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塔阿格里奇是当今世界最具传奇色彩的钢琴家。她的演奏风格浪漫豪放，被称为“音乐的女大祭司”。阿格里奇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中国音乐家陈亮声，她最好的朋友之一是钢琴家傅聪，2000年李云迪获得肖邦大赛第一名时，她是评委之一。《童子与魔法:钢琴女王玛塔·阿格里奇传》（奥利维耶·贝拉米著，谢红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面深入地介绍了这位美丽而充满矛盾的钢琴大师的精彩人生。

　　寻找霍洛维茨

　　1963年初，玛塔·阿格里奇忘记了她是个钢琴家。她去看电影，去探望朋友，喝掺了汽水的葡萄酒，抽烟，早晨才上床睡觉。为了生活，她说要找一个秘书的职位。对她来说，打字似乎是最合适的工作，可以发挥她的天赋。

　　二十一岁的玛塔是在找一个导师，还是一个可以理解她的同行？在建立新的生活目标之前，德国DG唱片公司每个月发给她五百马克的生活费，玛塔还得给他们录两盘带子，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吧，唱片公司已经习惯了这些伟大的钢琴家的脆弱。那个年代，霍洛维茨接受一次又一次的电击休克疗法，米凯兰杰利时不时消失在修道院中。李赫特用绳子拉着一只龙虾散步，占尔德在田里指挥一群母牛……古典音乐钢琴家的怪癖跟摇滚歌星比起来，实在不相上下、难论高低。

　　异想天开地，玛塔·阿格里奇决定到纽约寻找霍洛维茨，试一试她的运气。霍洛维茨只收极少数学生，他跟米凯兰杰利有天壤之别。意大利人追求一种形式上的理想，一旦找到了，就不再改变或离开。而霍洛维茨永远在创新，同一个作品，他弹两次，是两个样。他们是两颗钻石，一颗透明、纯洁；另一颗闪闪发光，颜色千变万化。

　　霍洛维茨拥有征服玛塔的一切：独一无二的演技，奇妙的音色，古怪的性格。他弹琴时双手是平的，这一点儿也不正统，除了爵士乐钢琴手以外，极少人手势如此。他说：“我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我冒极大的险。我的演奏很清晰，所以人们可以听出每一个错误。可是，乐谱不是圣经。我不怕去尝试。我自由地演奏‘伟大的作曲家’，因为音乐隐藏在音符的后面。”评论家常常对他很苛刻，可是真正的音乐家都非常敬佩他对钢琴表现能力的难以置信的深刻理解，还有他对音响的无限想象力。二十年代，霍洛维茨在巴黎的一个沙龙演奏拉威尔的《水之嬉戏》，一个矮小的听众走来对他说：“太好了，您弹得跟李斯特一样。在我们这儿，人们更加接近印象派，可是，您是对的。认识您很高兴，我是拉威尔。”后来，当拉赫马尼诺夫听完霍洛维茨演奏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他登上舞台宣布：“我一直梦想别人这样演奏我的作品，我以为永远也不会听到，至少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听到。”跟大家平时想象的正好相反，霍洛维茨非常聪明、高雅，他十分清楚他自由的、冒险的精神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啊，啊，你们听，我现在弹的……真是很俗气，可是很好玩，不是吗？”观众完全被迷住了，而他的同行们的日子则很不好过。三十年代，在巴黎听过他的演出后，鲁宾斯坦从音乐厅消失了好几年，重新彻底地考虑自己的演奏技巧。至于克拉拉·哈丝姬尔，她用三个词来总结这个奇才：“钢琴的撒旦。”

　　1963年，霍洛维茨六十岁，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曼哈顿九十四街的公寓里。有时，他接见一些年轻的钢琴家，给他们一些教诲，可是年轻人常常不理解他。他听他们弹琴，半闭着眼，躺在沙发上，戴着他永远不变的蝴蝶结，手里拿着一根熄灭的香烟，说着一种法语与英语的混合语。默里·佩拉希亚曾经是这些罕见的幸运者之一。“我想超越高技巧演奏家这一层。”他天真地对霍洛维茨说。霍洛维茨带着讽刺的笑容答道：“好，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高技巧演奏家。”

　　1963年夏天，玛塔·阿格里奇在曼哈顿西北部八十街的一个公寓住下来，离她的偶像的住处不太远。两年前，她在DG公司的第一盘带子出版以后，霍洛维茨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非常友好的贺信。通过双方共同的朋友，玛塔了解到，这位“返场钢琴家”（这是斯特拉文斯基给他的恶意评语）有时播放玛塔带子中的李斯特的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让他的客人以为是他弹的，仅仅为了享受观察听众反应的快乐。

