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量文集》，智量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智量先生的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智量师写作生涯的一些想法。

    在我个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做文学批评也好，翻译也好，创作也好，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大多数人都不会承认，尽管这实际上就是今天许多人的真实状况。如果说是为了经邦济世，则又显得大而无当。作为智量师的学生，当然也就一直在想，在我们的授业之师身上，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回答这些思考的。

    智量师在他50岁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困顿艰辛之中，不到30岁就被打成右派，流放甘肃，妻离子散，身染重病，不得以辞职，成为无业流民，扫大街，拉板车，扛大包，做兼职教师，整整20年光景。可就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他却从来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把他的译稿、读书心得，写在香烟盒上，写在草纸上，完成着一件件在今天看来堪称佳制的工作。我一直在想，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这么大的兴趣去干这些事，即使在身上只有一分硬币、只能买一根香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回答过这些问题。他只是觉得，自己能干这些事，也只有在干这些事的时候，才觉得人没有白活。直到当我自己也开始正式做研究、做翻译的时候，才慢慢体会出，智量师那样做，其实是在完成一个人应有的精神使命，它无关养家糊口，因为这些工作当时赚不到一分钱；也无关经邦济世，因为那时他四处漂泊，还自身难保；他那样做，只是因为他觉得，那是实现他生命价值的途径。

    现在的《智量文集》中大致包括了智量师写作的三个门类：俄罗斯文学研究评论、译作和文学创作。

    说起做研究，我想体制内的人大都有同感，那就是，我们不是在为了精神自由而做研究，而是为了“项目”而做研究。目前的研究体制大略如此：首先是你得有“项目”，这是衡量你研究能力的第一要素，体制要求的首先是“经费”，钱的多寡是衡量一个研究机构的首要标准；钱不是白拿的，给了钱，就要给你限定时间，要求必须在尽快的时间内出成果，就像养鸡一样，喂了食，必须尽快下蛋；时时都在检查，时时感觉到有人在逼迫着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我们心里形成了一种定势，这个研究不是在为我们自己做，而是在为某个机构做，在为某个基金会而做。这其实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而智量师的研究，就像他们这一代人中坚持下来的研究者一样，是在为自己做研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做。我一直想，智量师为什么要选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三个作家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在19世纪俄国文学家当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成了我后来的研究对象。我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觉得这个作家更重要，而不是因为我更喜欢他。智量师之所以选择上述三个作家，我个人认为是他喜欢他们。为什么？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三个作家分别代表了智量师个性中的三个方面。普希金代表智量师个性中的自由元素。普希金生性自由、狂放不羁，而智量师从天性上看更像一个诗人，他的内心深处对自由的追求始终不渝。当年他因言获罪，被逐出京城，在流放地，他一忍再忍，直到身染重病仍不得休息，于是愤而辞职，成为戴着“右派”帽子的自由民。而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体制内的人，已经习惯了被绑架的状态，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勇气？屠格涅夫这个人代表了智量师的浪漫情怀。屠格涅夫一生未婚，为了一个精神上爱恋对象离开故土，整个后半生都在法国度过。而智量师即使是在生命最坎坷的时候，也从未丧失坚强的信念，总是怀抱着美好的梦想，直到今天，他已是85岁高龄还在译诗、绘画、写作，所以我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着一颗永不满足的灵魂，永远处在一种追求的状态。我每次和他交谈，都有这种感觉，发现他心底里一直有一个期盼，我想这就是跟屠格涅夫心灵相通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托尔斯泰代表了智量师的执着与坚守。在俄罗斯作家中，托尔斯泰是最执着的耶稣教义论者，在他经历了中年的忏悔转变之后，便成为与世俗世界顽强抗争的精神贵族，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走在拒绝尘世诱惑的路上。而智量师个性刚烈，从未曾曲学阿世，他坚守着自己的生命态度，深挚地，悲悯地，同时也嘲讽地，冷冷地面对着这个带给他痛苦和幸福的世界。也许在智量师的心目中，这些作家就是他自己生活不同侧面的写照，所以他对他们的研究更多的不像是理性的辨析，而是对个体生命感情的描述，散淡自如而体味真挚。这样的研究也许是大多数像我们这一代的职业研究者所永远无法领略的境界。

