可以把叙事学的一些概念引进来。教师可以问学生这个故事可以由几种人来讲。学生就会说，第一，孔乙己自己讲；第二，可以选择酒客来讲；第三，可以选择掌柜老板讲；第四，就是选择鲁迅讲。鲁迅为什么选择小伙计来做故事的叙述者？他有他的意义。他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是故事的参与者，他是一个旁观者。

　　这是鲁迅一贯的主题，他更关心人们如何看待孔乙己，如何看待孔乙己的不幸。整个小说实际上有多个层次，看和被看的都呈现出来。首先是酒客、酒店老板怎么看孔乙己，这是第一层看；第二层，小伙计怎样看酒客、掌柜怎样看孔乙己，这又构成看的一个关系。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即鲁迅怎么看孔乙己。它有三层看和被看的关系。《孔乙己》的叙述者——小伙计，在开始的时候是客观的，但后来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不客观了，他慢慢地也跟周围的人一样看待孔乙己了，所以，当孔乙己问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时候，他态度冷漠。这一点可以讲得更深：连小伙计这样单纯、纯洁的孩子，最后也成了看客。我觉得这样讲，比我们现在这种讲法可能更有特色。

　　抓住神来之笔

　　李节：那么该如何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散文呢？

　　钱理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到底抓什么？我介绍一个经验，也是我对鲁迅的理解。鲁迅这个作家，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一个作家，所以他的作品当中常常有神来之笔，衔接非常快、非常特别，而且他以后再写文章，也不会这么写了。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精彩，所以教鲁迅作品要抓住神来之笔。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他的神来之笔是什么呢？整个文章的结构很清楚，前半部分讲百草园，后半部分讲三味书屋。在讲完百草园要讲三味书屋时，有一段插叙，正是文章的高潮：“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这完全是神来之笔，没见有人这么写过，而且鲁迅再也没有写过，就这么一次。这是非常值得琢磨的几个字，“蟋蟀们”“覆盆子们”“木莲们”，什么意思？学生读着一定很奇怪，这一句话完全能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因为这个太怪了。首先“们”是什么意思？鲁迅把它们看成朋友一样，就是“我的朋友们”。Ade，怎么把德语用进来？这个很难懂。我原来钻研教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假的吗？他怎么弄一个德语来？是什么意思？后来一想，其实我们懂了点英文的时候，有时候情急之下就冒出英语来。现在孩子都学英语，你这么讲他能懂。本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书是正常的事情，就好像学生从幼儿园上小学一样，他怎么那么依恋百草园？对百草园像朋友一样，而且那么紧张，都叫出来了，那么样的一个情绪，是怎么回事啊？课从这里讲，就马上调动起学生阅读的积极性来了。

　　李节：教师在上课前一般都会做充分的准备，形成教案。我们知道，鲁迅文本的内容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么在理解上也必然是多样的。教师该如何对待课堂上学生独特的阅读感受？

　　钱理群：教师一定要尊重学生的感受。要从学生的感受出发，来加以示范和引导。我们老师读鲁迅，有一种读法、一种角度，也有一套读鲁迅作品的感受和概念体系。但是孩子第一次读鲁迅的时候，一定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这个感受和老师的感受不一定完全一致。而我们老师常常是只把自己的感受灌输给学生，而没有从学生的立场出发，去考虑学生的感受。当然，我们教学生是有目的的，老师必然有主观的要求，这是教学必须有的。但是怎么在教学要求、教学目的和孩子的感受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或者怎么从孩子的感受出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把孩子看成被动的接受体，而忽略了他们的感受。青少年读鲁迅有自己的理解逻辑和理解方式，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4年0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