　　玛塔的母亲胡安妮塔一如既往，负责跟霍洛维茨的秘书处定一个“不要太早”的约会。筛选关卡非常严格。玛塔先到一个助手那儿，后者像警察一样询问了玛塔一系列问题，连一杯咖啡也没请她喝。几天以后，双方又定了另外的一个约会。可是，这次没见成面。有人证明，是玛塔最后一刻跑掉的。可是玛塔自己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决定见面。还有别的说法，比如钢琴家科拉尔说，霍洛维茨很怕认识跟他相似的艺术家———跟玛塔正好相反，她总是绝望地寻找她的另一半。胡安妮塔使尽浑身招数来补救这个约会，她不停地打扰那些被公认是霍洛维茨亲信的音乐家———米尔斯坦、塞尔金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但没有成功。如今，玛塔总是觉得，她们可能跟霍洛维茨的夫人汪达有什么误会，汪达是托斯卡尼尼的女儿，是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是她发出了不接见的最后通牒。

　　这个不幸的小插曲一点儿也没消减玛塔对霍洛维茨演奏风格的激情。用她的话来说：“他是钢琴梦寐以求的情人。”当然也有一些钢琴家讨厌他的演奏。李赫特说他的演奏“过分地做作、不干净、肤浅”。鲁宾斯坦则认为霍洛维茨这个人是“傲慢与愚蠢的奇怪结合体”。玛塔对这些看法毫不在意。霍洛维茨的琴音那么有个性，一听就能知道是他，清晰、圆滑，浑厚的回音让人几乎眩晕过去。玛塔被这一切迷住了。他独特和出人意料的分句法让玛塔陶醉。霍洛维茨能够创造出无穷无尽的音色，他对钢琴所有的秘密都有一种无可比拟的理解。他是真正的旧式的精湛演奏家：不是用速度来让你晕头转向，而是让乐器完全屈从于他充满幻想的情绪和诗意。梅纽因同时用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和性行为来作比较，认为霍洛维茨“投入钢琴的程度可谓史无前例”。确实，霍洛维茨跟他的斯坦威琴完全融为一体，尽管跟小提琴、大提琴相比，钢琴的形体与性质都不可能与它的主人合而为一。玛塔听到下面这个故事时，她深受震撼。霍洛维茨在基辅音乐学院毕业汇报演出时，在场的全体评委、学生和老师都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就像被音乐这块磁铁紧紧吸引住了，好一会儿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她也许忘了，她在日内瓦大赛的演奏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整个大厅完全沉浸在一种忘我境界中，鼓掌之前，全场都已起立。

　　“霍洛维茨对我的魔力太强大了。”她像一个坠入爱河的女人那样叹气道。她是否担心，与霍洛维茨的相遇，会减弱她自己的个性？当霍洛维茨知道他要弹给拉赫马尼诺夫听时，他以为自己要昏死过去了。也许，玛塔没有这个勇气。然而，她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跟这个“乌克兰巨人”相比的钢琴家。他们两人的艺术都既是魔法，也是一种伟大的风格。

　　在玛塔的一生中，她只见过两三次这位她无限爱戴的艺术家。1965年，当霍洛维茨重返卡内基大厅演出时，她只给他发去了一封电报。1978年，她到林肯中心听他演奏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另一次，是1976年，她跟女儿安妮一起去洛杉矶听霍洛维茨演出。他演奏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音乐会后，母亲和女儿一起去祝贺艺术家。当霍洛维茨看见玛塔时，他大声叫道：“您是最好的！”玛塔非常不好意思，回答道：“不对，大师，最好的是您。”玛塔亲了亲他的手，他非常高兴，安妮送给他一朵茶花。1985年，霍洛维茨在香榭丽舍大剧院举行了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玛塔也出席了。这位“钢琴撒旦”已经整整三十四年没在巴黎演出了，而这仅仅是因为《费加罗报》　的一篇乐评：“霍洛维茨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家，但他不是唯一的。”

　　与傅聪、陈亮声的“三人团”

　　对玛塔来说，霍洛维茨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可是，1963年错过的相会，让玛塔觉得她继续住在美洲大陆显得很荒谬。尽管如此，她仍在那儿待了整整一年，并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尤其是优秀钢琴家傅聪。傅聪1934年生于上海，多年来生活在伦敦。他1955年在肖邦大赛上荣获第三名，并得到了珍贵的最佳玛祖卡演奏奖。那时他刚刚从中国出来，连玛祖卡舞曲神秘的节奏也没学习过！真是一个奇迹！要知道，对那些专家们来说，玛祖卡舞曲就有点像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那个圣杯。很少钢琴家能够掌握这种音乐的秘密，而肖邦的整个灵魂都在这儿！大家都说，只有从小沉浸在传统民歌中的、土生土长的波兰人才有理解并应用自如的运气。而傅聪却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跟中国古典诗词的密切关系，给了我一把金钥匙，帮助我打开深藏在所有玛祖卡舞曲中的肖邦艺术。”他这样解释道。

　　傅聪的父亲傅雷是法国文学、特别是巴尔扎克的伟大翻译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傅雷是红卫兵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因为他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有一个儿子在国外。他没法再继续活下去，便跟他的妻子一起自杀了。今天，傅聪在伦敦和意大利卡德纳比亚基金会教琴，他对莫扎特的深刻理解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1963年，傅聪要在美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第一场音乐会之前，他打算借用一个朋友的琴来练习，玛塔正好住在这个朋友家。“你跟她商量商量吧，我想她不常常用琴。”这个朋友对傅聪说。傅聪完全可以到斯坦威琴店去练习他的演出曲目，可是傅聪很想认识这个众说纷纭的钢琴名家。他上午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他下午又打，那边一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您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第二天早上，傅聪去了，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一张留言表示欢迎他。他练了四个小时，一点儿也没打扰女主人深深的睡眠。“下午两点，我看到一大卷头发从客厅的门边冒出来，一个童声轻轻说‘您好’，是她。”

