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传统》，吴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35.00元

    如果要对中国历史演化进程作出粗线条的勾勒，我认为，简单而言，中国的历史演进，乃是由若干组方向相反的力量拉扯着：君王的“家天下”本性与儒家的“公天下”张力；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礼俗之治；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与儒家君子的社会构建；皇权的自我扩张与儒家对皇权的限制；人性中的恶与人性中的善……

    基于“人性恶”的预设，可以推导出人需要管制的结论，进而建立一个具有强控制力的政府，也是必要的，这是法家的思想。基于“人性善”的预判，人有仁（相偶）的天性，并由此发展出合群的技艺，那么推论显而见：人完全能够自发地发现与建构合宜的自治秩序，这是儒家的思想。法、儒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两极，拉拉扯扯推动着历史演进。

    现在，我们将镜头拉近，从更具体的视角来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首先，来看“思想史”，在轴心时代（先秦），中国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华局面，不过多数思想流派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便已式微，乃至消失，只有儒家与法家，对后世政治与社会治理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以致后人评论传统时有所谓“外儒内法”之说。儒法二家的思想学说，也就成为我们今日理解古代公共治理的两套密码。简单地说，法家的学说隐藏着专制的密码，而儒家的思想则蕴含着宪政的密码。

    再从“社会自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代之后，传统社会开始形成了一个“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空间，在二千年的时间里，这个自治空间虽然时有伸缩，却从未曾消失过。

    传统社会绝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存在着各类具有自治功能的自组织，就我略有了解的计有：私社、宗族、坞壁、寺庙、社邑、乡约、社仓、义约、弓箭社、善堂、合会、商帮、会馆、公所、行会、商会、街团、书院、讲学会、文会、团练、农会……这些自组织的自治权力大体上都得到官方的承认。此外，还有处于社会灰色地带、由游民构成的亚社会自组织，如地下帮会、教门，底层人、边缘人也有组织起来的需求，但官府常常无视这一点。

    传统社会除了发育出丰富的自组织，也发展出一个庞杂的足以维持自治秩序的规则体系，这里面包括儒家伦理、风俗惯例、乡规民约、私人契约、行业规范、家法族规，等等。自组织与自治规则，恰恰是我们衡量一个社会之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

    然后，我们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切入，继续观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存在着两种经济思想的传统，一种是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压制商人阶层、推行官营经济、国家管控商业；一种是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虽然历史上儒家有轻视商业、歧视商人的一面，但儒家又主张轻税、薄敛、藏富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即主张给民间经济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

    历史地看，随着商品经济在宋代的繁荣、绅与商在明清两代的合流，轻视商业、歧视商人的传统也被儒家突破，形成了更有包容性的儒家经济思想。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自由经济的火种。

    最后，我们还需要来看看“王朝政治史”。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几千年政治就是一部“封建专制”史，但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在秦制建立之前，先秦的封建制是典型的多中心治理制度，统治权由天子、诸侯、大夫各级贵族分享，其权力也普遍受礼制的约束。所谓“封建”，即不可能“专制”。而在秦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国家之后，虽然出现了严重的君主专制倾向，但秦制经过儒家的改造，专制的烈度已大大降低。

    当然，在不同的朝代，专制的力量与儒家反专制的力量此消彼长，呈现出来的专制程度也大不相同。总的来说，从汉至清，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比如宋代，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比如明清前期，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

    经过对“思想观念”、“社会发育”、“经济生活”与“政治细节”四个侧面的观察，我想说，我们的传统并非完全是专制的基因，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中富含反专制的渊源、追求自由的渊源，不仅表现在社会自治的发育与自由经济的发展上，也表现在思想认知与政治实践中。

    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是对自由秩序演进的无知。在一个斩断历史、铲除了传统的废墟上，不可能像“一张白纸好绘画”那样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现代化国家。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割断传统的“白纸”上全新构建出来的。所以，当我说到“自由”、“社会”、“宪政”时，我使用的动词通常都是：恢复、重建、复活、再造……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相信，自由、社会、宪政，存在于我们自发形成之传统中；且未来之自由、社会与宪政，只能从传统中生发出来。

    这就是我的史观，也是我秉持的对于传统的态度。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6月25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