    翻译是智量师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一个领域。关于他的翻译成就，许多人都评述过，我也写过文章。这里我想简单谈一下智量师的翻译原则，这一点可能是一般读者，甚至一些研究者都不特别清楚的地方。智量师在国内翻译界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说到翻译原则，大多都会提到严复说的“信、达、雅”。实际上，这是比较含糊的说法。我想翻译原则大致分成两大派，一个意译派，一个直译派。美国的理论家韦努蒂将其称作“归化”和“异化”。所谓直译，或者“异化”，就是保持原文的“异化”状态。所谓意译，也就是“归化”，归化到我们语言的习惯来，在翻译过程中，凡是原文中不易被国人理解的东西，都译为能为我们轻易理解的，比如大量引入中国成语，甚至将人名中国化等。像这样的译法，国内有很多代表人物，比如浙江的翻译家飞白。上世纪80年代智量师和飞白还曾为此有过一场争论。智量师的翻译原则受他的老师余振（李毓臻）先生的直接影响。李先生更执拗一些，他看了智量师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有个心愿，一定让智量师把这个“奥涅金诗行”要切整齐，即每一行的字数完全相等。后来智量师果然这样做了，收在这个文集里的版本就是切整齐之后的，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初版还不是这样。这样的译诗法被俗称作“豆腐块”。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问李先生：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道理？李先生跟我说，没什么道理，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癖好，我觉得多出一个字来不舒服，一定要把这个字去掉。实际上，这还是直译的一种译诗原则。智量师曾经解释过，原文既然都是四音步抑扬格，那么就意味着它每一行的音节是相等的，则对应到汉语来也应该字数相等，因为汉字是单音节的。我曾经把智量师的两部译作从头到尾与俄文对照过，一个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再一个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发现，智量师在译的过程中，绝不轻易地为了迎合中国读者习惯而化用成语或者固定词汇，而是尽可能准确地贴近原文，甚至对于词序也能不变动的就不动。他曾经跟我们说，如果词序不变，也能够表达原意，最好保留。总之，为了汉语读起来顺畅，你做了意译，这就有可能损失原文所包含的一些意义，这是直译派坚守的立场。这个立场也影响到我的翻译原则，因为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对于研究者或者有研究兴趣的人来说，一定要读这类的译本；你读意译本，读的时候可能很漂亮，但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却远离了原作的含义。因此，智量师的翻译原则其实也是翻译伦理的一个底线。

    我说智量师是一个诗人，是指他的精神状态，当年没想到他会去搞创作。但他退休之后居然写出了像《饥饿的山村》这样独特的小说。这个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我是了解的，王老师那时候每写一部分就寄给我们看，录下音让我们听磁带。这个书写完以后，我一读就发现，它在核心理念上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中国文学里没有的。比如说，忏悔意识，中国文学里面没有忏悔意识，其实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里没有自我反省的内容。所以我曾说中国文化没办法进步，我们天天喊要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可还是一直处在“失语”状态，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结构里面没有反省的东西。你不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哪来创新？智量师的小说里面却有了这种反省意识，小说里王良这个人物本来是一个受难者，但却带有明显的俄国文学中“忏悔贵族”的影子。另外，小说也体现了俄国文学中关于“人的神性”的理解，即，越是下层的民众，越是在艰难的境况之下，“人的神性”闪光显得越明亮。所以说，《饥饿的山村》更重要的不是反映了那个时期大众的苦难，更重要是反映在这种苦难之中人的良知是如何闪亮的。包括他的《人海漂浮散记》里面所有的篇目，都包含着这些因素。因此，可以说，智量师不多的作品却带给了中国的文学一些全新的东西。

    因此，整体而言，智量师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过程，其实都是他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而不是为了完成某一种任务、某一种指令而进行的一个过程。这些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办法效仿的，他们这代人遭遇了那么多的苦难，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体制中的人，反而完全被体制异化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甚至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漠然。所以我说，《智量文集》的出版，更重要的，不是为了总结智量师写作的成果，而是为我们后人提供一个如何完成生命经历，如何实现生命的更高精神境界这样一种宝贵的镜鉴。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2月26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