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人的数学人生：谷超豪传》，张剑、段炼、周桂发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65.00元

    科学家的传记，最容易写成“励志型”。但是科学家传记并不只有一种样式。例如，将科学家的人生历程纳入其所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考察其独具一格的人生轨迹和况味，揭示其不同凡响的心路历程，并由此观照大历史时代下的科学家命运，应该也是科学家传记应有的类型和范式之一。张剑博士领衔的《一个共产党人的数学人生：谷超豪传》（以下简称《谷传》）就是这样一本视角独特、述评到位的科学家传记。标题“一个共产党人的数学人生”无疑是对谷超豪独特人生道路的传神描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成为贯穿这部34万字厚重传记的主要叙述脉络。

    一

    很少有人像谷超豪那样，兼具革命热诚、行政长才和科学天赋。

    少年时期，他积极参与政治学习和社会思考，14岁的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尚处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温州中学的基层党组织，立志为解放天下无产者而奋斗。后因党组织遭到破坏而与党失去了联系，无形中脱党。大学期间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次焕发政治热情，积极领导学生示威游行、组织进步社团，投入到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去。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热忱更为高涨，其行政组织能力从所担任社会职务之多就可看出。

    他的聪颖挡也挡不住。初中时期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过于频繁，导致缺课较多、学业成绩从80-90分下降到70分左右，但初中毕业依然以第一名顺利考入高中。在中共温州中学、永嘉县委地下组织成员或被捕或牺牲或叛变，导致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以及因父亲去世和大哥离家投奔新四军而成为家庭顶梁柱、被迫参与打理家族生意的双重精神痛苦中，他依然潜心备考，顺利考入浙江大学。

    大学期间，他刻苦学习，一年级就结合微积分课程、把中学时期拉下的数学课程一并补上；二年级初因病在家休养期间，他自学微积分、数学分析，还掌握了若干射影几何的知识。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获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亲授课程，他掌握了比较扎实的微分几何的基础知识，对微分几何的发展前沿有了一定了解，更学会了如何从事科研工作。他初露的数学才华也得到了苏步青等老师的欣赏和认同，他和另一位同学一起获准同时修习分析和几何两个方面的“数学研究”讨论班。尽管作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课外政治活动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但他在两个讨论班中的表现都突出。因为成绩优异，获准毕业留校担任助教。

    赴苏留学期间，因其勤勉与杰出的科研成果，苏联教授主动提议没有副博士学位的他参与博士学位答辩，打破了苏联一般研究生毕业时先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若干年卓有成就者方可向知名学者主持的博士点申请、提交博士论文后经国家答辩委员会答辩通过方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常规，成为第一个在莫斯科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且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留学回国后，考虑到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已有研究积累、最容易迅速深化科研成果的微分几何方向，转而选择了自己虽曾关心却并非主修的偏微分方程方向，并且最终在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等领域都取得了享誉国内外的成果。因为他的杰出贡献，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171448、绕日运行周期为3.47035年的小行星被命名“谷超豪星”。

    谷超豪几乎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从事”的全能型人才。无论是党务、行政还是科研，无论是主修还是兼修，只要在哪一方面用心用力，他都会业绩非凡。

    如果当年没有因为客观原因短暂脱党，也许他会继续早期革命家的生涯；如果在重新与党取得联系、回到革命队伍之后，中断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学习，那么也许他会成为职业革命家；如果在社会公职岗位上继续任职，那么也许他会成为出色的行政人才。

    如果上述“如果”各自成真，那就没有后来享誉国内外的大数学家谷超豪。

    当然，事实上，这些如果皆未成真。兜兜转转后，他还是选择了在数学研究领域“立定”，并最终取得不俗的业绩。

    应该说，这与谷超豪一生中不乏伯乐有关，尤其是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和他的恩师苏步青。出于对他难得的科学天赋的理解、尊重和爱护，地下斗争中的曾绍文在欣赏他革命斗志和工作能力的同时，坚决主张他回浙大读书，理由是：“全国解放以后，国家建设也需要科学家。”苏步青更是担心他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学生运动上而影响学习，建议他“学生会这类事情少做一点吧！”全国解放后，谷超豪对数学兴趣日益浓厚，适逢党中央发出“革命青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苏步青一面向浙江省文教厅恳切建议，一面说服文化教育的主管领导，为他争取到了辞去公职、回归科研教学队伍的宝贵机会。曾绍文和苏步青，两位“贵人”的援手，帮助谷超豪在两个关键时刻作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

    二

    谷超豪辞去顺风顺水的社会公职、回归充满未知挑战的科研领域之抉择，固然有他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爱好和他对于自身科研天赋的一份自信，但他却绝对不是仅从一己利益出发、为了个人成名成家。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少年时期即自觉背叛家庭加入组织的共产党员，他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是和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对谷超豪而言，为科研而攻关奋战，就是为党为人民为祖国而战，他是党、人民、祖国在科研战线上的一名忠诚战士。在他身上，学术与政治是高度统一的。

