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录“农村和农民题材系列图书”：《向农民道歉》、《向农民致敬》、《向农民学习》、《帮农民创业》、《帮农民脱贫》

　　认识马银录，是从他的第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开始的。那还是2002年的春节后，距离2000年11月25日发生在陕西白水县器休村的恶性涉农事件过去尚不到一年半。

　　因收税、拷人进而演变为打砸乡政府、派出所的群体性恶性事件，在十几年前可以说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一个远近闻名的苹果村，全县农林特产税上缴十大村，为何变得问题成堆，矛盾重重，举步维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老实巴交、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人，为何在一夜之间群情激奋，叫板他们紧跟了几十年的村干部？新华社内刊说：“器休村基层组织是被重稅压垮的。”马银录说：“农民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2001年4月9日，受县委委派，时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银录率领12人组成的工作组，打起背包，带上伙食费，进驻器休村。在90天的驻村期间，马银录和工作组紧紧依靠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执行党的农村工作政策，严格依法办事，结合实际，创新工作，化解了乡村矛盾，缓和了干群关系，平息了群众的愤怒，排解了农民的忧愁。离开时，经历了与刚进村时截然不同的对待，群众不再漠然视之，骂他们是“一帮狗东西”；而是敲锣打鼓，手里拿着床单、鞋垫、鸡蛋、苹果、桃和赞扬工作组的横幅、旌旗，与他们挥泪告别。

　　在圆满完成县委布置的工作任务的同时，马银录凝神费思，笔耕不辍，把自己驻村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对“三农”问题的详细观察和深入思考，变成了一沓沉甸甸的驻村手记。

　　读这部内容大于形式的手记，不禁使人气结胸闷，潸然泪下。作者以平实到几乎不曾雕琢修饰的笔触，如实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农民之苦、之难以及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朴实善良。一篇百余字的“作者的话”， 读来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农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农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悲伤、一肚子愤懑……需要诉说，需要发泄……我们去了，他们激动地流泪，伤心地痛哭，气愤地质问……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几次坐着起不来，几次咬牙捏拳头，几次掉泪恨自己。”在这充满浓烈感情的自白中，作者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试图以一个人的肩膀独自承担农民兄弟的痛苦和窘迫，试图用超越政权、法治力量的道德呼唤，来唤醒全社会对 “三农”问题的反思和重视，而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卑微与渺小。然而，正是这句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向农民道歉”的悲怆呐喊，迅速引发了人们视线的高倍聚焦和广泛关注，在全社会形成了重新审视“三农”问题的话语环境。短短几个月，就有近20种报刊50余篇文章对其进行评价和报道。《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刊出了整版报道，介绍该书内容；《新华文摘》《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对该书内容摘要转载或连载；《博览群书》以本刊特稿的形式，于2002年第12期刊出了由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等人撰写的9篇书评文章；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就该书反映的内容专程赴白水县作了跟踪采访，在当年12月16、17日一套二套节目播出。马银录两次做客央视，在《新闻夜话》和《讲述》栏目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这种空前热烈的氛围，使“向农民道歉”五个字成为整个社会反思“三农”问题的标志性语码，促使人们对传统村社文明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和重构，对农民兄弟被日益边缘化的趋势，产生深重的担忧。媒体的集中报道与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对解决中国社会业已存在并日渐严重的“三农”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利好政策有：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对种地农民实行粮食直补，对购买大型农机具予以补贴；数年后，推动文化、科技、卫生等“三下乡”活动深入开展。近几年，党和政府大手笔推出了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合作医疗、低保、扶贫开发与搬迁等等惠农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亿万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些变化，不能说是马银录一个人大声疾呼的直接结果，但无疑与他及无数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建言献策密切相关。

　　2003年，马银录来到省城，成为省纪委的一名专职纪检干部，继续关注着农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农村和农民群众身上发生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引发他的思考，并促使他用自己的方式和理解记录下来。而新的职业也为他站在更高的平台上，从全局出发，分析和把握问题，提供了种种便利。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带来了认识的升华与飞跃。从2011年起，他以一年一本的速度，连续出版了《向农民致敬》《向农民学习》《帮农民创业》《帮农民脱贫》4本调查报告、采访手记，成了真正的“农民”作家。

