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德] 鲍里斯·格罗伊斯 著； 张一兵，周宪，周晓红 编； 张芸，刘振英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影《攻克柏林》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对青年男女在麦田里约会，这个日子和平常一样平淡，他们将像往常一样度过一个浪漫的下午。就在这个让人习以为常的瞬间，背景中突然开来了一辆纳粹德国的坦克。这个场景已经有很多人阐释过，但以鲍里斯·格罗伊斯在《揣测与媒介》中的视角来看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观点：唯有在这种习以为常的状态破裂的时候，人们才能发现藏于其后不被人察觉的诸种机制。因此这个场景其实向我们揭示了支配、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战争、政治。

　　格罗伊斯的出发点当然不是这个场景，而是他所谓的“文化经济”，也就是文化档案和档案之外的世俗空间之间的交换行为和结果。在格罗伊斯的媒介现象学里，“文化档案”（档案）有特殊的含义，它是指那些负载、保留了一切人类文化记忆的机构和设施。它为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提供一定的前提。因此，只有档案才有超越时间的价值。和档案相反，世俗物品是可死的，衰落的，短暂的，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无论是档案的价值还是世俗之物的无价值都只是相对的。档案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永恒变化的，它总会把这些世俗之物纳入收藏，赋予其意义和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世俗之物可以被转换为档案？档案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方式、评价机制来赋予转换世俗之物？

　　前一个问题不难回答。档案之所以成为档案，全在于它具有表现世俗生活的能力。如果一个世俗之物具有了这样的能力，而它所表现的对象又没有被档案表现过，那它就有了被转换为档案的资格。但这个条件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格罗伊斯认为，还需要考虑到这个世俗之物是否具有独特的形式。总的来看，这个可被转换的世俗之物必须的特殊的、有表现能力的。那么如何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格罗伊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绕山绕水说了一大通，并把问题改写成“什么承载着档案？”

　　通过问题如此这般的转换，格罗伊斯试图先把档案的承载体引入我们的目光。确实如此，无论我们在图书馆看书，在画廊欣赏画，我们都不会注意到书和画的载体。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对于档案而言，关键在于它表现、传达了什么，而不在于它如何表现、如何传达。但格罗伊斯执著地认为，总有些秘密隐藏于表现和传达的背后，格罗伊斯将之称为“亚媒介空间”这是一个晦暗不明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等级系统，在这个空间里，“符号承载体以降级序列引向一个幽暗不透明的深处”。

　　在这里，格罗伊斯的区分有些复杂，他所说的“符号承载体”是书、画布、银屏，但这些物质载体对于档案来说是外在的，它们不属于档案。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十分新鲜的见解，我们可以毁掉一本承载着莎士比亚戏剧的书，但不能毁掉莎士比亚戏剧。格罗伊斯想要做的，就是把往往被忽略的这些载体拉回人们的视线中。然而，如果符号承载体不是自然的，而是处于亚媒介空间中，那我们想理解这些承载体，就必须先理解亚媒介空间。而这个空间却又是晦暗的，因此，格罗伊斯给出的答案是“揣测”，“观察者与亚媒介的承载空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只能是一种揣测的关系。”

　　揣测不是人对事物的胡思乱想，而是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亚媒介空间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被还原？这就牵扯到一开头提到的《攻克柏林》的那个场景，唯有在习以为常的状态断裂之时，亚媒介空间才会公开出来。公开之后得出的结果未必是科学的，或者说根本就不科学，但它恰恰体现了亚媒介空间的真诚性所在。格罗伊斯特别强调到，真诚性的对立面其实不是谎言，而是习惯成自然、惯例。对于观察者来说，他们期待看到的就是偏离、失误、偏差，总之就是各种不同于惯例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才会放弃对媒介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追问，转而关注媒介自身，去追问符号载体的内在性质。更准确地说，是亚媒介空间如何操纵符号载体。

　　格罗伊斯的这个观点很有些形式主义的味道——形式主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学现象学。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还是布拉格学派的前景化美学，其根本都在于，创作者对惯例的突破能够使隐藏于文本背后的“亚媒介空间”凸显出来。进入二十世纪后，先锋艺术的大胆尝试，如康定斯基对线条、色彩的偏爱，杜尚的“泉”，等等，实际上都是把原来隐匿的亚媒介空间暴露出来。通过这些艺术家，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如何操作艺术的媒介，他们使媒介的载体从表面的、通常的艺术作品中凸显出来。在这种翻转之下，原来的媒介成了讯息。

　　莫斯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文明是一种水下文明。格罗伊斯对此的解释是，每种文明都位于水下，也就是位于揣测中：水面就是使交流得以可能的媒介，但控制着水面的却是水下的暗流涌动。这个想法似乎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露出水面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其主体——支配着这一角的大部分——隐匿在水中不可见。莫斯把这种不可见的却具有超强控制能力的神秘力量称为“曼纳”，格罗伊斯进而花费大量篇幅论述了列维-斯特劳斯、巴塔耶、利奥塔等人著作中隐匿的曼纳，他意图借此指出，尽管人的生命时间有限，但由于曼纳不是实在的，因此曼纳是无限的。

　　无限的揣测进而迫使人们和媒介“打交道”，显然，这里的打交道不是看报纸，看电影，也不是读书，而是去捕捉、臆测隐藏在媒介表面背后的那个空间。这个空间中遍布威胁，很简单，因为它是政治的、权力的。实际上，这恰恰也是人们正常和媒介打交道的态度，人们并不满足媒介呈现出来的表象，而是试图去深入揣测。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揣测不是人们的主观态度，而是对媒介的观察行为之所以获得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如果不进行揣测，观察就无法进行。这也使媒介所表象的对象自然而然——或者说，不被察觉地被迫处于人们的揣测中。

　　揣测由此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即把外部实在、媒介表象和亚媒介空间结合起来的契机。揣测也由此奠定了它作为一切媒介之媒介的地位。没有任何事物、价值能够逃离揣测，唯有揣测能够承担它们。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根本的载体是亚媒介空间，而它正是揣测的空间。如果一种价值想要凸显其有效性，那就必须不断地确定对它的揣测，通过揣测呈现出它的真诚性，也就是，它的表象和内在有多么不相同。

来源：《文汇报》2015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