    他以祖国建设需求为重，将自己的科研主攻方向选择为虽有关注和研究但并非他最为擅长的偏微积分方程领域，就是他极其自觉而且自然的行为，没有什么牺牲的意味，也没有什么动摇和犹豫。

    其实，不只是谷超豪，就中国现代整个科学家群体而言，如果国家建设急需某方面研究成果，如果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恰巧并非最擅长最熟悉而是次擅长次熟悉，那么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将那个次擅长次熟悉作为主攻方向，而将那个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暂时搁在一旁。尽管这样会影响科学家个体早出成果、出大成果，但却有利于提升国家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国家建设的整体展开。中国现代科学家大多会心甘情愿如此抉择。追根溯源的话，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有关，也与中国传统士人“忍不住”的社会关怀有关。

    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个人并非自足性的存在，只有置于家族、天下的群体环境中才有意义，所谓小我服从大我。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关系时，群体利益——“义”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个人利益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在家族尤其是天下的大义面前，选择放弃和牺牲个体之利，不仅是社会称颂和公认的崇高行为，也是士人求得内心平衡与平安所需。

    在这种集体主义和“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长期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逐渐凝聚为“学而优则仕”和“学术经世”两种备选行为模式，表面上前者是“达者兼济天下”，后者是“穷则独善其身”。但其实，无论是“达”是“穷”，中国士人骨子里都深怀着“以格致诚正功夫做修齐治平大业”的内圣外王情结，所以即使是“居江湖之远”，也忍不住“思庙堂之忧”。或许其间多少怀有一丝智力上的优越感，但这份优越感不是拿来炫耀的，与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任重而道远”，是“九死而不悔”。

    不仅古代中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文化传统，近现代中国也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环境。可以预言，只要中国尚未完成强国建设目标，‘科学强国’的呼声依然会远远强于‘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

    三

    虽然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谷超豪自己似乎没有什么大的纠结。虽然他相当自觉地主动地以科学研究为政治理想服务，但他也和中国整个知识阶层一样，并没能幸免于政治厄运，没有逃脱政治对于学术的干扰。其中尤为典型的有：解放后第一次留苏政审未果、“文革”中的艰辛遭遇、赴美学术交流的一波三折等等。

    1953年第一次留苏因政审遇阻的这段经历推迟了谷超豪的首次留学生涯，也延迟了他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步伐。那一年，他27岁。到政审通过、1957年赴苏留学，他已31岁。数学被认为是年轻人的事业，是一个学术成果与年龄有着特别相关性的科学领域。当我们看到国际上现代数学的开创者阿贝尔、伽罗瓦、黎曼等天才早在20岁左右就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数学事业，中国现代第一代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也在30岁以前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数学成就。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谷超豪整整4年被耽搁了，失去了与当时既对中国友好又走在世界数学研究前列的苏联数学界的学习与交流机会，是怎样巨大的一个损失！

    当谷超豪刚入不惑之年，正是年富力强富于创造性的岁月，却遭逢“文革”爆发。无休无止的抄家、批斗、隔离审查与强迫劳动，使谷超豪身心俱疲，不知被占用和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所幸1970年开始他入选市委写作班子理科大批判组，得以以“批判”的名义接触世界科学发展的成果。

    文革后期，因为彼时对外学术交往的保守政策，又使他失去了及时与美国学术界同行密切合作研究的良机。1974年著名旅美物理学家杨振宁来沪，在复旦大学与谷超豪及其团队进行了交流。当时，杨振宁就对谷超豪的才华非常认可与欣赏，向他发出了赴美讲学的邀请。此后杨又多次发出同样邀请。然而，到谷超豪实际成行，已是五年之后的1979年。谷超豪那时正在创造力极为旺盛的生命阶段，竟然整整被耽搁了五个年头才又一次迈出国门。

    如果将这些历史的遗憾对照谷超豪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人们不禁扼腕叹息：假如没有那几次干扰，他的学术进展会呈现出怎样的速度？他究竟会达到怎样的高度？

    历史无法假设，然而读史使人明智。良好、宽松、开明和清明的社会氛围是科学家创造性工作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所谓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除了学者本人的立场与态度之选择外，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对学者的影响或制约。既然中国的学者/科学家大多受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和近现代救国建国至上论的影响，对他们而言，“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过于奢侈的事。那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另一个要素——政治，能够比较清明和开明，至少当局不要无端怀疑学者/科学家的爱国热忱，不要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不要挥霍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他们才能保有其学者/科学家本色，在自己有专长有兴趣的专业领域创造发挥。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02月04日16版）