　　10年来，我国城乡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开阔了他的视野，撩动了他的创作激情。与10年前相比，他不再以农民群众的精神守护神、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再是吁天怒吼的狂飙猛士，而是自觉顺应体制，相向而行，做积极参与、鼎力相助农民兄弟脱贫致富的庞大队伍的马前卒、排头兵。

　　在《向农民致敬——关于府谷县民营企业家捐款12.8亿元的报告》中，马银录对民营企业家富不忘本，慷慨捐资，回报社会的义举，进行了高度赞扬，满怀信心地预言：“假如中国的富人都能像‘府谷之子’一样有爱心、有善心、有良心、有责任心，我们这个社会还何愁不能早日发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还何愁不能早日实现？”在捐款行动中，他感悟到了新时期农民群众高尚的精神境界和真挚的赤子情怀。
陕西宝鸡有个东岭村，2010年，全村收入达到了232亿元，人均收入5万元，户均资产150万元，成为当时的陕西第一村，中国第四村。2011年10月，马银录经过实地采访，写出了一本全面反映东岭村和他的领头人李黑记先进事迹的《向农民学习——陕西第一村（东岭）采访手记》，实现了通过讲述一个村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达到“记录事实，讴歌时代，颂扬精神，传播希望”的创作初衷。

　　近年，我国社会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但如何消除越拉越大的城乡差距，解决农民工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缺乏亲情关爱的社会问题，使农民群众真正脱贫致富，却变成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从陕西省各级党和政府的积极行动中，马银录找到了答案。《帮农民创业——陕西农民工回乡创业走访手记》记述的就是地方政府帮助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成功经验，《帮农民脱贫——来自“苹果之乡”洛川县的报告》记述的则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帮助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光辉历程。贫困地区如何发展区域特色经济、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正在脱贫或仍在贫困线下的部分地区，如何确立今后的发展思路？马银录的调查手记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田野调查样本。

　　读马银录的“农村和农民题材系列图书”，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与“情”。

　　真实是马银录全部作品的灵魂。在他的第一本手记，即《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中，他为我们还原了一幅以事件形式存在的原生态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其真实的乡土风貌，对事件、人物和过程的平实叙述，可以媲美学者对农村社会所做的学理性研究；而他选用的个性化的方言俚语，也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认知。为了追求真实，他甚至于在记述中采取了按部队惯常使用的24小时制来表示时间顺序，使用了领导讲话、新华社内参摘要、借条、反映信、承包合同、检讨书、会议记录、拍卖细则、上访材料、欠款明细、竞选演说、快板词、民主测评表等最原始的文字资料。书中选用的插图照片，像一部连贯的无声纪录片，完整记录了他和工作组进村解决“11.25事件”的全过程。这种严谨求实的创作态度和写作风格，也体现在其后的作品中。他对统计数据的娴熟运用，对典型事例的正确把握，都为作品的真实生动提供了可靠保证。

　　2004年，该书被评为陕西省第四届优秀双效书，陕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获得第六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

　　马银录的笔端，倾注着对农民群众的无私的爱与关怀。无论是揭示农村干群矛盾和乡村冲突的缘由与现状，还是叙述能人带动群众致富的先进事例；无论是褒扬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富不忘本、乐善好施的义举，还是发自内心地礼赞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农民工转变思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的艰难过程，都充满了对农民兄弟的苦难、命运、前途的严肃审视与正确把握。他走访过的乡村社会、基层组织、村组干部和农民家庭，都把自己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改变，看成是共产党一心想着老百姓、一切为了老百姓，积极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的结果；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千千万万为老百姓做好事、干实事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无私奉献的结果；看成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为乡村社会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和谐发展道路，施以援手、解困济厄的结果；看成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执政党自觉自为的结果。善良的农民兄弟总是念念不忘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说，“人家的好，我们不能忘记；还要告诉子孙后代”。而马银录也自觉地把报道和宣传先进事迹看成了自己份内的事，他说：“我是农民的后代，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完成农民交给我的任务——写写帮扶他们的人和事——宣传为党增光添彩的人和事。”可以说，农民和土地情结已深深地植入了他的灵魂深处，贯穿了他从军入伍、做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在省城做纪检领导干部的人生经历。这或许是马银录用十年时间沉思，一旦豁然贯通，很快能够实现华丽转身的深层次原因。

　　
　　（原作发表于《新阅读》 2014年第五期）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