　　两个钢琴家开始聊起来。到了他们想知道时间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曼哈顿了。他们到一个叫“扎巴儿”的小店买了点吃的，玛塔常常到这个甜点店买吃的，然后在电视机前狼吞虎咽。她一直都很喜欢看电视，她对一切都感兴趣，医学节目或者文艺表演。如果科学专栏讨论精子的路线，她第二天可以就这个专题讲上好几个小时，并添油加醋。当然，她也去看电影、听演讲，可是她最喜欢的是那些最愚蠢的情感肥皂剧。面对这些背叛与妒忌纵横交错同时又平淡无奇的故事，她看得专心致志，一动不动，就好像一个小动物面对一条眼镜蛇。

　　傅聪和玛塔很快就成为知心朋友，有一段时间，她完全让癌症问题缠住了，阅读了报刊上所有关于癌症的文章。一个小包包、一处小疼痛都会让她惊慌不已。可是，她并不因此而想到应该减少她那惊人的烟量。傅聪很惊讶自己会跟玛塔那么心心相印，别人都说她野气十足、不易接近、任性；在傅聪眼里，她清澈见底，面对她，就像阅读一本打开的书。他觉得玛塔十分迷人，他从来没遇见过一个这么直爽、对别人这么好奇的人。他很欣赏她的谦虚、毫无虚荣心和使人神魂颠倒的幽默。清晨离开她，让她去睡觉的时候，他明白他已经爱上了她。玛塔来听他的音乐会；　他的巡回演出结束以后，他们一有可能就见面。她对他吐露演奏莫扎特的忧虑。可是，有一天，闹着玩似的，她弹奏　《费加罗的婚礼》　中的一个小段，弹得那么精彩、那么纯真，傅聪深受震撼。而且，她仍然不练琴。一切就好像是对上辈子、对永远逝去了的时光的回忆。这使傅聪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玛塔的演奏中，他似乎听到了宇宙的脉搏在跳动。她不是“弹”巴赫，她是让太阳在世界上升起。这种光明，照亮了一切，却让她变得盲目，烧毁了她的手指。她痛苦的灵魂和脆弱的神经形成了一个日食，日食的昏暗让她有了一种安全感。

　　一天，傅聪把她介绍给陈亮声。陈亮声是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作曲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勋伯格的再传弟子。他那时在一个饭馆打工挣钱，还很骄傲地说，打工也是为了“走出象牙塔”，投身现实。“两人团”很快就变成了“三人团”。陈亮声住在林肯中心附近，每天都跟玛塔见面。“我们谈论音乐，就像两个数学家在谈论数学，”陈亮声回忆道。玛塔开始以“爱好者”的身份重新练琴。没有约束，没有限期，没有利害关系。

　　1963年6月，玛塔想回欧洲，换换空气。陈亮声刚刚通过他的考试，便与玛塔同行，一起坐一段飞机，到旧金山探望他的父母。分手的前一夜，他们都很激动，第一次做爱了。几个星期以后，玛塔发现自己怀孕了。胡安妮塔以为这次回归意味着女儿艺术生涯的重新启动，而她的希望立刻化为乌有。沉默三年之后，她的女儿竟要落入尿布和奶瓶的烦恼之中！而且，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一个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一个政治难民，身无分文，默默无闻！两人于1963年9月7日在旧金山举行了婚礼。陈亮声的父母举办了一个由佛教徒主持的婚礼。一定是婚礼的异国情调使钢琴家忘记了她从来都坚决反对任何两人成婚的想法！而且，对生命的敬爱真值得做一场弥撒！新郎新娘搬到纽约，可是他们的结合没有经得起三个星期共同生活的考验。分手的原因只是一件小事：玛塔习惯光着脚在家里走来走去，那天晚上睡觉前，她的脚丫把一些面包屑弄到了床上。她的丈夫对到处乱扔的衣服、留在盥洗盆中的长头发、丢失了的牙膏盖子、在咖啡杯里捏灭的烟头等等尚没有一句怨言，这次却因为几粒面包屑发作了。玛塔怒不可遏，马上收拾行李走人。

　　至于傅聪，则对事态的进展感到无所适从。玛塔要跟别人生一个孩子了，还是一个他介绍的朋友。这个一半中国血统的孩子，以后肯定人人都会问是不是他的孩子。陈亮声和玛塔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玛塔和陈亮声很快就和好了，可是再也不可能一起生活。分娩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未来的妈妈感觉到自己需要母亲在身边，于是买了一张飞往日内瓦的飞机票。陈亮声觉得这个愿望很正常。只是，如果他能猜到以后发生的一切，他一定会尽力把她挽留在美国。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4月0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